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作者：姜涛，题图来自：视觉中国人们总是用自己有限的认知去丈量他人的痛苦。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们的战场不在诊室，而在每道被偏见和无知砌成的高墙下。他家遭了“诅咒”陈得贵大概是我的患者中最穷的一个。他的家乡藏在祁连山深处的褶皱里，交通极为不便，一条蜿蜒的山路是他们……

本文摘自《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作者：姜涛，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人们总是用自己有限的认知去丈量他人的痛苦。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们的战场不在诊室，而在每道被偏见和无知砌成的高墙下。

他家遭了“诅咒”

陈得贵大概是我的患者中最穷的一个。

他的家乡藏在祁连山深处的褶皱里，交通极为不便，一条蜿蜒的山路是他们与外界连接的唯一通道。从村子出发，要先走上一天到乡里，再转拖拉机到县城汽车站，接着坐两天一夜的绿皮火车才能到北京。这趟求医路，他走了整整4天。

2014年12月初，北京接连几个大风天，一夜入冬。我7点前到了医院，正要进门诊大楼，一个沙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姜大夫……”

我转过身，借着楼里透出来的光努力辨认声音的来处，才发现楼墙根的阴影里蜷着个黑影。那个人慢慢直起身子，动作略显僵硬，扶着墙顿了两秒，然后一瘸一拐地走过来，边走边裹了裹身上的羊皮袄。那件袄子前襟结着厚厚的污垢，已经看不出本色，袖口磨得泛白。

“姜大夫，额（我）费了老大滴劲从外哒过来滴，在这哒等了一黑咧，您能不能给额加个号嘛？”

他满眼红血丝，一看就是好几天没睡觉了。那眼神中除了疲惫，更有一种深深的绝望。我心一软，摸出纸笔写了个号，递到他手中。他两只手紧紧捏着纸条，一再道谢。

加号排到了下午5点后。他走进诊室时，我问他中午吃饭了没有，他支吾了两声，拘谨地笑笑，屁股只挨半张就诊椅坐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他哪有钱吃饭，来北京的交通费都是乡亲们你一元、我五角凑出来的。到了北京也没钱住旅店，就在医院大厅的长椅上歪了一宿。4个干馍，是他这几天的全部伙食，饿了就掰半个拿开水冲着吃，没有开水的话就只能硬噎下去。

我没收他20元的首诊费，也免去了医院要求的筛查。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哭了。

得贵的病是家族性的。村里的人都说，他家遭了诅咒。

他是家里老三，上头有两个姐姐。父亲在他10岁那年就走了，留下母亲拉扯3个孩子。“家徒四壁”对他们来说不是个形容词，而是现实的写照。一张桌，一铺炕，加上母亲陪嫁过来的一个大樟木箱子，就是屋里最像样的物件了。两个姐姐小学没念完就辍了学，得贵勉强读完初中。家里实在供不起。

17岁那年，母亲开始张罗给他娶媳妇。可谁愿意嫁过来呢？别说三金彩礼，连500元都凑不齐。媒人带着姑娘来过一回，母亲特意宰了只羊招待。那姑娘倒实在，说家里等着彩礼给弟弟娶亲。一顿羊肉吃完，亲事也黄了。

日子一年年过去，家里的羊从7只变成了4只，又变成了3只。当只剩下2只的时候，母亲终于没了张罗的力气。她的话越来越少，经常一天也讲不了几个字，也越来越少出屋。后来连炕都不愿意下了，成天面朝墙躺着。叫她吃饭也没反应，被拽起来后就枯坐着，眼皮沉得把眼睛遮得就只剩一条缝。

得贵从没见母亲这么“闲”过。以前她总是忙里忙外，脚不沾地，现在却对家里大大小小的活计不闻不问，完全变了个人。得贵只能每天给母亲留饭，自己出去干活。他记得很清楚，那是2000年立春，他从地里回来，看到了房梁上悬挂着的母亲。母亲穿着过年才舍得穿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那年，得贵27岁。

母亲上吊的消息，一时间震惊乡邻。村里人都说，老太太是因为儿子娶不上媳妇愁的。在农村，娶媳妇是大事，很多人砸锅卖铁讨老婆。但村里光棍大有人在，多数人也就照样过日子，为此自杀的，得贵母亲还是头一个。乡亲们都唏嘘不已。

可谁能想到，这只是这个家族厄运的开始。

母亲去世后不到半年，得贵两个姐姐的脸上也开始出现与母亲类似的阴郁神情，总也高兴不起来，没精打采，觉得“活不下去了”。最终，像是受到了母亲的召唤，在一个阴冷的冬天，两个人一个上吊，一个跳井，先后自杀了。

后来是得贵的表哥。这个40岁出头的西北汉子，曾经是村里有名的劳动能手。同样的农活，别人家忙活三五天，他两天就能干完。可有一年开春，邻居们发现他蹲在田埂上的时间越来越长，烟袋锅里的旱烟燃尽了也没察觉，就那么盯着远处光秃秃的黄土坡发呆。

渐渐地，他连院门都不出了。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睛，现在像蒙了层灰雾，看人时没有焦点，仿佛透过活人在望着别处。

村里人都说他“变懒了”，劝他家人别惯着。“饿他几顿，保准爬起来吃饭！”可事实上，表哥已经瘦得颧骨凸起，眼窝深陷。他妻子夜里偷偷抹眼泪，父亲却咬着牙骂：“你装给谁看？家里活儿一点儿不干，还摆这副死人相！”可骂归骂，饭还是照常端过去，尽管他一口不动。

入冬后，家里人发现他彻底躺倒了。家人从担心到愤怒，最后变成了麻木——反正喊不动，索性不管了。饭就放在炕沿，爱吃不吃。最后的两个月里，表哥已经瘦得脱了形，皮肤像一层皱巴巴的纸贴在骨头上。

腊月二十三那天，他妻子掀开那床泛着汗酸的被子，发现他保持着蜷缩的姿势，轻得像片枯叶。炕头的粗瓷碗里，稀饭一口没动。他嘴角微微上扬，仿佛终于解脱了。而屋外，过小年的鞭炮声正噼里啪啦响成一片。

村里人说起陈家的事，总要压低嗓门，仿佛声音大些就会惊动什么。毕竟，人怎么会无病无痛、莫名其妙地就死了？

人生要如何走下去

“在那之前，没有觉得他们异样吗？”我问得贵。

“额们乡下人哪懂这些……”他摩挲着棉裤膝盖上的补丁，羊皮袄在有暖气的诊室里散发着一股混合着汗味和草料的气息，“娘走前半年，就成天靠到炕头的被窝垛上，喊她吃饭就‘嗯’一声，不喊就能一天不动弹。大姐二姐，也是不爱动弹……”

最让他难受的是村里人的闲言碎语。每次去集上，总能听见：“老陈家的人懒得出奇。”“怕是祖上造了孽。”他表哥去世后，就连村口晒太阳的老汉们也吧嗒着旱烟说：“懒筋抽到头了，连吃饭的力气都没咧，死了倒干净。”

“其实娘年轻时节攒劲得很，鸡没叫就起来烙馍馍，一个人把十亩地务育得绿铮铮的……”得贵说，“大姐的针线活十里八乡拔尖着呢，绣的牡丹能哄得蝴蝶往上落……”他的声音哽住了，粗糙的手掌在脸上胡乱抹了一把，羊皮袖口顿时洇开一片深色。

听到这里，我几乎可以判断：这就是抑郁症。或许这个家族携带了某种与抑郁相关的基因，再加上贫困生活的重压，就像干旱的土地遇上蝗灾，把最后一点儿生机都啃噬殆尽。这种病会慢慢抽走一个人所有的快乐和希望，连吃饭、呼吸都觉得累。最终，死亡反而成了唯一的解脱。

那个表哥能活活把自己饿死，应该是已经到了严重的木僵状态。我能想象他躺在炕上的样子：眼睛睁着却看不见，耳朵听着却听不懂，饭菜送到嘴边也不会咀嚼。就像一台被拔掉电源的机器，所有的程序都停止了运行，只剩下最基础的生理机能还在勉强维持，直到最后一丝能量耗尽。

但所有症状都是隐形的。在外界看来，他无病无痛，不聋不瞎，就是“懒”。

可怕的是，一年前，得贵身上也开始出现同样的“懒”。

起初他只是早晨下地时腿脚发沉，后来连锄头都挥不利索了。更要命的是脑子总像蒙着层油纸，别人喊他三四声才勉强应一句：“啊？”

渐渐地，别说下地干活，连吃饭都成了负担。热腾腾的馍馍摆在面前，他拿着馍的手却像灌了铅，掰两下就累得直喘。

最瘆人的是前一年秋收时，金黄的麦浪里，别人都弯着腰镰刀飞舞，就他跪在地里，机械地重复着抓麦秆的动作，半天挪不出半垄地。烈日把他后脖颈晒脱了皮，麦芒扎进指甲缝里渗着血，他却像不晓得疼似的。后来还是几个人把昏厥的他拖到树荫下，发现他裤裆里全是尿渍。

说起这些，这位满脸风霜的西北农民哭了：“姜大夫，你救救额，这回要再治不好，额也不想活咧。”他用皴裂的手掌擦着眼泪，指节粗大得像老树根，也像他快枯萎的生命。“额已经想好咧，要是来北京也瞅不见个希望，额回屋就寻死去。”

得贵不止一次想过死。

从母亲离世那天起，黑暗就像一床浸透的棉被，沉沉地压在他身上，让他喘不过气。后来，两个姐姐接连自尽，表哥又出了事，每一次丧事都像往他心上浇了一桶沥青，一层层凝固，把他那最后一点儿活气也封死了。

他试过很多法子。前一年夏天，他蹲在牲口棚里搓麻绳，搓着搓着，手指就不自觉地在绳结上绕了几圈，勒得他手腕发青。还有一回，他偷偷把半瓶除草剂兑进稀饭里，可端到嘴边时，手却抖得洒了大半。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深更半夜摸到村后的老槐树下，可刚把裤腰带系上树杈，忽然听见一声猫叫，凄厉得像是从坟地里飘出来的。他一激灵，脚下一滑，栽进树根旁的泥坑里。等他艰难地爬出来，发现那只野猫正蹲在坟头上，绿莹莹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像是母亲派来拦他的。

“连娘都嫌额死得窝囊……”

转机来得突然。十一假期村里有个大学生放假回来，跟他说：“贵叔，你这怕是抑郁了，得上大医院瞧去。”得贵听不懂“抑郁”是啥，那后生说：“北京有专治心病的医院，我查了，你这症状都对得上。”

这话在他那黑暗的空间撕开了一条缝。他不知道这病能不能治，但他决定来试试。乡亲们可怜他的遭遇，东家凑十块，西家添二十。这些带着体温的毛票，最终凑成了一张皱巴巴的来京车票。

抑郁变成了懒病

这些年，每当有明星或名人公开谈论自己的抑郁症，媒体总会掀起一阵讨论的热潮。这些报道确实让更多人知道了抑郁症的存在，却也悄悄编织出一个误解：抑郁症是一种富贵病，只有衣食无忧的人才会得。

美国盖洛普的调查数据显示，贫困人群患抑郁症的风险是普通人的两倍。冰冷的数字终究不如得贵鞋缝里嵌着的黄土来得真实——那是他来求医的路上，以及这十几年间，一点点积累起来的绝望。

“庄里头都说额家中了邪。”得贵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二姐走前半个月，把腌了十几年的酱缸一榔头砸咧，说‘咋吃都尝不出香咧’。那会儿只当是耍性子呢，要是早知道是害病……”他突然卡住，喉结上下滚动，后半句话消散在他的沉默里。

我看着他羊皮袄袖口磨出的毛边，想起一个曾经电话咨询的贵州小伙子。他说他父亲在床上躺了半年，村里人都说他父亲是懒骨头，直到喝农药那天都没人觉得他父亲生病了。小伙子哭着问：“大夫，穷人连得病的资格都没有吗？”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医学教科书上那些关于抑郁症的神经生物学机制，那些精确到毫克的用药指南，在得贵膝盖上层层叠叠的补丁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当一个人连买盐都要赊账时，谁会关心他的大脑缺不缺5-羟色胺？

贫困像把钝刀，不仅一刀一刀剐着他们的皮肉，更慢慢磨损着他们对痛苦的感知。当一个人习惯了饿着肚子睡觉，习惯了忍着疼痛干活，“抑郁”对他们来说就变成了“浑身不得劲”，变成了“懒病”，变成了“中邪”。得贵家接连失去的4位亲人，正是在这样的蒙昧中被当成“命不好”的范例，而不是亟待救治的患者。

这种认知的局限不仅存在于普通大众，医生们对情绪类障碍躯体化症状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躯体化抑郁症，是指患者无法有效识别或表达抑郁情绪，潜意识中将心理压力或情绪痛苦转化为身体症状的现象。患者会感受到真实的躯体不适，如疼痛、胃肠紊乱等症状反复出现，但医学检查无明确生理病因。

让生活重新有了滋味

我给得贵开了对症的药，起效快，还经济。

祁连山下的乡亲们说得没错，得贵家确实遭了“诅咒”，只是这诅咒不是在祖坟风水，而是在基因链条的某个片段上。但科学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将“诅咒”转化为可测量的数据和可治疗的疾病。

他迟疑地捏着处方笺：“这药……真能治我的病？”

“它能增加人的活力，人也就有精神头儿了。但也可能有副作用，出现口干、犯困是正常的。”我解释说。

“这药吃上迷糊不？……”得贵欲言又止。原来他担心吃药犯困耽误干农活。这种现实的考量让人心酸。

“这样吧，”我在处方笺背面给得贵注明，“头一周每天两顿，每顿只吃半片，等身体适应了再加量。”这个剂量既能稳住病情，又不会让他扶不住犁头。

他仔细地把处方笺装进内兜，犹犹豫豫地走了。

4个月后，清明节后的一个门诊日，我同往常一样在诊室忙碌，不经意间抬眼，竟瞧见得贵出现在门口。天气回暖，窗外的树上冒出了一簇簇绿意。脱掉羊皮袄的得贵，换上了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整个人看起来清爽利落，也像抽出了绿色的新芽。

他朝我咧嘴一笑，露出被旱烟熏黄的牙齿，牙龈却透着健康的粉红。他的脚步不似初见时的拖沓，而是带着轻快的节奏。我很惊喜，没有什么比看到患者好起来更让人开心的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去扶他，他却执拗地不肯起来，声音发颤地说：“姜主任，没您的话，额早喂了狗咧。这点小米是自家地里种的，您可甭嫌弃。”

我才注意到他提着一个布口袋，打开一看，小米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每颗都饱满匀称，显然是特意筛过的头茬粮。这何止是一袋小米，更是一个人对生活重燃的热情，就像那些熬过寒冬的麦苗，在春风里悄悄挺直了腰杆儿。

“现在村里人肯定没人说你懒了吧。”我笑道，“你这么用心种出来的，我肯定用心吃。”

他嘿嘿一笑，像孩子一样纯真。他告诉我，吃完药的第4天，他忽然闻见了邻居家蒸馍馍的香味，而在之前的半年里，他连咸菜都尝不出味道。

真正的康复不在于症状消失，而在于让生活重新有了滋味。

我叮嘱得贵要坚持服药一年，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大脑功能修复需要时间，就像骨折后石膏要打6～8周，大脑里神经递质分布的再平衡，通常需要6个月以上的持续作用。完整一年的疗程可大大降低复发的风险。很多患者感觉“好了就停”，结果两三个月后症状反复，每次复发都会增加后续的治疗难度。就像烧开水，刚到90摄氏度就关火，永远不能彻底沸腾。

他频频点头，说：“如今全庄子都明白‘抑郁症’是个啥咧，往后身上不得劲又查不出病的，都得寻精神科大夫瞧哩。”

这个认知的转变，或许比任何药物都珍贵。有时候，治疗未必需要多昂贵的药片，而是需要更多人明白：当一个人突然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时，不一定是懒，可能是病了；当夜里辗转反侧到天明时，不只是睡不着那么简单。这些常识，和不到20元钱的阿米替林一样，都能点亮生的希望。

“娘那会儿要是能吃上这药就好咧，也不至于病死了还叫人指指戳戳地笑话……”说着说着，这个西北汉子又哽咽了。

人们总是用自己有限的认知去丈量他人的痛苦。

就像跟健康人描述牙疼，没疼过的人永远不知道那种滋味。同样，外人也永远不会懂抑郁症患者到底有多难受。

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们的战场不在诊室，而在每道被偏见和无知砌成的高墙下。

下班时，暮色已深。梧桐的新叶在风中轻轻摇曳，枝丫间挂着一轮清冷的月亮。这月亮此刻照着北京的高楼，也照着祁连山下的坟头。得贵的母亲、姐姐、表哥，那些被认为“懒”“作”的人，如今都躺在同一轮月亮下。而活着的“得贵们”，还在为最基本的生存权搏斗——不仅要对抗大脑里的风暴，还要挣脱“魔咒”的污名化枷锁。

这大概就是精神科医生存在的意义：我们既是神经递质的调校师，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传译者，把生化指标翻译成人话，把患者的呻吟转译成医学编码。就像此刻我写下这些文字，试图在科学与苦难之间搭一座小小的桥，让那些痛苦被看见、被丈量、被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