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是谁把世界糟蹋成这样》，作者：上野千鹤子，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90年代中期就业冰河期引发非自愿非正式员工激增，形成失落世代困境；根源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放宽劳动法规和税制优惠企业，政商勾结扩大贫富差距；年轻一代政治冷漠加剧问题，导致日本社会衰退，贫富代际传递，国力下降。

• 💼 失落世代起源：就业冰河期迫使非自愿非正式员工增加，贫富悬殊阻碍团结。

• 📉 新自由主义改革：放宽管制促进企业使用非正式员工，降低人力成本，增加不稳定就业。

• 🏛️ 政府责任忽视：政商勾结推行税制不公，削减法人税，忽视失落世代问题。

• 🙈 年轻世代政治冷漠：就业冰河期人群消极避世，参与低投票率加剧不公。

• 📊 贫富代际传递：学历和机会不公使阶层固化，底层阶级永久化。

• ⚠️ 社会衰退后果：日本经济弱化，人均GDP大幅下降，沦为二流国家。

找不到稳定工作不是你的错

非正式员工的急剧增加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就业冰河期。在此期间，大批应届生（男女皆有）没能找到稳定的工作。明明不想当非正式员工、却只能找到这类工作的人，被称为“非自愿的非正式员工”。尼特族和飞特族也是在这一时期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当时，年轻人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还乐观，觉得等大环境好了，就能找到正式职位。毕竟泡沫经济是1991年刚破灭，人们对经济复苏仍抱有期待。父母对飞特族儿女也比较宽容，认为他们眼下还在摸索试错的阶段，过了三十就会定下来。那个年代的父母也有足够的家底给儿女啃。

谁知事与愿违—萧条持续的时间远超预期，大环境迟迟没有好转。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经济有所好转，但受益的只有应届生求职市场，非应届生的处境依然艰难。于是这批人以非正式员工的身份干到了四五十岁，人称“失落世代”。

失落世代进入非正式就业市场，并非“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结果。由于毕业时开放的正式职位太少，他们总无法摆脱非正式员工的身份，收入上不去，只得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企业缩减招聘名额，导致求职市场竞争激烈，“椅子”供不应求，又岂是他们的责任。

1990年的非正式员工不过881万人。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已然突破2000万。更糟糕的是，失落世代并不是最后一批一毕业就进入非正式就业市场的人。《2022年版男女共同参与白皮书》的专栏“就业冰河期世代考察”关注了1975年到1984年出生、2021年时37岁到46岁的那批人，也就是所谓的“就业冰河期核心一代”。他们第一份工作为非正式职位的比例为女性31.6%，男性16.6%。之后的一代是女性30.8%，男性18.1%，略有增加。其中，“非自愿的非正式员工”占比为男性70.7%，女性57.6%，可见他们并不是主动选择了非正式职位。再分享一组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数据：2010年，30岁到39岁男性正式员工的结婚率为69.3%，非正式员工仅有24.4%，差距明显。

失落世代也并非铁板一块。尽管许多人只能找到非正式职位，但也有一小撮人在求职赛场脱颖而出，进入知名企业，然后结婚生子，组建家庭。“瞧瞧人家，再瞧瞧你……”，父母常拿同龄人做比较，明里暗里地数落自家孩子。失落世代不光被其他年龄段的人比了下去，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很悬殊，因此难以团结起来。

2008年秋叶原无差别杀伤案的凶手加藤智大和2022年枪杀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山上彻也，都有过非正式就业的经历。2019年在京都动画工作室纵火，造成三十六人命丧火海的青叶真司也是从小受尽虐待，长大了没找到稳定的工作。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连死刑都不怕，日本网民称之为“无敌杀手”。然而，正是我们所在的社会造就了他们。

伴随失落世代而来的种种问题，其实都是可以预见的，政府却一直视若无睹。桥本健二在《新型日本阶级社会》（讲谈社现代新书，2018/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中指出，日本社会在这几十年里孕育了多达九百万人的“底层阶级”。他们学历低，收入也低，拼死拼活也无法实现阶层跃升。与其他阶级相比，底层阶级的女性比例较高，大多是单身女性和单亲妈妈。底层阶级就是我们的政治一手造就的，阶级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非正式职位增加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政客稳步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回头看去，中曾根内阁主导的国铁分割民营化就是一切的起点。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注重市场竞争原理、主张放宽管制并缩减行政服务的政治经济思想。关键词是“自我决定、自我负责”。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任时也反复强调这一理念。从那时起，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进迅速。

为什么非正式员工与日俱增？因为经济大环境长期不景气，政府同意企业为压缩人力成本而雇佣工资低的非正式员工，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解雇。失落世代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此。

与《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同样在1985年出台的《劳动者派遣法》进一步放宽了对企业用人的管制。经过多次修正，“劳务派遣”这一雇佣方式渗透进各行各业，为期一天的派遣也成为可能。广大企业试图通过削减人力成本熬过不景气的难关。

小泉内阁在二十一世纪初推进结构改革时，为其出谋划策的是内阁中的经济学家竹中平藏。他在2009年出任劳务派遣巨头保圣那（Pasona）集团的董事长，在位十三年之久。据说保圣那通过东京奥运会和新冠疫苗接种的派遣业务赚了个盆满钵满。

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正式员工增加，是政商勾结的结果。很多人认为放宽管制能促进自由竞争，提高市场效率，却没意识到这样会分化受益者和掉队者，扩大贫富差距。

政客对商界的优待在税率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提高累退性高的消费税率（不利于低收入群体），同时降低所得税累进税率和法人税率。在1989年，法人税率还有40%，但后来逐步下降，在2018年降至23.2%。消费税上涨带来的税收几乎被法人税率的下降抵消了。

部分财政学者明确指出：“只要恢复九十年代初的所得税累进税率和法人税率，即使不引入消费税，也足以支撑社会保障体系。”

来自商界的巨额政治献金使政界屈服于压力之下。岸田内阁在成立之初曾主张对富人的资产征税，可后来也是不了了之。

我们所处的现状，可谓是政客一手酿成的人祸。

为什么“就业冰河期”一代对政治漠不关心

人祸又岂止这一桩。虽然政治由选民决定，但日本的投票率低得出奇。最令人惊讶的是，受新自由主义改革影响最大的就业冰河期世代，反而是对政治最冷漠和消极的群体。商界用金钱说话，照理说普通人就只能以选票抗衡，可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力量调动起来。

2015年，日本掀起一系列反对安保相关法案的运动。当时集结在国会门口的，主要是年过花甲的老一辈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几乎看不到夹在中间的就业冰河期世代。他们还深受漫画家小林善纪的影响，将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戏称为“懂王”或“单纯正义君”。他们后一代人反倒没看过小林善纪的作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积极参与社会运动，涌现出了SEALDs这样的新生力量。

当被问及“为什么参加社会运动”时，SEALDs的年轻人的回答往往以“大地震那年，我刚上初一/小学高年级”开头，可见东日本大地震和之后发生的核电站事故对他们造成了多么深远的影响。他们一直都在扪心自问：为什么没能阻止那场堪称人祸的核电站事故？我能做些什么？

家庭环境的熏陶也不容忽视。这批年轻人天天跟父母一起看电视，聊“这个政客有问题”或“这项政策不像话”。他们被揶揄为“懂王”也毫不畏惧，正是得益于这样的家庭文化。

六七十年代的婴儿潮世代在年轻时搞学生运动，但以失败告终。比他们年轻的一代人目睹了整个过程，认定“那就是一群自取灭亡的傻大哥和傻大姐”，嗤之以鼻，进而对政治敬而远之。社会的整体氛围就建立在这种态度之上。

再下一代的关键词则是无知和漠不关心。他们在家庭和学校都不讨论政治。韩国是通过斗争赢得了民主，日本则是因战败获得了“天降馅饼”似的民主。或许这样的民主主义并未在日本真正扎下根来。

就业冰河期世代对女性主义也是同样不屑。他们认为女性主义者就是一群“跟男人对着干、大喊大叫、歇斯底里的大姐”。见过上一代人被痛打，他们学会了明哲保身，绝不自讨苦吃。或许正是这份冷漠与消极，让他们忽视了自身的命运。

代代相传的父母扭蛋

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日本网友发明了“父母扭蛋”一词。人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家庭，就跟扭蛋一样，天知道能扭出什么东西来。说白了就是宿命论，过得好不好全凭偶然。一旦认定人生就跟买彩票一样全靠运气，社会运动就无从谈起。

父母扭蛋能在代际间传递。一旦进入再生产的循环，子孙后代就被固定在社会的底层。

桥本健二对底层阶级的定义是，低学历、年轻、非正式就业的单身人士，以及单亲妈妈。如今高中升学率几乎达到百分百，人人都能上，但这也使“高中学历”成为标配。高中辍学或只有初中学历的人没有了容身之地。低学历者实现阶层跃升的难度极高。

大学升学率则是男女均为五成左右，每两人里有一人能上大学。都说随着少子化加剧，人人都能上大学的时代近在咫尺，但文部科学省在刻意控制大学的招生名额。由此可见，日本依然是一个讲究学历的社会。

经济增速迅猛的时候，哪怕一个只有初高中学历的人在工厂上班，收入也还过得去。各个学历群体、企业规模之间的工资差距，跟今天比起来相对较小。想当年，工厂工人都是有编制的正式员工，许多人以“公司职员”自居。在七十年代之前，国民的贫富差距相对较小，八成以上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一亿国民皆中产”的说法由此而来。那个年代的企业高管收入也不算太高。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进，管理层与员工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高管年薪超过一亿日元的企业显著增加。

日本已经完成“换挡”，朝着格差社会大步迈进。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社会代际的阶层流动性不断下降。换句话说，贫富差距开始代代相传。政客几乎都是“二代”，子女原封不动地继承了父母的社会阶层，“父母扭蛋”正是对这一现象的精辟总结。

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日本将沦为二流国家

在过去三十年里，日本政府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了各种扩大贫富差距的政策，国民对此也颇为支持。令人不解的是，连底层阶级都很支持此类政策。

桥本健二在书中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在某次问卷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赞同，如果机会平等，那么因竞争出现贫富差距也在所难免。越是收入高的人群，赞同者的占比就越高，这还是很好理解的，但我惊讶地发现，贫困人群中竟也有44.1%的人表示赞同。

更令我震撼的还在后头：赞成“贫困是因为不够努力”的占比与经济阶层的高度成正比，但最吃亏的底层受访者竟也有37.3%表示赞同（包括“非常赞同”与“较为赞同”）。他们似乎认为眼下的贫困是自己造成的，不是政府和社会的错。于是他们只能自责，而不是责怪社会或政客。许多有心理问题（如自残、家里蹲）的人似乎深度内化了“自我决定、自我负责”的新自由主义原则。哪怕再苦再难，这群人也不会开口求助。“不能安心当个弱者的社会”就是这样形成的。

到了九十年代，日本的政治走上了扩大差距、抛弃弱者的路线，而弱势的一方也很支持这些政客。在小泉邮政选举期间，为大力推动结构改革的小泉纯一郎摇旗呐喊的，正是就业冰河期世代的年轻人。其他人则被“干啥都是白费力气”的无力感笼罩，连票都懒得去投，以“不作为”默认了现状。

贫富差距的扩大会显著拉低整个社会的效率，因为这样的社会无法激发人们的积极性。

今时今日，日本正在大跨步迈向“二流国家”。2022年的GDP还能排到世界第三，人均GDP却已降至第三十一名，性别差距指数（GGI）更是排在第一百一十六名，在发达国家中垫底。或许日本已经算不上“发达国家”了。

今天的日元贬值正是“安倍经济学”酿成的恶果。货币的价值是国际社会对一国国力的评价，因此日元贬值就意味着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评价在下降。我经历过1美元=360日元的时代，那时候根本没法随心所欲地出国。后来日元一路升值到1美元=75日元，如今又再次贬值。日本就这样成了让外国游客高呼“真便宜”的旅游目的地，汽油等进口商品的价格却不断上涨，国力日渐衰退。

容我再强调一遍，这完完全全是政治酿成的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