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被信息和算法充斥，记者和深度报道该何去何从？或许我们缺的不是信息提供者，而是一位好的意义阐释者、一位有机的新闻写作者。2025年12月19日，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何仁亿，来到了深圳大学传播学院致艺楼1016。他带着对“有机的非虚构写作”的独特理解，告诉同学们如何从在碎片化的浅层信息之中，挖掘具有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新NewTimes ，指导老师：陈显玲，作者：新新NewTimes

现代社会被信息和算法充斥，记者和深度报道该何去何从？

或许我们缺的不是信息提供者，而是一位好的意义阐释者、一位有机的新闻写作者。

2025年12月19日，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何仁亿，来到了深圳大学传播学院致艺楼1016。他带着对“有机的非虚构写作”的独特理解，告诉同学们如何从在碎片化的浅层信息之中，挖掘具有洞察力和生命力的深度叙事。

他认为，深度报道写作和他现在从事的学术写作存在许多共通之处，“尤其在对社会的观察以及对社会现象的批判性的呈现上”。学术研究中，他积累经验，让非虚构写作和“有机”这一学术概念碰撞出新的火花。

有关深度报道的三个问题

讲座初始，何仁亿抛出三个问题：

“大家还看不看深度报道?”

“为什么大家不看？”

“为什么觉得没什么可看的呢？

三个问题环环相扣，逐步揭示了深度报道的现状。何仁亿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追因。宏观上，信息过载、技术祛魅和信任危机冲击了我们的信息获取方式。人人都有麦克风，记者“独家信源”的权威性下降；算法排挤高质量的深度报道，影响力的重心从编辑部转向社交媒体平台。

微观的因素即记者身份的变化。“那时记者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被喻为社会的嘹望塔、守夜人和信息流通的把关人。”他这样描述记者的黄金时代。除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外，记者拥有第四权力，能代表社会监督政府。而如今，记者成了内容劳工，影响力甚至不如网红。

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新闻采访和写作？

何仁亿给出了一个特别的答案：“我们不再需要更多的信息生产者，而是好的意义阐释者。”

“有机”概念由来和转化

有机知识的分子，最早出现在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传统知识分子犹如象牙塔里的守望者，葛兰西认为“有机的知识分子”不光要思考和从事学术写作，也应该参与社会建构，参与当时的社会革命。

受这本书启发，何仁亿提出了“有机的写作者”。传统的记者转变成有机的写作者后，就不只是将新闻专业主义奉为圭臬，客观、中立地去描述世界，“而是主动去呈现我们认为好的、柏拉图所说的共善世界。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我们的写作去连接不同的人群，从而参与社会的建构。”

费孝通就是一个典型的有机知识分子。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地区仍有巫术、溺婴等现象。如果站在传统东方主义的视角自上而下看，这便是中国人的迷信、野蛮的表征。但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用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得到悲剧的原因是土地承载力不足、生存资源匮乏。

这让读者更能理解当时中国人的行为，何仁亿称费孝通的视角为一种“理解的同情”。相比单纯的同情，“理解的同情”能够更好的平衡理性和感性，更好地体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平等。

“不要急于用常识去评判社会现象和采访对象，而是去寻找那些看似不合理行为背后的一些东西，即使看起来很合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画一个问号？”何仁亿这样阐述费孝通和《江村经济》对他的启示。一个有机的写作者，要通过解释世界来连接人群。

把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议题

那么，该如何践行有机写作呢？何仁亿介绍了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能在个人生活和自己所处的历史进程之间建立联系，就拥有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在书中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应结合个人传记和历史梳理，密切地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在分析社会现象的时候，我们不能仅停留在个人困扰的层面，而应将其转化为社会议题。

“一个人失业，可能是因为个人能力不行，但有五千万人失业。这就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何仁亿这样解释。因此，有机写作者的工作就是提供这种想象力的脚手架，帮助读者看清自己痛苦的根源，从而获得某种释然或行动的力量。

他提到，“在从事社会研究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人物、关注结构和关注历史”。现在新传的同学在关注人物和结构上问题不大，但在关注历史上有些欠缺。比如某港星在演唱会上不说国语，我们可以结合当时香港和澳门的殖民地历史、粤语文化的变迁来分析。这就是分析社会现象时的多重视角。

“大家知道黄色新闻吗？”身后屏幕切换成一页色彩鲜艳的图片，用超大字号字体写着“大新闻”“大爆卦”。“这种‘新闻’为吸引读者，标题会比较刺激，内容有点忽略真实。”当读者想寻求一些深度共鸣时，黄色新闻便会失效。

因此，有机的写作者不能追求所谓的“大新闻”，那要怎么去连接个人困扰和公共议题呢？他提出一个寻找选题的可能思路：从现象引出“为什么会这样”的困惑，再进一步追问现象合理/不合理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最后便能引出文章的选题，即，为什么要用故事来揭示这种结构。

找选题也是一个寻找“具体的普遍性”的过程。深度报道的对象一定是具体的事、具体的人,“但你不能光写具体的人和事，同时要找到他们身上体现的一些普遍问题。”好的深度写作是如何做的？何仁亿推荐了三个短篇小说：

一个是海明威写的《白象似的群山》。只有对话，但故事中的两人呈现出那个时代背景下人的命运。

一个是卡佛的《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收录在《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小说集中。小说没有介绍任何背景信息，“上来就是这个人在干什么，但是你就知道这个人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用具体细节呈现一类人普遍的生活状态。

最后一个《逮香蕉鱼的好日子》，是塞林格小说集《九故事》中的一篇。故事讲了一个有精神问题的人，从战场回来之后回归正常生活的困境，同时反映一代老兵的社会问题。

“各个题材，小说、文学、新闻，都有共通之处。”他希望我们能从这三篇短篇小说中体会到“具体的普遍性”。

有机写作的立场和技法

有机的知识分子具有连接性，有选择立场的职业理由。何仁亿以书展举办为例，说传统媒体的报道只是呈现，而非虚构写作需要把情感作为方法，带着理解的共情走进事情里。“因为你追求的不是客观，你追求的是理解对方。”

他提到某款国产电脑游戏，被批不尊重女性后及时做出整改，却引起了男玩家的不满。他对这场争论很感兴趣，就发了一个找采访对象的帖子。有人从主页看出他的女性主义立场，假意接受采访，只为在电话里骂他一句。后来一个游戏制作者接受采访，何仁亿了解到了国产电脑游戏的困境，该游戏设计时迎合传统玩家有它的原因。

“当然，这并不能成为制作者不支持男女平等的借口。”何仁亿说，“但只有去理解那些不能理解的人的思维方式，才可能产生对话。如果上来就互骂，像那个接起微信电话直接骂我的人那样，那永远都没有沟通的可能性。”

立场通过语言表达。米尔斯提出“精英的语言”和“大众的语言”，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立场。城中村改造用精英的语言讲述，是城市更新提升城市形象，在有机的语言下则是廉价生活成本的丧失；全职儿女，有机语言中为代际互助，但在精英的语言中就成了啃老和躺平。

两种表达迥然不同。所以在有机写作时，我们需要走进群体内部，和他们平起平坐。这很难，但也应当是一个追求的目标“哪怕不是新闻传播写作，也是要做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平视的。”

有机写作的技法包括深描和多写结构性细节。深描是社会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的概念，他在书中举过一个例子：小男孩的一只眼睛眨了一下。浅描只展现客观事实，即眨眼是眼部肌肉发生了一次非随意的神经抽搐；而深描把它塑造成一个社会性行为，“这是一个恶作剧的信号”。

何仁亿又举了一个在星巴克“假装上班”的例子，然后说：“非虚构写作中，浅描和深描应当相结合。”用深描阐释浅描，有虚有实，能使作品的可读性更强。

结构性细节，是那些能够反映出社会结构的细节。在写作中点出这些细节，能让读者感知到作者想表达的结构性问题。像是描写小镇做题家桌上成堆的试卷，窗外工厂的轰鸣；城市合租房里，隔壁房间传来的短视频声音。

结构性细节也可以引入历史，展现个人和社会结构发展的交织。比如想写东北某工业城市的衰落，可以先从老工人视角讲述30年前的大厂荣光，再描写现在的“原子化生存”；写当代女性婚育观念的改变，可以先讲祖辈的故事，婚姻在当时是保证生存的必需品，然后再探讨对于母亲和女儿来说，婚姻意味着什么，突出三种都能被理解的逻辑之间的矛盾，让故事更加丰满。

讲座最后，何老师想送给大家一句话。他说：“我今天讲这么多，其实那些知识点都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这3个。”

“保持好奇，保持耐心，然后广泛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