华为对借用传统玩具竹知了玩梗的少数网友采取了法务行动，不仅没有起到震慑舆论的作用，反而让舆论愈演愈烈，令竹知了成为某种反抗话语霸权的道具。人民群众很久没有如此酣畅淋漓地讽刺过什么东西，空气里充满嗡嗡的响声。在两个方向上，围绕竹知了这一象征玩具的压制与拥护，都足以让这次事件具有强烈的转折意味：一是华为作为新时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再想想Rethink，作者：照相的宋师傅，题图来自：AI生成

华为对借用传统玩具竹知了玩梗的少数网友采取了法务行动，不仅没有起到震慑舆论的作用，反而让舆论愈演愈烈，令竹知了成为某种反抗话语霸权的道具。人民群众很久没有如此酣畅淋漓地讽刺过什么东西，空气里充满嗡嗡的响声。

在两个方向上，围绕竹知了这一象征玩具的压制与拥护，都足以让这次事件具有强烈的转折意味：一是华为作为新时代民族崛起叙事的科技主体地位，终于不为民意所喜；二是大众更新了对华为的认识，其扮演的反美英雄角色让位于蛮横资本家形象。

这两大转变并非只靠竹知了事件达成，在此之前，“遥遥领先”“1000万内最X”的网梗早已经为人熟知。当这些梗被用在线上线下的社交情境时，它们仅仅具有不多的冒犯之意。等到发生竹知了事件，蓄积已久的网民情绪终于在嘲讽中暗含愤恨。

民族情绪是一种颇有韧性的时代浪潮，它的周期与起伏，成为频繁托举国产品牌的强大舆论基础。华为的崛起不只是一种科技现象，更是一种与民族自豪感精明互动的品牌策略。华为与民意有过蜜月期，但竹知了事件宣告这一蜜月期的终结。

在任正非从舆论中隐身后，华为推出了余承东作为形象代表。以余代任，是华为两种形象路线、两种状态的切换。在特殊形势下，任正非代表华为战略形象，策应国家宣言；华为的大局地位巩固后，推出余承东，开始向消费场景开疆拓土。

假如把民意视作一种营销资源、一种品牌的社会认可度，与任正非相比没多少个人魅力的余承东，实际上一直在前者的余荫庇护下，消耗的是任正非挥斥方遒所赚取的民意红利。竹知了一夜之间变成全员意会的讽刺工具，测出这种消耗快要见底了。

粗略地看，竹知了事件对华为中间层的消费群体影响最大，对高端和低端产品用户影响寥寥。问题在于，中间消费群对竹知了事件的感知最强烈，意难平也最多，也最愿意传播竹知了对华为的负面价值。从忠粉到黑粉，中间层消费者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些年国产汽车、国产手机逆袭国外品牌，除了中央政府在政策面的倾斜支持，舆论主流情绪转轨至民族主义并生成“用国货、争国光”的消费叙事，实在是功不可没。华为作为爱国思潮中受益最多的品牌，终于在竹知了事件中见识了时代的因果。

竹知了事件引发的群嘲，短期内不会殃及华为的根本，它在政府深层的影响力和普及程度并不被危及。有一种可能，当华为被推向好坏参半的道德评价，随着舆论风向增强，一些看似不可能的再平衡就会从社会外部波及到政府内部。

而在电子产品消费领域，像手机和电车两个系列中，竹知了事件的负面劝阻效应将会直接生效。竹知了作为传统玩具，具有比华为更朴素的国粹特性，若说它涉及言论自由或许少有人附和，可将对竹知了的否定视同资本的傲慢，恐怕会收获广泛理解。

进一步说，竹知了事件最大的影响，在于让大众看到了真实的华为，以及在心里对它的重新定位。那种“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俨然，让位于不想让人说话的强硬做派。竹知了是大众批评的工具，可华为法务既不想自我批评，也抗拒别人的意见。

当竹知了成为噤若寒蝉的象征，“华为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将深入人心，并激发更普遍的反感。站在这个节点事件上，再回溯与华为有关的一个个公关碎片，就能知道竹知了事件不是一夜铸成，而是对华为迷思的觉悟一点点凝结得来。

昔日任正非哪怕与西方交恶，也多体现风度，对民族主义情绪多有清醒省思之论。而当华为趁这种名誉度杀进消费场景，已然将民族情绪视为予取予夺之物，代言人的夸口之态与任正非的谈笑风生相去甚远。竹知了风波，品牌观感或今不如昔，却也证实民意转换也在朝夕，人们要收回曾慷慨给予华为的忠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再想想Rethink，作者：照相的宋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