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以来，澳大利亚多家拥有数百公顷葡萄园、数万吨加工能力的企业相继进入外部管理或清算，就连部分主打有机、老藤和产区特色的精品酒庄也未能幸免。当出口收缩、库存积压与债务压力同时袭来，这场调整正从“酒卖不动”演变为葡萄园、酒厂和品牌被拆分出售。1产能大、资产重者率先承压WBO梳理资料发现，这轮经营风险大致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葡萄酒商业观察 ，作者：WBO

2026年以来，澳大利亚多家拥有数百公顷葡萄园、数万吨加工能力的企业相继进入外部管理或清算，就连部分主打有机、老藤和产区特色的精品酒庄也未能幸免。当出口收缩、库存积压与债务压力同时袭来，这场调整正从“酒卖不动”演变为葡萄园、酒厂和品牌被拆分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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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大、资产重者率先承压

WBO梳理资料发现，这轮经营风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集中在规模化产能端，涉及大面积葡萄园、酿造和装瓶一体化酒企。这类企业资产重、固定投入高，对出口订单和产能利用率的变化较为敏感。另一类则出现在优质产区的精品酒庄中，即便产品拥有老藤、有机认证，一旦销量下降、库存周期拉长，再叠加融资成本，同样可能陷入现金流困境。

汤姆森集团（Thomson Group）的情况首先受到关注。作为南澳较大的葡萄园运营集团，汤姆森集团通过汤姆森水果种植公司（Thomson Fruitgrowers）和汤姆森葡萄酒公司（Thomson Vintners），持有伍尔蓬达（Woolpunda）、古德霍普兰丁（Good Hope Landing）和德夫林斯庞德（Devlins Pound）三个葡萄园资产，合计占地约736.9公顷。

今年7月8日，两家公司正式转入清算阶段。古德霍普兰丁和德夫林斯庞德已经签订出售合同，伍尔蓬达仍在市场寻找买家。

据了解，汤姆森水果种植公司负债约1799万澳元，其中欠澳洲国民银行约1420万澳元。此前在自愿管理程序（Voluntary Administration，澳大利亚公司法下的一种无力偿债处置程序）期间，企业一边维持葡萄园运转，一边推进资产出售，其间还完成了近6000吨葡萄的采收。公司认为，长期供过于求、酿酒葡萄价格低迷、经营成本上涨及持续投入，共同削弱了企业的偿债能力。

如果说汤姆森集团反映的是大面积葡萄园的压力，那么南澳葡萄酒大师公司（Winemasters SA）所面临的困境，则出现在合同酿造和散装酒加工环节。

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南澳葡萄酒大师公司，是河地产区规模较大的合同酿酒和散装葡萄酒加工企业。其厂区占地21.45公顷，年加工能力约3万吨，储酒能力达到3500万升。

该公司曾是中国市场的重要散装红酒供应商，但在国内市场收缩、全球葡萄酒消费走弱及库存高企的背景下，经营持续承压。厂区于2025年9月挂牌出售，但一直未能找到买家，目前公司已进入破产管理程序，其最大债权人为本迪戈和阿德莱德银行，欠款约320万澳元，另外，公司还欠澳大利亚税务局约30万澳元。

目前，该厂区已经重新启动出售程序，意向征集截至7月31日。买家既可以连同设备整体收购，也可以分别对土地、厂房和生产设备报价。

同样位于河地产区的赛琳娜酒庄（Salena Estate），则代表了另一类规模化企业。赛琳娜曾跻身澳大利亚葡萄酒产量前20名，也是当地规模较大的有机葡萄酒生产商，业务覆盖葡萄种植、酿造和销售等多个环节。

虽然赛琳娜的处置时间更早，但其结果仍具有一定代表性。2024年2月下旬，赛琳娜酒庄欠西太平洋银行近2000万澳元，并积压了约500万升散装酒。同年10月，债权人同意中国天宇羊毛的一家关联企业以约920万澳元收购其土地、酒厂和生产设备，不过，赛琳娜品牌及散装酒库存并不在交易范围内，相关库存另行出售。

这意味着，即便企业最终找到了资产接盘方，葡萄园、酒厂、品牌和葡萄酒库存仍可能被拆分处置，原有的完整经营体系未必能够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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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精品酒庄也陷入困境，品牌与库存等待“接盘”

风险并未止步于规模化生产端。在精品酒庄中，也有企业相继陷入困境。

布鲁尔寺庙酒庄（Temple Bruer Wines）是兰好乐溪历史较长的有机葡萄酒生产商，也是澳大利亚有机酿酒领域的先行者之一。今年7月初，公司转入清算程序，合计欠债约260万澳元，目前，其品牌、葡萄酒库存及相关资产仍在寻找买家。

据了解，当时企业持有超过1.1万箱瓶装酒和约34万升散装酒，同时拥有兰好乐溪酒厂以及位于河地和伊甸谷的葡萄园资产。公司将行业供给过剩、利润空间收窄、消费下降和经营成本上涨列为企业面临的主要压力。

以红葡萄酒见长的哈特兰酒庄（Heartland Wines）也陷入困境。2026年6月15日，哈特兰正式进入自愿管理程序，据悉，该酒庄债务约为360万澳元，其中，负责储存产品的巴罗萨酿酒公司（Barossa Vintners）声称，哈特兰欠其160万澳元，其中约100万澳元的债务可追溯至2023年的生产、保存及仓储费用。

据了解，哈特兰账面上的葡萄酒库存价值约313万澳元，但实际回收金额仍有待核定。此外，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定于7月20日举行，债权人届时将在接受公司安排契约、结束自愿管理或进入清算之间作出选择。

来自澳洲某酒庄的负责人王萍还观察到，巴罗萨等传统产区同样有不少葡萄园和酒庄资产挂牌出售。“一些大型酒企和知名品牌也在调整澳大利亚葡萄酒业务，部分巴罗萨的酒庄运营都存在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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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弱和财务压力等问题集中爆发造成的结果

这些企业的规模、业务模式和债务结构各不相同，为何却在相近时间进入清算程序？

从上述案例来看，主要原因是需求收缩、产能调整缓慢与财务压力长期叠加，最终集中反映在现金流上。当葡萄酒销售速度放慢，库存会持续占用资金，一旦融资和资产出售跟不上，企业便容易陷入危机。

规模化产能端首先受到出口市场收缩的影响。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Wine Australia）最新出口数据显示，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量为6.03亿升，同比下降7%；出口额为22.8亿澳元，同比下降14%。英国和美国作为澳大利亚葡萄酒重要的出口市场，同期出口额分别为3.36亿澳元和2.51亿澳元，分别下降5%和22%。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此前还指出，英国和美国合计承接了澳大利亚超过一半的葡萄酒出口量。2025年，澳大利亚对英国出口量下降9%；对美国出口量虽然增长11%，但增量主要来自散装酒，出口额反而下降12%。这说明核心市场整体需求偏弱，即便部分市场出现数量增长，也更多集中在价格较低的散装酒。对于依赖规模和产能利用率的葡萄园、合同加工厂而言，订单减少与价格承压同时出现，固定成本便更难被摊薄。

作为澳大利亚葡萄酒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中国市场的变化同样影响着澳洲酒企的库存消化能力。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26年1—5月，中国进口澳大利亚瓶装葡萄酒约1180万升，同比下降19.39%；进口额约2.23亿美元，同比增长2.6%；进口均价达到18.89美元/升，同比增长27.28%。

“量降额升”的走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澳大利亚葡萄酒在中国市场的恢复更多集中在中高价位产品，并不是各个价格带同步增长。渠道没有继续进行大规模、广覆盖的备货，而是把有限的资金集中在认知度较高的品牌、核心单品和相对容易动销的中高端产品上。

以奔富等高知名度品牌为代表的产品仍具有较强优势，但对于知名度较低、同质化程度较高或库存周转周期较长的澳洲酒，进口商的态度明显更加谨慎。

王萍认为，澳大利亚葡萄酒行业当前面临的压力并非短期形成。此前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实施“双反”措施，造成中国市场需求断崖式下滑，疫情及随后出现的全球经济疲软，又进一步拉长了行业调整周期。

“对于拥有大面积葡萄园、产能规模较大的企业来说，葡萄藤不会随着订单减少而停止生长，上游仍要持续投入。为了回笼资金，一些企业只能以低于综合成本的价格清理库存，但庞大的库存又很难在短期内消化，现金流因此不断被透支，这种情况目前在澳大利亚葡萄酒上游并不少见。”

王萍进一步表示，不同产品定位和经营模式，也决定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入门级、规模化产品为主的产区主要依靠销量，单瓶利润较薄，但正常情况下周转较快，因此企业预留的现金周转周期往往也比较短。一旦销量骤降，资金压力会更快显现。中高端酒庄的酒液熟成和陈酿时间更长，进入门槛也更高，经营者要么规模较小，要么背后拥有资金实力较强的股东，现金流规划通常更长。即便降价出售，价格多数仍能覆盖直接成本，更多是牺牲毛利，而不一定立即跌破成本。”

广西南宁澳洲酒进口商孙功表示：“哈特兰的产品定位并不低，也有老藤资源，但其核心产区兰好乐溪在中国市场的认知度仍不如巴罗萨，所以之前也没有进口相关产品。”

市场收缩以后，进口商会优先选择消费者更熟悉、解释成本更低的产区和品牌。“澳大利亚的人工、土地和经营成本都不低，企业一旦使用了较大财务杠杆，销量下滑后，现金流压力很快就会暴露。产量越大的地区，就会相对困难一些，而产量较小、负债较轻的酒庄，可能更容易熬过这一轮调整。”孙功说道。

渠道选择更加集中，也加剧了普通产品之间的价格竞争。广东一位澳洲葡萄酒进口商孙志平指出：“现在葡萄酒市场已经比较饱和，客户买得更少，需求也越来越集中在头部品牌和有消费基础的产品上。大量普通葡萄酒只能拼价格，但即便酒庄低价清库存，酿造、仓储、运输和利息成本也不会消失。价格降到一定程度，产品卖出去也未必能够止亏。”

除了消费总量下降，需求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华南一位澳洲葡萄酒进口商宋玉伟表示：“渠道需求正在向白葡萄酒、轻盈型和低酒精产品分流，但澳大利亚不少企业的库存和产能仍然集中在红葡萄酒，葡萄园改种又需要几年时间，消费变化很快，生产端的调整却没有那么快。”

前期投资与市场变化之间的时间错位，也放大了部分企业的经营风险。葡萄园扩建、酒厂增加设备以及新产能释放，通常需要数年时间，不少项目作出投资决定时，中国及全球葡萄酒市场仍处于相对乐观的阶段，等到产能真正形成，市场需求和消费偏好却已经发生变化，过去为了扩大规模形成的资产和债务，反而可能在行业下行期成为沉重负担。

融资成本进一步压缩了企业的回旋空间。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026年5月数据显示，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新发放贷款的平均利率分别为7.26%、6.12%和5.49%。一旦银行不再续贷，酒庄很容易由利润下降迅速滑向现金流断裂。

与此同时，酒庄账面上的土地、厂房、葡萄酒库存和酿酒设备，在行业低谷期潜在买家减少，酿酒设备的专业性又很强，很难迅速转作其他用途，因此资产出售周期通常较长，成交价格也容易被压低。

南澳葡萄酒大师公司挂牌后长期未能找到买家，哈特兰对库存实际变现价值保持谨慎，都反映出行业资产变现困难的问题。

总体来看，澳大利亚部分葡萄酒企业进入自愿管理、接管或清算程序，根本问题在于市场需求、产能结构和债务周期出现了错位，需求下降得快，产能退出得慢，库存变现又赶不上成本和利息的累积速度。即使企业账面上仍拥有土地、设备和大量产品，也可能因为缺少可支配现金而被迫重组或清算。

值得注意的是，南澳州政府在2026—2027年度预算中宣布，未来四年将追加80万澳元扩展“Project 250”葡萄酒计划，帮助各产区缓解供给压力、拓展国内市场，并提升行业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其效果如何，尚待观察。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