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一种新的“团圆”模式引发热议：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后不住家里，而是预订酒店。因为与长辈同住一个屋檐下，催婚、催育、催工作等话题极易点燃家庭争执。这种现象背后，是代际之间对私人空间、生活选择与亲情表达方式的激烈碰撞。年轻人正试图在传统团聚中，划出一道自我保护的边界。而在同一片乡土的另一面，有一批“乡村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名酒研究所 ，作者：名酒研究所，原文标题：《「春节特辑」乡村最后一批老酒客》

今年春节，一种新的“团圆”模式引发热议：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后不住家里，而是预订酒店。因为与长辈同住一个屋檐下，催婚、催育、催工作等话题极易点燃家庭争执。这种现象背后，是代际之间对私人空间、生活选择与亲情表达方式的激烈碰撞。年轻人正试图在传统团聚中，划出一道自我保护的边界。

而在同一片乡土的另一面，有一批“乡村老酒客”们——一群45-60岁、留守乡土、习惯以酒为媒维系人情网络的传统生活者，面临的却是另一种更为寂静的“失联”。他们的酒桌，并非年轻人有意疏离的战场，却同样在不可避免地冷清下去。当年轻人努力在春节挣脱某种束缚时，他们却在殷切期盼着能有人坐下来，陪自己喝一杯。这种双向的“断层”，共同勾勒出一个时代变迁下，传统人情联结方式正在经历的深刻瓦解。

乡村最后一批老酒客们，其杯盏之中所映照的，远不止个人年华的老去，更是一整套植根于乡土熟人社会、物质相对匮乏年代的乡村饮酒文化，如何在城镇化、代际更迭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多重冲击下，逐步走向终曲。

越来越喝不动的“老王”

每年春节，都是老王最期盼的时候。一般到了腊月二十五号前后，他在外工作的孩子，以及儿时的伙伴就会回到村里，让平日里略显冷清的酒桌重新变得热闹。

老王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川北。在他正值壮年时，许多同龄人选择外出务工，而他为了照料家庭与孩子，与妻子一起留在了村里。随着年轻一辈纷纷去往城市，如今，老王所在的村的常住人口已不足登记人口的五分之一。年近花甲的老王，反而成了村里屈指可数的“年轻人”。

除了务农，老王还兼职小包工头。他为人豪爽大方，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饮酒，年轻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喝上一、两顿。去年，出于性价比的考量，老王拿出1000斤高粱，花3000元请师傅上门酿酒。从发酵到出酒，整个流程历时25天。在老王看来，自家酿的酒更健康、不上头，也更好喝（受访者个人观点）。

△老王请人上门酿的酒（自酿散酒有风险，请勿模仿）

然而，望着家中那几坛满满的酒，老王有时也会嘀咕：“要是搁年轻那会儿，这些酒用不了多久就喝完了。可现在，不行了哦……”回想当年，他说自己年轻时喝上一斤白酒轻轻松松，如今年纪大了，最多三两就到头。他的一些老友，更是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基本不喝。

能坐在一起畅饮的老朋友越来越少人，而年轻人里愿意喝的更是寥寥。在老王的八位晚辈里，只有两位从事建筑相关工作的侄儿还能陪他喝点白酒，他的女儿、女婿以及其他晚辈则对此兴趣缺缺。

今年春节的团圆家宴上，老王因为高兴，多喝了几杯，没想到竟然睡了一整天，直到第三天才缓过劲来。挨了好一顿数落之后，老王不禁无奈地感叹：“喝不动了，喝不动了……”

后继无人，逐渐消失的乡村老酒客

放眼全国，像川北老王这样的“乡村老酒客”早已不是个例。他们逐渐淡出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变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在2025年已达到67.89%，超过9.5亿人生活在城镇。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人口占绝对主导（超过80%）的情况相比，留守乡村的人口基数已大幅减少。像老王这样始终扎根农村的中老年人，本身就成了“少数群体”。

同时，随着年龄增长至50岁以上，他们已逐渐退出白酒消费的核心年龄段（《2022年中国白酒行业消费趋势报告》研究显示：从白酒消费的年龄分布来看，31-40岁的消费者是购买的最核心人群，其次是41-50岁和21-30岁两大消费群体）。

因此，在城镇化和老龄化的推手下，“老王”这样的传统“老酒客”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落寞。

然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生活方式的代际革命让培育“老酒客”的社会土壤不复存在。

首先是社交模式的转型。“老王”的社交是典型的熟人社交，遇事首先求助亲朋，而年轻一代则习惯于“上网查”。这种变化使得许多依赖线下见面、以酒为媒来建立和维护关系的传统社交场景不再被需要。加之“断亲”现象、宅文化的兴起，酒的强社交属性被显著削弱。

其次是话语权体系的瓦解。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酒是稀缺品，请人喝酒、劝人喝酒是表达热情与尊重的方式。但在商品极大丰富的今天，同样的行为在年轻一代眼中则可能被视为“酒桌陋习”。曾经围绕酒所构建的人情话语体系正在瓦解。

其三是核心需求的变迁。对于“老王”这辈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言，酒曾是“身体解乏”的工具，而对于更多从事脑力劳动的年轻人来说，酒更偏向于“情绪慰藉”。但是在当代，能满足情绪慰藉的选择极其多元，如游戏、盲盒、运动等，这大大分散了年轻人在精神层面对酒的依赖。需求本质的改变，必然导致饮酒习惯、场景和模式的彻底不同。

可以看到，乡村老酒客的减少乃至消失，并非单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城乡结构变迁、人口代际更替、以及生活方式全方位演进下的必然趋势。他们代表的是一个以乡土熟人社会、物质稀缺和体力劳动为背景的饮酒文化，而这种文化正随着时代的车轮渐行渐远。

新酒客的新转向

在这幅传统乡村饮酒文化因“需求侧”老化与萎缩而渐趋沉寂的图景中，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这批怀念酒桌的“老王”老去之后，年轻人们会否重新拾起酒杯？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其原因在于价值逻辑的根本性转变。

首先，在健康意识上，年轻人完成了从“养生”到“自律”的进化。对老一辈的人而言，“适量饮酒有益健康”可能是一种模糊的养生观念，而且经常被社交热情所覆盖。但对于在科学信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来说，保持清醒、控制身体是一种更高级的自我管理与生活品质的象征。

其次，社交的“去介质化”成为常态。酒作为“社交润滑剂”和“关系催化剂”的功能，高度依赖于线下、面对面、需要破冰的场景。而年轻一代的社交从建立、维护到深化，都可以在无需酒精的线上场景中完成。共同的兴趣、线上的互动、信息的共享，足以构建牢固的联结。当社交本身不再必须依赖实体媒介时，作为强媒介的酒，其必要性自然被削弱。

再者，情感慰藉的解决方案极度多元化。父辈可能借酒消愁或庆贺，但在今天，年轻人缓解压力、释放情绪、庆祝喜悦的途径层出不穷：一场游戏、一次露营、一趟旅行、甚至一次沉浸式的剧本杀，都能提供更丰富、更健康且更具掌控感的体验。

因此，乡村“老酒客”所映射的不仅是一代人的谢幕，更可能是一种建立在特定物质条件与社会结构之上的文化模式的终结。年轻人并非在“叛逆”地抵触酒，而是在塑造一套全新的、关于健康、社交与情感满足的新生活体系。在这个体系里，酒不再拥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

但这并非意味着酒会消失，而是其角色将被重新定义，即从普遍性的社交必需品，蜕变为一种细分场景下的可选消费品，比如某些特定的仪式、爱好者的品鉴、个人情调的选择等等。

最终，“老王”所感慨的“大家都喝不动了”，在未来或许会被平静地理解为“大家不再需要那样喝了”。未来新一辈的年轻人，自有新的饮酒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