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甲午，岁次轮转，马年来到。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马从来不只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奇蹄目动物。它早已超越了物种的界限，化身为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图腾。每逢马年，人们总习惯于用“龙马精神”、“一马当先”之类的吉祥话，来期盼新的一年能有一份健旺的精气神。这种期盼，植根于我们这个古老农耕民族对于速度、力量以及远方的永……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作者：经观观察家

又逢甲午，岁次轮转，马年来到。

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马从来不只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奇蹄目动物。它早已超越了物种的界限，化身为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图腾。每逢马年，人们总习惯于用“龙马精神”、“一马当先”之类的吉祥话，来期盼新的一年能有一份健旺的精气神。这种期盼，植根于我们这个古老农耕民族对于速度、力量以及远方的永恒渴望。

然而，当我们剥离掉那些被修辞过度美化的金光，重新审视历史长河与现实土壤中的马，会发现它不仅仅是“成功”的图腾，更是人类生存困境的镜像。在漫长的文明史中，马被赋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一种是被凝视的、被歌颂的“英雄”，它是刚强意志的延伸，是建功立业的符号；另一种则是被牺牲的、被磨损的“生灵”，它是沉默的劳力，是承受苦难的肉身。

回顾它们，不仅是为了应景，更是为了在岁末年初，透过这奔腾的符号，看清生命最本质的坚韧与残酷。我们歌颂奔马，是因为向往其力量；我们抚摸伤马，是因为感同身受于生存的不易。

中华文明的拓展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马蹄下的历史。

古人喜马，爱马，颂马，首先是因为马拓展了人的物理边界，支撑了王朝的政治版图。《诗经》三百零五篇，其中就有二十一首诗中含有“马”。那不是田园牧歌式的点缀，而是周代先民在征伐与劳役中的真实喟叹。

名篇如《卷耳》：“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诗人通过对马的神态——“虺隤”（疲极而病）、“玄黄”（马变色，喻极度劳累）的细腻刻画，间接表现出征人身心俱疲的状态。在这里，马是人最亲密的战友，也是苦难最直接的承担者。

到了唐代，随着帝国版图的空前扩张，马的形象从《诗经》中的劳苦，转向了昂扬与豪迈。杜甫咏马名句“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道出了马在冷兵器时代战争中的核心战略地位；而“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则以精准的笔触描绘了那种神清骨峻、不仅属于肉体更属于精神的风采。

这种对马的推崇，凝结在无数汉语成语中——马到成功、千军万马、厉兵秣马、戎马倥偬、金戈铁马、汗马功劳……这些词汇的背后，往往都站着一位英雄，都联系着一场战争，都指向一次征服。在传统的文学叙事中，宝马与英雄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关云长的千里赤兔，张翼德的乌龙踏雪，赵子龙的照夜玉狮子，马的忠诚与勇猛，成为了英雄人格的一部分。

这种雄性审美的极致，更体现在汉唐的石刻艺术之中。

伫立在西汉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整体高1.68米，长1.90米。这尊石刻中的马，骨架匀称，肌肉结实，躯体剽悍肥壮，腿筋劲健，蹄足抓地。它没有嘶鸣奔腾的动态，而是以一种凛然难犯的静态，一只前蹄将一个匈奴士兵踏倒在地。雕塑家以写实与浪漫相结合的手法，使用一人一马对比的形式，构成了一个高下悬殊的抗衡场面。在这里，马不再是自然的生灵，它是大汉帝国雷霆万钧的军事力量的象征，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立体宣言。

而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纪念征战四方的战马，令工艺家阎立德、画家阎立本刻写了“昭陵六骏”。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特勒骠、青骓、什伐赤。这六匹马，每一匹都有名字，每一匹都曾身冒箭矢。石刻以高浮雕手法，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在战阵中驰骋疆场的情景。尤其是“飒露紫”，雕刻的是大将丘行恭正在为战马拔出胸前箭矢的瞬间，人马相依，悲壮而深情。这是大唐开国的史诗，是血与火浇筑的丰碑。

时光流转至近现代，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马的形象再次被赋予了沉重的历史使命。

现代中国画马的集大成者徐悲鸿，一生钟爱画马。他笔下的马，与古人不同，融入了西方的解剖结构和透视学。他作于1941年秋季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的《奔马图》，是其代表作。此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敌我力量相持的艰难阶段，日军企图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彻底打败中国。正在马来西亚槟榔屿举办艺展募捐的徐悲鸿，听闻国难当头，连夜画出此作。

画面上，那匹奔马由远而近，飞奔而来。虽然体格消瘦，但却线条刚劲，笔触带风。画家采用大角度透视的手法，以腾空的一只后腿和交叉在一起的前腿，展现奔马疾驰的速度。弯刀般的腹背，翩然翻飞的马鬃，透露出马内在的精神：沉着而奋勇，坚定而不辍。这匹马，是民族精神的扬厉，是家国情怀的具象，代表着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阳刚之美。

无论是霍去病墓前的石马，还是徐悲鸿笔下的奔马，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激昂的“英雄叙事”。在这里，马是胜利的渴望，是进取的意志。这种审美是如此夺目，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了，在金戈铁马的辉煌背面，还有另一种关于马的叙事——那是属于民间、属于土地、属于女性与牺牲的叙事。

“蚕马”，或曰“马头蚕神”，是中国神话传说中蚕的祖先，这一故事最早见于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女化蚕》。故事讲述在远古年代，有一户贫寒人家，父亲当兵出征，家中只留女儿与一匹公马。女儿思父心切，对马戏言：“若你能将父亲接回家，我便嫁给你。”

家中所养的马听懂了这话，挣脱缰绳而去。不久之后，真的从战场上带回了父亲。然而，当马儿流露出对女儿的依恋时，父亲大为惊异，最终不仅毁弃了女儿的诺言，更强行终结了马儿的生命。

故事的结局诡谲而凄美：马儿的皮毛最终与女儿合而为一，他们化作了又厚又大的蚕茧，挂在枝头。邻人取其饲养，以此树为“桑”。从此，这位化身为蚕的女子，被百姓奉为“蚕神”或“马头娘”。

在这个神话里，马的形象发生了奇异的倒转。它不再是载人冲锋的征服者，而是因情感与信守承诺而献身的守护者。它脱去了英雄的铠甲，化作了吐丝自缚的春蚕，在桑叶间无声地劳作。

在农耕文明的另一面，正是这种如春蚕般的沉默奉献，支撑起了男耕女织的基础。马在这里，脱离了权力的中心，回归到了情感与生存的本原。这种关于牺牲的母题，如同一条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最终在现代关于马的影像叙事中，得到了最悲凉也最深刻的回响。

若论当代艺术形式，对马的刻画之深入、表现之丰富，莫过于电影。在光影编织的梦境中，人们试图重建人与马之间那种纯粹的、超越功利的连接。

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战马》（War Horse，2011）便是其中的巅峰之作。这部改编自迈克尔·莫普戈同名小说的电影，本质上是一部披着战争外衣的成人童话。影片别出心裁地以战马“乔伊”为第一视角，串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从英国乡村的温情驯服，到被迫分离卷入绞肉机般的战场，乔伊流转于英德两军之间，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人性的试金石。

斯皮尔伯格用极具古典主义的镜头语言，构建了一种理想化的战争救赎。影片中，乔伊用它纯真无害的天性、不带任何杂质的动机，感动了来自于这场战争对立面的生命。

片中最为人称道、也最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发生在两军对垒的“无人区”。乔伊在惊恐中奔跑，被层层叠叠的铁丝网死死缠住，动弹不得。此时天色渐暗，双方阵地上一片死寂。突然，一名英国士兵举起白旗，跃出战壕，走向乔伊；紧接着，一名德国士兵也走了出来。

在这一刻，枪炮声停止了。两个敌对阵营的年轻人，如同配合默契的外科医生，用铁钳小心翼翼地剪断缠绕在马身上的倒刺。他们甚至在分别时，像朋友一样互道珍重。

这就是电影的魔力。在那一刻，在纯粹的生命尊严面前，战争的政治立场暂时失效，人性的光辉压倒了杀戮的本能。尽管结局是符合大众期待的“大团圆”——男孩艾尔伯特在战地医院吹响口哨，与伤痕累累的乔伊奇迹重逢，实现了“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找到你”的誓言——但这种好莱坞式的温情，更像是一曲关于勇气与成长的精美赞歌。

我们为此感动，因为这是人类良知的乌托邦。我们希望世界是这样的：只要有爱，生命就能穿越火线，获得圆满；只要坚持，所有的分离都能迎来重逢。

然而，这种温情的结局，终究是属于电影工业的。当我们走出影院，面对真实的生存环境时，会发现另一种更为粗粝的叙事。

日本探险家关野吉晴的纪录片《蒙古草原天气晴》（2006），便提供了一部跟马有关的、令人窒息的非虚构文本。这部纪录片没有斯皮尔伯格的光影滤镜，没有恢弘的配乐，只有草原上呼啸的风声和真实的苦难。

片中的主角是一个名叫普洁（Puje）的6岁蒙古女孩。她虽然有着“天之骄女”般的名字，却过早地在马背上承担起游牧生活的重负。她穿着脏脏旧旧的外套和小皮靴，在马背上游刃有余。眼神里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与坚毅。

在这里，马不再是《战马》中那个会被敌我双方共同呵护的“战友”，也不是徐悲鸿笔下那个象征民族精神的“图腾”。在这里，马是财产，是工具，是关乎一家人生计的命根子。

纪录片的走向，残酷地回应了前文“蚕马”神话中隐含的悲剧色彩——马与女性的纠葛，往往伴随着牺牲。

拍摄期间，普洁家里遭遇偷盗，39匹马不见了。这对于一个牧民家庭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为了找回这些马，普洁的妈妈孤身一人深入荒原寻找。虽然最终她回到了家，但在不久后，这位强韧的母亲在去探亲的途中，遭遇了意外，遗憾地永远留在了那片她深爱的草原上。

这不是电影里的剧情，没有最后一分钟的营救。现实的荒原是沉默的，它无声地带走了一位母亲，只留下尚未长大的孩子。

几年后，关野吉晴再次来到草原，但他没能再见到普洁。这个渴望读书、梦想当老师的女孩，在毕业前夕，像一朵过早遭遇霜雪的花朵，凋零在了春天来临之前。

导演的镜头冷静而克制：2004年，当摄制组再次造访，面对的只有照片里普洁那定格的笑颜，和外婆沉默的背影。只有普洁从小骑的那匹枣红小马，已经长成了健硕的成年马，它鼻梁上的一抹白色和茂密的鬃毛，像极了那个曾经驭它飞奔的女孩。

这种“人亡马在”的结局，是对“马到成功”这种美好希冀的深沉注脚。

它让我们看到，生命并不总是伴随着鲜花与掌声。在真实的荒原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没有会为你剪断铁丝网的敌人。只有无常的命运，和不得不继续的生活。

然而，在那匹已经长大的枣红马身上，我们依然看到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延续——即便骑手已经不在，生命依然要在风雪中奔跑。

这或许才是“奔马”最原始、最本质的隐喻：关于生存的坚韧，往往比单纯的赞美更为震撼。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生命力，不是在温室里被精心呵护，而是在风雪中，即便失去了庇护，依然凭着本能，不停地跑下去。

从《诗经》的吟唱到霍去病的石刻，从徐悲鸿的泼墨到斯皮尔伯格的光影，再到关野吉晴的真实记录，马的形象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完成了一次漫长的巡礼。

它既是英雄的坐骑，也是牺牲的祭品；既是理想的寄托，也是现实的镜像。

“亲爱的姑娘，你不要凄凉，不要恐惧！我愿生生世世保护你！”——1925年，诗人冯至根据蚕马传说改编的诗歌《蚕马》，借助马儿之口，对美丽的少女发出誓愿。这誓愿穿越了神话与现实的迷雾，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

而在现实的草原上，普洁头上的那朵红色绢花，虽然已被风雪掩盖，但并未凋零，它化作了对于美的永恒记忆。

马年将至，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宏大叙事来粉饰太平，也不需要更多的空洞口号来麻痹神经。在岁末年初的此刻，我们从这些马的故事里，寻找一份直面生活的勇气。

这或许正是我们在马年最深切的祈愿：

愿像普洁一样的孩子，想要读书、想要去远方的梦想，不再被生存的重负碾碎；愿每一个在大时代中颠簸的个体，都能在心底养一匹“奔马”——不为征服谁，只为在踏破冬雪之后，拥有拒绝沉沦、昂首向前的尊严。

马蹄声碎，踏破冬雪，便是春归。

毕竟，在神话与电影的悲欢之外，生活总要继续。愿所有的小马都能长大，愿这奔腾向前的马蹄声，能把大地上的每一个生灵，都带向春风浩荡的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