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著名新闻出版家、杂文家陈四益先生离世，享年八十六岁。陈四益，上海嘉定人，一九三九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古称益州），遂名为四益。一九六二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十年动乱”中，离上海，进工厂，后又当记者，编刊物，退休前为《瞭望》周刊副总编辑。著有《绘图双百喻》《乱翻书》《陈文丁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读书杂志 ，作者：《读书》编辑部，原文标题：《纪念 | 那道开篇的风景：悼念陈四益先生》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著名新闻出版家、杂文家陈四益先生离世，享年八十六岁。

陈四益，上海嘉定人，一九三九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古称益州），遂名为四益。一九六二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十年动乱”中，离上海，进工厂，后又当记者，编刊物，退休前为《瞭望》周刊副总编辑。著有《绘图双百喻》《乱翻书》《陈文丁画之百喻图》《陈文丁画之唐诗图》《错读儒林聊斋索图》等二十余种。

一九九一年，陈四益先生与漫画家丁聪先生联袂，在《读书》封二开辟了“新百喻”专栏。文图相生，别成格调，从此成为无数读者每期必先翻阅的“开篇风景”。他们又在《读书》开设专栏“诗画话”“双百喻”等。

这样的丁陈组合持续十五六年，直到二〇〇六年丁聪先生因病不能作画为止。

在广大读者关切询问下，陈四益先生又请出黄永厚先生执笔，栏目更名为“画说·说画”，薪火再传，直至二〇一五年第四期。

陈四益先生的文章，由寓言而随笔，由文言而白话，由文而诗而诗文合一，普遍短而犀利，婉而多讽。他善用古典今闻，勾勒世相，于幽默中见深刻，在简约中藏机锋。

无论是与“小丁”的珠联璧合，还是与“黄老”的惺惺相惜，他们的创作核心始终是：用文字和图画凸显世间万象，别具意趣，实有深味。

对我们而言，陈四益先生不仅是一位作者，更是《读书》一个时代风貌的参与者和塑造者。他那些与画作相伴的智慧文字，早已嵌入杂志的肌理，成为我们共同阅读记忆里，一片蕴藉隽永的风景。

对于所有《读书》的老读者、编辑者而言，那道开篇的风景从不曾远去。

四益先生，一路走好！

我同《读书》

文｜陈四益

（选自《我与〈读书〉》）

我同三联书店结交的时代，是一个全民思考的时代。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不能再按老样子生活了。虽然自上而下都在提倡解放思想，但思想解放也要有足资参照的思想材料，像“文革”中那样除了“红宝书”什么都不许看、什么都不许想，还谈何思想解放！

那时，人民出版社大体还是“马恩列斯毛”，尽管大家未必真正读懂了，但至少已经耳熟能详，若是还按原样诠释，中国很难走出已有的模式。商务印书馆的书，重点是汉译名著，自然都是好书，不过一来这些书难啃，二来这些经典学术名著与当前的思想实际总觉隔了一层。三联的书不同，它选择的书，是那些既能传递新的思想信息，又读来颇有趣味的书籍。譬如房龙的《宽容》，在经历了思想禁锢文化专制的时代，经历了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连家庭中也斗来斗去毫不宽容的时代，读来犹如一阵清风沁人心脾。其他如《人类群星闪耀时》《文明与野蛮》《欧洲文化的起源》等等，都畅销一时，对打开眼界、解放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还在三联书店真正从人民出版社独立出来之前就已创办的《读书》杂志，更是因其明晰的思路、开阔的视野、清新的文风，受到一代知识分子的喜爱。“读书无禁区”在今天听来似乎不甚新奇，但在人类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都被斥为资产阶级文化垃圾的时代尚未完全过去之时，这一声呐喊，真有石破天惊的气势。那个时期，三联真受欢迎。有人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架上都有三联的书，并非夸大其词。

不过，直到二十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同三联也只是一个书籍爱好者同一家出版社的关系——它印书，我买书。

同三联书店较为密切的联系，开始于一九九〇年。《读书》杂志的赵丽雅女士突然写信给我，问我是否可以为《读书》写一些稿件。我对《读书》向有好感，承蒙邀约，就把正好写就的几首诗词连同丁聪先生配好的画一并寄给了她。几首诗的总题是《玩具杂咏》。这类咏物诗词大体都有弦外之音。譬如“牵线偶”：“婉转盘旋一线牵，几人识得个中奸。乌头白面曹瞒戏，幕后无人总枉然。”又如“笑弥勒”：“莫道有容乃大，休夸无欲则刚。心肝脾肺在何方？装甚圣贤模样！惯会推三阻四，偏能作势装腔。呵呵长笑混时光，好个滑头和尚。”其中所刺，不难会意。刚刚经历了一场所谓“风波”，报刊编辑都如惊弓之鸟，小心得紧。在这样的社会气氛下，我本以为未必能够刊载，不料很快便刊登出来。后来，沈昌文先生告诉我，吕叔湘前辈等给予了我意料之外的赞赏。于是，接着又陆续写了几首“文化杂咏”。快到岁尾的时候，赵丽雅女士又来找我，希望我同丁聪先生为《读书》连续写一些图文相配的文字。她已先问过丁先生，丁先生说：“你去问陈四益。”我同赵丽雅素昧平生，只是看她名字，心想大约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因为那时苏联小说《古丽雅的道路》正畅销行时，那个时代出生的女孩叫丽雅的很多。赵丽雅不善言辞，但她的诚挚使你无法拒绝她的要求。她说：你的文章只有《读书》最适合。这句话说得似乎很平常，但很令我开心，因为《读书》在当时知识界的影响我是知道的。说我的文章适合《读书》，在我听来就不是拉稿的套语，而是一种评价。于是，我们说定，把我正在写着的“新百喻”系列搬到《读书》上连载。

“新百喻”搬上《读书》，我也就同这家杂志结下了近二十年的不解之缘。先是封二上的“新百喻”，后来又加上封三的“诗画话”，前用文言，后用白话，于是“陈文丁画”渐渐成为《读书》的一个“品牌”，我也成了《读书》的“铁杆儿”作者。

萧乾先生问我，为什么同丁聪先生能合作这样长的时间而不中辍？除了丁先生同我的愉快合作之外，与读书的几位编辑也大有关系。

80年代，《读书》编辑部合影，右起：沈昌文、吴彬、杨丽华、赵丽雅、贾宝兰、郝德华

赵丽雅是我同《读书》结缘的最早一位编辑，剪着像男孩子一样的发式，从朝内大街到我工作地点的宣武门，总是骑一辆自行车，酷暑严寒，都是如此。接触多了，我知道因为赶上“文革”，酷爱读书的她没能进入大学。她开过卡车，卖过西瓜，然后在倒霉的“文革”终于结束之后，凭着自学的才干考入《读书》，当了编辑。她一面编稿，一面自己也写文章。起先我不知道她用什么笔名，过了很久，才知《读书》上那些用《诗经》诗句做笔名的，大抵出自她手，文章清丽脱俗，思路细密，体会入微。这些笔名中的“扬之水”，后来成了她常用的笔名。现在她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因为她的几部精彩学术专著，知道扬之水的多，知道赵丽雅的反倒不多了。她好像没有太多的嗜好，唯一不变的嗜好就是买书。她做编辑工作的细致，也像她后来做学问那样。现在说到书刊，有一句“无错不成书”的熟语。但我的稿件凡赵丽雅经手，几乎没有什么舛错，可见错漏的出现，还在编辑的水准与敬业的精神。有了电脑、手机，编辑与作者的联络，大都是电邮与短信。这当然很便捷，但赵丽雅始终是用信件。一封短短的信，几行工整娟秀的小楷，或是催稿，或是质疑，或是转来一封读者来信，信上她认为重要的话，还画上了横线或着重号，总让你感到编辑的认真与周到。同这样的编辑打交道，我也就不能不认真周到了。

《读书》的主编，也是三联的老总，那时是沈昌文。他的作风又是另外一路。他的朋友遍天下，走到哪里都能碰到熟人。这些熟人又大多是他的作者。他有时会登门拜访，有时会邀集聚餐，无论登门还是聚餐，都十分随意。他从不在什么五星级酒店请客，也从不一摆几桌，大多是五六人、七八人，找一家不起眼的饭店，但菜肴总是颇有特色。他的小本上记有许多老的、新的餐馆电话，如果谁要想请朋友聚聚而又不知何处有佳肴，问问沈昌文先生总会得到满意的答复——所费不多而又令客人满意。吃饭的时候，没见他正襟危坐地谈论什么要务，大多是海阔天空一顿神聊。但在这样的神聊中，他已经捕捉到了需要的信息，结识和联络了许多重要的作者，办完了该办的“公务”。这办法是读书人最喜欢的。听前辈们说，当年聂绀弩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的时候，也是这个作风。在沈昌文主持《读书》的时候，每月都有一次“读书日”活动。一封短简，通知一下时间，然后就请君随意，有意就来，无暇就算；有事就走，无事就留，绝对宽松。“读书日”也没什么主题或议题，更没有什么“主旨报告”或“中心发言”。主办者只是提供一间清净的场所，准备一些茶点，如此而已。但大家都愿意去，因为到那里可以见见多时不见的朋友，也可以结识一些久已仰慕的前辈或新知。起初，由于书荒，“读书日”还提供一些新版的热销书，后来买书不难，也就连这也免了。沈昌文先生和《读书》的几位编辑，此时便穿梭于作者读者之间，在闲谈之中把约稿之类的事情办妥了。

一家刊物要办得好，总要禁得住时间的检验，为此办刊物的人有时必须冒一点风险。回顾“文革”后思想解放的历程，有时不免失笑，但那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戴个墨镜，穿条牛仔裤，就被认为是受了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八十年代初，唱歌用点气声就成了靡靡之音；八十年代中，披肩发、超短裙都是“自由化”的表现，有一段时间披肩发的女子进北京市委都要给一个发箍扎成马尾才许进入。这些事今天听来已如天方夜谭。《读书》在思想开放方面向来走得靠前，为此，沈昌文先生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好在胡乔木后来也把自己的文章交由《读书》刊登，看沈昌文的回忆文字，念念不忘胡乔木的这个支持，也足见当时压力之大。《读书》能坚持这么多年，沈昌文先生功不可没。这也证明，事涉思想、理论、文化等等问题，在上者总要谨慎、宽容为好。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不要以为一声令下就能如何如何。思想的历程表明，只有在宽松的舆论环境下，才能调动起思想的创造力，才能有思想的突破、理论的发展。任何一个社会，新理论的创造都要靠无数思想家的共同努力，而不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所能垄断的。社会的发展需要新的思想时，守旧势力的压制或可收效于一时，但终究还是不能阻挡新思潮的兴起。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经验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只是有的人至今不悟罢了。

同《读书》的因缘一晃就是十几年，其间也并非事事如意。有一次，我和丁先生的一篇文章，惹恼了一位我素所尊敬的大家，于是接连两天致信沈昌文先生，指责我们无知，指责《读书》刊登我们的文、图。沈先生把信转给我看，说准备删去一些过于刺激的话后公开发表。我一向欢迎对我文字做公开的批评，无论文字多么尖刻。我建议沈先生无须删节，原信照登，但应当给我同样或较少的篇幅答辩，这样才是公平的论争。我以为公平论争符合学术争鸣的常规。但沈先生似乎颇为作难，说了些不得已的苦衷，要我“理解”。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也只好体谅他的难处了。好在“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的两篇答辩文字，一篇后来成了我的文集《瞎操心》的后记，另一篇则在禇钰泉先生主编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可惜的是批评文字与答辩文字不在一处，给读者带来了许多麻烦。我至今还是希望一家报刊能够平等地对待作者，尤其是发生学术争鸣的时候，不要因为地位、资格等悬殊而厚此薄彼，哪怕一方是天大的官也不例外，何况学界。但我知道这在中国很难，因大人物一发怒而停掉一个栏目、一家报刊的事不是屡有发生么？以沈昌文先生的开明和善于周旋尚有不能，他人就更难坚持了。

丁陈组合（左）；2015年7月，陈四益到医院探视病中的黄永厚（右）

再后来，沈昌文先生退休，《读书》的编辑路向有了很大改变，这也是常态。自觉我的那些文字延续已久且同刊物的新面貌颇有扞格，几次提出是否可以带住，但吴彬、李学军等《读书》的老编辑一再希望继续写下去，尽量多保留一点老《读书》的特色，热心的读者也一直关心着我同丁聪先生的专栏。去年，丁聪先生因年事已高又不慎跌了一跤，不能作画，专栏中断几期，便有不少读者来函询问。这些都使我非常感动。编辑同读者的关心、期望与支持，便是我同三联、同《读书》十几年缘分不断的坚韧纽带。与丁聪先生的合作不得已中断后，我同黄永厚先生的合作仍在《读书》继续。

2006年，丁聪在《读书》告别读者（《挥手自兹去》，黄永厚绘）

一个作者，能同一家刊物、同刊物的编辑结下十几年不断的因缘，可谓难得。为此我十分感谢《读书》的各位编辑。我想，这大概也是三联书店同许多作者结缘久长的缘由。一家出版社的兴旺与否，自然同主持者的出版理念有关，但再好的理念，都要由编辑来实现，体现在一本本书中，一期期刊物中。三联书店若能始终爱惜并保有一批优秀的编辑，三联将长盛不衰。我坚信，我期望。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记

二〇〇八年，三联书店六十周年店庆时，我写了这篇《我同〈读书〉》，以表庆贺，因为我同三联书店的特殊关系，主要是同《读书》这本刊物的关系。同三联人的交往，也主要是同《读书》编辑们的交往。或者说，我只是同三联这个家族的一支，有过较多的过往。当然，那时《读书》的主编就是三联的总编，《读书》编辑们体现的编辑风范，就是三联书店的风范。他们同作者之间的友好关系，也体现着三联书店同作者的关系。那种亲切，那种随意，让人如沐春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读书》有“读书日”活动，是读者、作者、编者自由交流的场所。组稿，商讨，请教，有事就聊，聊完就走，非常自由。这样的编辑、作者、读者不拘形迹地自由交流，似乎还未见别家，我在文中已有记述，不再多说。但一家出版社能否办得出色，主要就看编者、作者、读者能否心意相通。如果读者的需要就是编者的追求，也是引发作者写作的动力，那么这家出版社必定是兼受作者与读者欢迎的出版社。所谓编辑的责任感，我想也在于能够很好地充当作者与读者的桥梁。

转瞬又是十年，三联书店也应到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火候。它不仅是生活、读书、新知这三家出版社的“三联”，更是编者、作者、读者心意相通的“三联”。

祝“三联”，永远是“三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