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叶檀财经，作者：青城桢楠，编辑：旦旦，题图来自：AI生成

日本因《科学技术基本法》保障的学术自由及高基础研究投入(14.6%)实现诺奖井喷；中国基础研究存在投入不足(6.9%)、原创成果少、评价机制僵化等问题，但已通过调整科研机构、破除”唯论文”评价及提升基础研究经费目标(8%)进行改革，模型预测中国2030年后或迎诺奖爆发期。

• 🆚 诺奖反差：日本学术自由成就22名诺奖得主，中国应用研究强但基础原创弱。

• 📜 日本经验：1995年《科学技术基本法》推动高校自治与长期投入，京都大学自由学风是关键。

• ⚠️ 中国短板：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仅6.9%，重大原创少，考评过度依赖论文影响因子。

• 🔧 改革动向：中国重组科研机构、破除”四唯”评价、目标2035年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达8%。

• 📈 爆发期预测：双门槛模型（GDP总量+人均）显示中国或于2030年后迎诺奖井喷。

• 🚀 未来展望：优化科研环境与投入后，预计2050年中国诺奖数量将超越日本。

安倍之后，日本首相就像走马灯，换了又换。

石破茂任职不过一年，就“快乐”地下了台，他发自肺腑地说，当首相太苦了。

这么苦的职业，日本政客还是前赴后继，蜂拥而上。觊觎大位许久的“安倍女孩”高市早苗，好不容易赢得了党内大选，以为即将创造历史，成为日本第一个女首相。

但，历史不容易创造。和自民党合作了二十多年的公明党，说拜就拜了。随着公明党的离开，首相人选再次悬置。

据《朝日新闻》10月12日的报道，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党首野田佳彦表示，将于14日和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会面，筹备推出在野党首相候选人。

野田对媒体表示，三党（立宪、维新、国民民主）的议席加起来超过自民党，这是意在改天换日。

还有一种可能性浮出水面。据静说日本10月14日的文章，自民党元老船田元近期提出，建议石破茂撤回辞职申请，重新担任首相，而高市早苗则专职出任自民党总裁，从而实现所谓的“党政分离”。

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喧嚣的日本政坛，没有给需要净土的科学带来负面冲击。2025年，刚刚出炉的诺贝尔奖，日本学者让人嫉妒地梅开二度，先后在医学奖和化学奖斩获殊荣。

最近25年里，日本已经诞生了22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获奖者（包括三名美籍）。

一、为什么是日本？

我们有诺贝尔情结，每次有国人参与的诺贝尔奖项，关注度都会空前高。这一方面是出于对现代科学的崇拜，另一方面，也暗含着数百年后扬眉吐气，被世界认可的潜台词。

截至2025年，我们未实现批量获得诺贝尔奖的夙愿，隔壁日本却率先实现了，这让人五味杂陈。

不是说当今世界科技领域是G2格局吗？从核聚变到芯片、从新能源到军工，从生物科技到量子力学，从机器人到大模型，这些影响人类未来走向的关键领域，几乎都在中美之间PK。

竞争程度之激烈历史罕见，双方你来我往，互掐脖子。其他国家似乎早已沦为看客。

很多数据也印证了中美才是这个世界的科技大玩家。

比如，研发支出。此前我们分享过一个数据，中国研发支出已经和美国分庭抗礼。据亚洲经合组织的数据，2024年，中国研发总支出超过6000亿美元，在绝对值上追平了美国。

再比如，我们过去提到的专利、论文等数据，中国更是连续几年全球第一。央视2025年4月报道，2024年，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475.6万件，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和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均为全球第一。

中国账面的科技实力很强，为什么无法批量获得诺贝尔奖？

这或许是两个维度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

我们的竞争多数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已有的技术路径里，通过工程师红利，核心能力是比拼效率和成本。而诺奖的重点是基础研究，原创性的科技成果，可借鉴性的成果不多，也不需要比成本，拼效率。

2025年新鲜出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菲利普·阿吉翁，曾写过一本书名为《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里面提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本质区别。

书里写道，基础研究人员并不总能预先知道自己应该选择哪条研究道路，因此提出正确的问题与解决它们同样关键。

但对应用研究而言，前景方向已经清晰，研究人员需要做的是，心无旁骛地专注于特定领域，以实现市场化创新和应用。企业在此时的作用是，把产品需求准确地下达给研究人员。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深耕在应用研究到商业化的研究人员，相对缺乏学术自由。

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这本书看来，学术自由是基础研究突破最重要的条件。

这很容易理解，应用研究的既定框架基本是死的，就像答卷子，要做的是获得最优解，没必要跳出卷子，设置新问题。而基础研究是自己创造问题，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样重要。

当然，学术自由有着更丰富的内涵。比如，研究者可以决定自己的工作计划，随时投入新项目，也可以在中途放弃。

还有，学者之间的交流也是学术自由的范畴。如果竞争意识太强，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头衔而战，不停写作用不大的论文，很难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

所以，学术自由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环境、体制、制度，甚至是文化综合作用下的结果，是慢功夫。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程有一篇分析日本诺贝尔奖的文章，其中提到：

日本新世纪21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有不少人在做出获奖奠基性成果之前，表现并不突出。

例如，下村脩在长崎医科大学附属药学专科部毕业后，只在名古屋大学进修过两年，他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期间发现绿色荧光蛋白的；

田中耕一在东北大学读书时留过级，获奖时既无研究生学历和海外留学经历，又无 SCI 期刊论文和高级职称。

中村修二从名不见经传的德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长期在一家只有几百人的“乡镇企业”——日亚化学工业公司工作，并在那里研制出高效率蓝色发光二极管；

和中村修二同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天野浩做出获奖奠基性成果时只是名古屋大学赤崎勇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

小柴昌俊早期学习成绩很差，过了创造力高峰期之后科研才渐入佳境……

这些案例都证明，学术自由有多重要。

日本学术能有今天，主要基于1995年制定并实施的《科学技术基本法》。《科学技术基本法》的背景是，日本当时被西方国家诟病搭便车，和美国等国发生激烈的贸易冲突，这和中国当前的环境类似。

根据基本法的规则，每五年制定一次规划。

第一期始于1996~2000年，重点在于加强基础研究；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延续了全面提升基础研究能力的基调，其中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纳米技术与材料等领域为重点。

截至2023年，日本全社会研发投入中，基础研发的比例为14.6%。中国是多少呢？2024年的最新数据是，中国基础研究支出占研发总经费的比例为6.9%。

据花旗等机构的研报，这距离官定2035年8%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而这些差距，结果之一就是中国更擅长应用技术领域，而非原创性研究。

除了研发投入结构的调整，学术自由的体系建立可能更为重要。

据《日本大学治理的新动向和思考》这篇文章，在《科学技术基本法》确立的同时，日本也在调整府学关系，放松对大学的管理和制约，赋予大学更多的自治权与自主权。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程也在文章中表示，日本新世纪出现诺贝尔科学奖“井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日本政府对科学文化的培育和科研环境的改良，而不是对科学技术创新“苗子”的选育。

日本文部省和科技厅的官员权力受到严重制约，很难直接干预大学的运行与治理，日本大学得以高度自治。

静说日本公众号也发文指出，京都大学成为诺贝尔工厂，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自由学术文化。

京都大学的校训“自由的学风”源于建校初期，强调研究、教学和学习的自主性。

学生进入京都大学后，可以自由转换院系和学科，等到大三后再自主选择导师。这样的培养体系，建立在充分唤起研究兴趣的基础上，能够极大地激发原创性。

也和一般学校的评价体系不同，考核周期十分宽松，以原创性为核心，而非年度论文数量或引用率，这区别于许多大学强调短期成果（如高频发表论文或快速应用转化）的考核模式。

类似国内中科院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同样诞生了大量诺贝尔奖得主，包括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利根川进和野依良治等，为什么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可以？

汤川秀树本身就是京都大学出身，他领衔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拥有学术自由的氛围。据中日科技与法治研究公众号，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的座右铭是“真正重要的发现，往往需要等待。”以“打通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为核心定位。

在科研经费的分配上，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对基础研究或自由研究的比重高得吓人，为30%。这些经费不会带来什么立竿见影的结果，对讲究效率和效益的我们来说难以容忍。

今天日本在诺贝尔方面取得成就，不代表未来一直可以，一些隐患已经出现。

饶毅在最近的文章中提到，日本在2010年之后的政策和文化性错误，导致日本科学在国际相对退步，而且不如自己之前的历史。

2010年之后，日本在《科学技术基本法》里重新提及“问题解决型”科研思路。即通过事先设定国家应解决的课题，以课题为导向促进科技政策及其他公共政策的有机结合。日本顶层设计的思路，悄无声息地回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基础研究是无法规划的，应用型的技术迭代更适合规划模式。变化并无对错，是国家应对不同时代需要的应答，就像中国资产不多、基础不牢，指望大量资金投入到基础研究是不现实的。

2025年6月13日，日本政府承认目前的科技和创新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在官方出版的2025年版《科学技术创新白皮书》中，提到：

日本基础研究能力下降、科研人才不足等问题，越来越突出。

二、2035年后，诺贝尔将迎来中国时代？

中国的今天，有点像二十几年前的日本，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以及需要改进的方向。

10月11日，留学杂志采访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评委邹晓冬。

邹晓冬认为，从大环境来说，现在支持研究的方向、评审的标准是文章和影响因子。影响因子和文章容易引导大家都去做热门的科研工作，可是这些热门已经是别人从0到1把它开拓出来的了。怎么能够找到一些中国人可以做的空白区域是关键。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也有经济能力和条件可以做到，要让科学家们安心下来，能够做一点开拓性、原创性的工作。

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的中国学生季者，曾对“知识分子”说，师从奥马尔·亚吉的5年，自己最大的感受有两点：

第一， 创新、创新、创新，坚决不做别人已经做过的研究方向，不能在别人的基础上小修小补，要大胆探索未知。

第二，Work harder。实验不work是因为你没有让它work。只有更多实验，更多努力，才能有成果。

2025年4月，《求是》的一篇分析文章，题为《清醒认识我国基础研究面临的挑战》，详细阐述了中国基础研究的短板，主要有四点：

第一，投入力度不足，基础研究费用占比不到7%，距离主要发达国家12%~23%的比例差距明显。

第二，重大原创性成果偏少。尽管中国论文总量全球第一，但《科学》《自然》《细胞》三大期刊的论文占比仅为6.7%。

第三，鼓励原创研究的科研环境有待优化。适应基础研究长期性、不确定性、探索性发展规律，有利于产出重大原创成果的考核评价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

第四，基础研究人员比例不足。目前从事原创研究的人员比例均值为16.3%，距离24.4%的理想值差距较大。

目前在改变上述短板。比如，2025年基础研发经费的目标比例是8%以上。

关于邹晓冬指出的唯“文章和影响因子”评定机制，据知识管理论坛期刊等媒体，2018年、2020年，政府先后推出《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破四唯”、“破五唯”政策。

所谓“破四唯”，即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评价倾向；“破五唯”是在“破四唯”基础上加了“唯分数”。

关于基础研究的长期机制，从改组科技部，将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等划入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顶层设计开始，一直在调整。

《中国科学基金》 10月13日的文章指出，机构改革以后，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职责任务拓展为资助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

2024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改革组建新一届的咨询委员会，开展重大研究任务咨询和重大管理战略咨询，并聚焦偏基础、偏交叉的重大研究需求，组织凝练了一批基础研究领域国家科技重大项目选题动议。

除了中央层面，各地方也有类似的调整动作。调整还需要时间，方向对了，总归能开花结果。

2019年，首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韦志超曾构建过一个“诺贝尔科学奖产出双门槛模型” 。

该模型揭示，一国需同时满足总量GDP和人均GDP门槛，才能具备诺奖“批量产出”能力。且满足门槛后诺奖数量与总量GDP高度正相关。

总量GDP门槛为2100亿美元，人均GDP门槛为32000美元。

根据这个模型，2030年左右，中国将迎来诺贝尔奖的爆发期。

饶毅也在最新的文章中预测，2035年之后，中国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会越来越多。到2050年，诺奖数量超过日本。

在动荡混沌的世界里，没什么是确定会发生的，也没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既然一切皆有可能，能做的有且只有，踏踏实实，干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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