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2025年经济的回顾文章中，我们提到了一个显眼的失衡：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境外市场，净出口成为少数明确的拉动力。海关数据显示，1—11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1.21万亿元，其中出口24.46万亿元，同比增长6.2%，而进口仅为16.75万亿元、同比增长0.2%。出口走强与进口走弱并行，使外贸增长更接近“外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青年志Youthology ，编辑：阳少，作者：谷雨，原文标题：《外贸顺差突破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的钱》

在对2025年经济的回顾文章中，我们提到了一个显眼的失衡：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境外市场，净出口成为少数明确的拉动力。海关数据显示，1—11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1.21万亿元，其中出口24.46万亿元，同比增长6.2%，而进口仅为16.75万亿元、同比增长0.2%。出口走强与进口走弱并行，使外贸增长更接近“外强内弱”的结果，而不是“内外双旺”的同步复苏。

外贸的强势也带来了历史性的数字——中国贸易顺差首次击穿1万亿美元的心理关口，这个规模甚至超过不少国家一年的GDP。但另一方面，外贸顺差并不自动等于居民财富的普遍改善。同时也在2026年带来更频繁与多维度的贸易摩擦。

过去，我们已经写过很多关于内需的故事：消费的疲弱、房地产回调后的家庭资产负债表、地方财政的压力、产业迁移带来的就业变化……这些都延伸到同一个命题：经济的增长方式正在被调整，而外贸正是调整的另一面。这一次，我们想好好聊聊”外贸“。

中国外贸为什么在过去几年如此强韧？这一强势对普通人的收入、企业的利润、地方的财政意味着什么？当世界增长放缓、壁垒抬高、摩擦加剧，2026年的外贸又会以怎样的代价继续前行？

编辑｜阳少

万亿顺差下的隐忧

中国外贸出口的韧性，早已不是“廉价劳动力”的故事了。那种红利十年前就已褪色，如今支撑出口竞争力的底盘是机电产品和其内部的高端化升级。

2025年，机电产品出口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8.8%，占全部出口的60.9%。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来自“机电内部结构”——清洁科技、电子—半导体、高端装备同步扩张。海关数据显示，集成电路出口1.29万亿元，同比增长25.6%；路透社报道也指出，电子机械与半导体是今年回升的关键动能。

这种能力并非2025年的突变，而是2015年前后产业政策的结果。国家把资源、融资与地方招商锁定在若干战略行业，通过产业集群把研发、零部件、制造设备和工程人才压缩在同一地理单元内，在产业园区内形成规模复制。例如“新一代信息技术（含集成电路）”“高端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等行业，都在十年周期内完成了企业层面的进化，在国内市场哺育与补贴下积累了长期竞争力。

以造船业为例，2025年中国不仅拿下了全球过半的订单，更垄断了高附加值的绿色动力船型。这背后是多年技术积累与供应链国产化的结果。同样在工程机械领域，三一重工等品牌蚕食卡特彼勒市场份额，靠的也是对核心液压件、发动机等中间品的掌控。

到了2025年，这种竞争力已经从单一的“产品优势”进化为“系统优势”。当一个产业园区内能在24小时内配齐生产一台电动车所需的95%零部件时，其效率壁垒是任何关税大棒都无法在短期内物理摧毁的。

出口目的地结构也在变化。11月对美出货同比下滑29%，但对欧盟、澳大利亚、东南亚分别同比增长14.8%、35.8%、8.2%，总出口仍能在高关税环境下回升。这并不等于对美依赖消失，而是企业在订单、产能与海外布局上更主动地寻找“关税入口”，用非美市场对冲下滑。

其中相当部分是转口贸易。2025年，中国向墨西哥出口汽车零部件与电子元器件激增，其曲线与墨西哥对美国的成品出口几乎同步。这意味着贸易模式从“向美国卖成品”，变成“向墨西哥/越南卖工厂能力”。中国从最终消费品的提供者，变成全球供应链的幕后控制者。

但这种模式也带来了巨大的代价——中国企业失去了品牌溢价，利润被压缩，沦为利润较低的OEM上游。

问题最终回到利润端。以光伏为例，行业已出现“量增+价格战+亏损”的三重结构：据路透社报道，上半年头部光伏企业亏损扩大；而2026年初中国宣布取消/下调光伏与电池出口退税，理由之一正是抑制以退税折价的过度竞争。这意味着短期“以价换量”撑起了顺差，却在中期侵蚀利润和资产负债表，使企业即便有订单，也无力再做资本开支或提高薪酬。

与此同时，全球主要市场对这种“泄洪式”出口的容忍度在2025年末接近临界点。接下来，贸易失衡将如何触发全球多个市场的遏制，是这一轮万亿顺差背后真正的隐忧。

贸易摩擦不仅来自“中美”，而是一张遍布全球的网

2025年的贸易摩擦不是简单的“中国vs美国”，而是一张同时来自三条战线的网。对美是高强度、反复升级的全面对抗；欧洲是关税与监管并行、年末的边境碳税开始抬升长期合规门槛；而全球南方则以国内贸易救济与低价进口管制快速推进，正在压缩中国出口转向的缓冲空间。

中美贸易战在2025年经了“升级—停火—再升级”的节奏。美国一边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与232调查加码关税和管制，中国则选择了更强硬的姿态——目的不是短期和解，而是抬高对方继续升级的成本，以换取谈判筹码。这种硬度背后也有底气：稀土等关键矿产出口管制频繁被讨论，对外贸易法律工具也在补齐。但对于企业来说，压力点并不在“还能不能出口”，而在“不确定性本身”。单靠“换一个市场”无法规避风险，越来越多的决策不得不围绕合规、供应链重组和谈判窗口展开。

欧洲的路径则完全不同。美国打的是“政策战”，欧盟打的是“规则战”。2025年，欧盟对中国纯电动车的“反补贴税”进入执行期，争端同时进入WTO程序；与此同时，《外国补贴条例》等监管工具把审查范围从关税延伸到了公共采购和市场准入——这意味着否决点变得分散，而且制度化了。对于企业而言，欧洲的压制方式更具技术细节：价格承诺、供应链调整、透明化补贴都是可谈判空间。

真正的影响来自CBAM（边境碳税）。它从2026年起进入付费阶段，本质上是把环保标准差异转化为成本，把过去的关税争端改写成碳排放合规问题。这对于依靠廉价煤电和薄利维持竞争力的基础材料行业尤其致命，并可能随着欧盟的反规避讨论，向下游制造链条扩散。

表面上与中国关系较好的“全球南方”国家，也选择了不同方式的防御。它们没有欧美那样复杂的规则框架，而以反倾销、一般关税上调、低值包裹税等手段快速推进，其特点是门槛低、传播快、目标集中，往往直指钢铁、轻工和低价电商这些“性价比占优”的领域。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在对美市场受阻后，所谓“替代市场”并不是一块无限弹性的缓冲区，而是一片开始布满低门槛壁垒的地带。

第一类是拉美的“产能防御”，典型如墨西哥与巴西。墨西哥对500多项中国产品征收最高达50%的临时关税，本质上是在封堵中国“转口美国”的关键通道；巴西则为了救钢铁厂，对中国碳钢管征反倾销税，并恢复新能源汽车进口关税。这类国家的共同点是本土工业基础较强，对中国的过剩产能存在直接冲击。

第二类是东南亚的“市场保护”。印尼以保障本土数百万中小微企业为由，计划对中国纺织、鞋类、电子等消费品实施最高200%的保障性关税；泰国则通过对低值电商包裹加税来封堵Temu/Shein式的低价冲击。这类举措的矛盾不是工业竞争，而是中国性价比商品对国内小商户的挤压。

第三类是印度与土耳其式的“结构性阻滞”，重点在市场准入与产业升级。土耳其对中国混动和燃油车加税同时提高本地化要求，使中国车企即便有成本优势也难以落地；印度则在扩大反倾销的同时冻结中国FDI（外国直接投资），让“去当地建厂规避壁垒”的路径也被封死。

以上贸易摩擦，并不必然导致中国外贸在货物层面立刻停摆。短期内，出口量和目的地结构仍可能维持韧性。但真正的冲击会沿着另一条链条传导：利润率下降、现金流被压缩、资本开支延缓、就业承压，而最终溢出到地方财政。这说明贸易战的终局并不在港口，而在资产负债表上。全球对中国的反制从“阻拦货物”变成“挤压收益”，这才是2025年之后外贸环境变化的根本。

外贸的“内伤”

上一节谈的是外贸如何在关税战、合规与执法成本中寻找出口空间，这一节讨论的是外贸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2025年的出口确实起到了短期托底作用：当内需偏弱时，出口的韧性叠加疲软的进口，使顺差迅速扩大到万亿美元规模。对国家层面而言，这意味着外汇流入和国际收支改善。但顺差本身不会自动转化为金融稳定与居民收入的提升。

世界银行的描述非常直白——经常账户（Current Account是一个国家国际收支里的核心组成部分，用来记录日常性的对外收入和支出，简单说就是：国家“靠卖东西赚的钱”和“买东西花的钱”。）顺差扩大和资本净流出可以同时存在，两者抵消后外汇储备甚至可能下降。换句话说，“有钱进来”不等于“钱留下来”，更不等于“分配得更好”。

最早体现这种“托底不等于分红”的，是财政端。财政部数据显示，2025年1—11月出口退税达到19038亿元，同比增长5.6%；与此同时，进口环节增值税与消费税为16520亿元，同比下降4.7%；关税收入2149亿元，同比下降3.2%。只看这三项与外贸直接相关的科目，就能看到结构性张力：退税增加约千亿元，而进口税基下滑带来近千亿元的收入收缩，加总形成约1900亿元的税收减少。

这当然不是在判断外贸“拖累财政”，而是说明一种方向：当进口税基走弱、稳外贸补贴与退税工具不断加码时，财政空间会被迫收紧，政策就更容易被锁定在“保出货、稳企业”的短周期上，而难以兼顾长期结构。

就业链条的逻辑类似但更隐蔽。出口相关岗位覆盖面仍然巨大，世界银行估计高达一亿人，但制造业中与出口有关的就业占比从2005年的41%降至2020年的27%。这意味着外需对宏观仍然关键，但出口对显性就业的贡献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效，因为出口结构正在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倾斜。当外部环境带来不确定性时，企业往往选择压缩用工和工资，而不是扩大招聘。

利润端的压力，通常在民企侧放大。2025年工业利润同比下滑时，民企的跌幅往往更深，而民企承载了更多就业——这让出口压力进一步向工资和劳动市场传导。

外贸的行业集中，又把这种压力地理化。一些省份因为“新三样”等出口板块表现突出而在2025年显著托底，比如安徽公开数据显示前11个月“新三样”出口853亿元，同比增长88%。这类增长能稳住当地预期，但也形成强路径依赖——资源、招商与就业都向出口明星行业聚集。然而明星行业同样处在贸易摩擦与价格战的聚光灯下。一旦外部壁垒加码，或企业为保订单继续压价，冲击会更快回到地方财政、民企用工与收入上。

将这些因素拼在一起，外贸在2025年更像一种“短期托底工具”：它能先稳住产出与国际收支，却通过退税上行、进口税基走弱、利润与用工压力等路径，把长期副作用推向财政、就业和收入分布。出口、顺差与财富并不等价，同样的出口增量在今天带来的财政和就业结果，已经和十年前完全不同。

因此看向2026年，问题不只在于出口是否还能增长，而在于外部不确定性和价格压力最终会落到谁身上、以怎样的速度传导。托底之后的“再分配问题”，才是外贸对国内经济最深的内伤。

2026：增长还在，但逻辑变了

2025年外贸托底的代价已经浮出水面。进入2026年，讨论外贸的重点并不在于出口是否会突然转负——这在短期内并不现实——而是在于增长的结构能否维持质量。在上半年，外贸作为增长引擎仍具有韧性；真正的难点在于，欧洲的制度性壁垒加深，东盟等替代市场虽然吸收增量，却也不断制造摩擦，使外贸的“高质量增长”变得更难。

首先，全球总需求将决定增速的上限。WTO对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的预测仅约0.5%，意味着新的订单更接近“零和分配”。在这样低速的全球环境下，即便中国稳住出口份额，也很难获得类似2025年的高增速，竞争压力更容易落到价格层面。各家机构的判断也趋于一致：2026年出口仍为正增长，但普遍偏向“放缓仍正”的区间，增速大致在3%左右。少数乐观预测存在，但前提往往是外贸壁垒放缓、汇率与价格环境更友好。

在细分行业里，汽车具有代表性：在欧洲与拉美呈现两套逻辑。行业预测认为，中国汽车出口在2026年仍可能上行，海外市场更集中在墨西哥及部分欧洲国家。但进入欧洲的方式可能从2025年的“倍增式暴涨”转向有条件的慢增：反补贴与合规压力叠加，使本地化生产变得更具吸引力，也可能成为“准入换条件”的博弈工具。拉美则像增量的吸收地，却也更容易受本地产业政治影响突然抬高门槛。墨西哥年末的关税调整已经说明，企业追赶市场的过程中，政策不确定性也在追赶它们。

半导体可能是另一个亮点。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普遍预期高增长，将带动设备、零部件与部分机电品类的跨境流动。东盟将吸收大量中国半导体产品，但风险也存在：吸收地之间的贸易限制会更频繁，迫使企业投入更多原产地规则与合规成本来维持准入，从而进一步压缩利润。

因此2026年更像一个结构变化加速的年份。不变的是机电品类的增长惯性与价格竞争逻辑；变化的是欧美合规门槛抬升、替代市场摩擦增加、利润空间被挤压。出口仍有增长可能，但平均利润率或更容易下滑。而上一章所讨论的财政与就业的国内传导效应，也可能在这一年进一步显形。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还能不能增长”，而是“以什么代价增长”，以及“增长后的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