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蓝色柳丁BlueTangerine，作者：爽总，编辑：V，图片：V，原文标题：《从LSE毕业后，我在市场调查里干着最脏的活（上）｜我在英国打过的100份工 2》，题图来自：AI生成

LSE社会学毕业生在伦敦做市场调查员，经历挨家敲门采访的艰辛，如高拒绝率和无底薪仅佣金的剥削性工作。通过采访不同人群，如政府公寓中关注孩子未来的年轻母亲，揭示伦敦的阶层分化和贫富差异：富裕区开放易采访，贫困区警惕如生。反思社会理论的现实应用，并暗示城市的多样性趣味。

• 😣 工作艰辛：市场调查员需面对频繁拒绝、佣金制压力和孤军奋战的焦虑。

• 👩‍👧 Leyla案例：在政府公寓采访一位年轻母亲，她热情接待并担忧每个细节影响孩子未来。

• 🌍 阶层鸿沟：不同街区采访难易反映社会折叠，如中产别墅区开放vs救济房住户警惕自卫。

• ⚙️ 劳动异化：工作被分割成机械敲门提问环节，像生产线无自主权。

• 💭 理论呼应：亲身经历直观体现文化资本和社会习性等社会学概念的普适性。

• 🌈 城市多样性：伦敦呈现不按常理生存的人，以诙谐方式打破阶级叙事框架。

朋友说，我快把英国的各种工作都“体验”一遍了。是的，在伦敦辗转漂泊的日子里，我几乎什么工作都干过。怀着一个天真的念头——也许在英国就能够用一份体力劳动的工作养活自己，并支持自己的艺术事业——我决定在这待两年看看。

这就是“我在英国打100份工”系列的由来。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份工，或许是最特殊的一份。它让我这个LSE毕业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潜入”伦敦的千家万户，窥见这座城市最真实的生活；也让我过去学的所有理论，在现实面前接受最残酷和荒诞的检验。

从LSE社会学系毕业之后，我没想到我在英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这样的：背着沉甸甸的电脑和资料，挨家挨户地按门铃，讲一段滚瓜烂熟的开场白，被拒绝，搓一把脸，再敲下一扇门。

Market Research Interviewer（市场调查采访员），这是我的岗位的正式名称。三个单词分开都看得懂，合起来却令人摸不着头脑。它的描述倒是很理想化：你将负责企业或政府的调查项目，采访当地住户。不过，它还有另一个名字：cold calling，意味着向没有预期准备的陌生人发起“类推销”的沟通。

然而，我当时对此毫无概念，以为这份工作能恰好供我发挥专业技能。面试时我提到，在做社会学研究时，我最享受的环节就是做采访，因为我对了解别人的故事和看法很感兴趣。

彼时我没想到，原来我干的活真的只有“采访”这一环节。读研的时候，作为一个researcher，研究者，我需要对一项研究的全部环节负责，从提出研究问题、文献综述、设计方法，到招募访谈、分析数据乃至撰写论文。但在这家大公司，调查的每个环节都被精密切分给专人来做，我们的劳动成果也从自身剥离。作为最基层的“田野”（field）部门的工作者，我只负责拿着设计好的采访稿，敲门，提问，上传数据。至于这些数据最终如何被使用、得出什么结论，统统与我无关。

我才明白，现代社会分工已将一切工作流水线化了，市场调查和车间生产没有根本区别。而我的工作，则是这条流水线上最廉价的一环：按200次门铃，可能只有10个人接受采访。我们要咽下无数次被拒绝后的沮丧、被kpi驱赶的焦虑、只身一人面对挫折的孤独，最终得到的，是一纸没有底薪、只给佣金的零工合同。

不过，尽管被异化得如此深刻，这份工作并非全无好处。正如我的trainer Rizwan说的那样，它最好的一点是能让你了解伦敦形形色色的人。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让我蠢蠢欲动，甚至能将心灵上的重压和遭受过的冷眼一时抛之脑后。它给了我一张通行证，允许我光明正大地潜入伦敦的各个角落，窥见这个城市千奇百怪的众生相。

一、“我的孩子已经五岁了，任何小事都会影响他们的未来”

我接到的第一个项目，是一个为英国广播电台（radio）收集用户反馈的研究。我拿到这个项目的第一反应是，现在还有人听电台？比起有些过气的调查方式，这课题过几年就能进博物馆了。而我的任务便是说服地址列表上的住户参与采访，了解他们的基本职业和家庭信息，然后请求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周记录每天的电台收听情况。

第二周，我拿到新的地址就心里一咯噔：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市政公寓的地址。Rizwan之前说过，他最不走运的时候，就是在这些公寓里工作——只有3个人接受了采访。这些房屋叫做Council flat， 大部分是政府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出租给生活困难的人们居住的。

我正是在地址列表上条件最简陋的一栋council flat里面认识了Leyla。这是一个三合院布局的“小区”，院子里栽种着一棵巨大的樱花树。时值春末，樱花落了一地，走进去像踏上了一张柔软的粉色地毯。左手边的楼还在装修中，固定在墙外的脚手架还未拆除，像是打入楼房的钢钉。孩子们就在这些比他们高一个头的脚手架上攀爬、跳跃、追逐，冲进楼里，不知轻重的脚步要把楼梯都震碎。

整棵树相当宏伟，但花已经落得差不多了。

楼梯间散落着一些快餐盒，闲置的健身器材和装修木板。借着一侧窗户的阳光，能看到天花板上墙皮掉落，霉菌蔓延，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烟味。

在三小时里爬了8层楼却只找到1位受访者后，我几乎是万念俱灰地敲响了角落里的门。

一个戴着粉色浴帽的黑人女孩拉开一道门缝。我照例用那句“你听广播电台吗？”作为开场白。她说不听。我心中叹气，一般来说，不听广播电台的人更不愿意接受采访。但因为她语气温柔，我还是追加了一句：“不听也没关系，您的意见同样重要。只需要10分钟？”

“sure，没问题！”她爽快地答应了，“要不你进来采访吧？”

我很感激她邀请我进去她家，还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厨房很乱，你别介意呀，我刚给小孩做了晚饭，还没收拾。” 她家没有客厅，我们就在厨房采访，一些炒鸡蛋剩在平底锅里。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在灶台上光着脚走，时不时抓一把玉米片吃。她把手机调到TikTok让小孩拿着，送到另一个房间。

采访中我了解到，她22岁，没有上过大学，每天的工作就是照顾两个小孩。问卷上的一些很基础的问题，在这里都显得困难：比如使用互联网的程度。她说，这里信号非常糟糕，没有装Wi-Fi——Wi-Fi太贵了。

我又确认了一遍，她确实完全不听电台。我不禁问道：“既然如此，你为什么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呢？”

于是，她说出了标题的那句话。

“你也看到了，我的小孩已经四五岁啦，已经到了生活中最细微的小事都能决定未来的时期——决定他们未来想做什么工作，成为怎么样的人……所以我会关注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如果有什么新东西，我都会去了解，无论他们有没有帮助……”

我心里一沉。我一边喃喃地附和着，心中不免泛起一阵苦涩。这样熟悉的话，在异国他乡的一位比我年轻两岁的母亲嘴里听到，我又被命运的回旋镖击中了。小时候我也经常听父母说，细节决定成败，一个小习惯改变孩子的一生……但是，说到底，这些看似头头是道的教育方法，在我们人生中又起到多少作用？又有多少只是一针安慰剂，给予我们掌握命运的幻觉？

我多想跟她说，你拼了命想了解所有的信息、所有的细节，又有什么用呢？他们的未来早已写好了，当他们在脚手架上攀爬、抱着手机刷抖音时已经写下了，你要记住多少细节，才能改变他们的未来？

那时，过去一年在LSE课堂上学到的所有理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让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了所谓“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与“文化习性”（habitus）的广度和普适性。课堂上我们曾讨论上层社会如何通过口音、品味、教养等一套具象化的密码完成资本传承，确保后代畅通无阻的未来。但我仍难以想象那“无忧无虑”的童年是一幅怎样的光景。他们度过了孤独但物质丰富的富二代童年吗？还是接受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但至少我知道，应该不是只见过窗边的樱花树，刷着算法推荐的短视频的童年生涯。

三合院的其中一栋楼

尽管如此，我仍然对她说，You’re very kind to me. I’m really grateful. 这是我能说的真心话。出于无法向她揭示这残酷骗局的愧疚心理，我补充道，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家长。

她听到后好像很开心，笑着说，很少从我的朋友那里听到这样的评价，他们总是说我不太负责。

是的，当时我心里算了一下，她生孩子的时候可能才刚成年。不知道这背后又是怎样的故事。尽管心情很沉重，对未来不抱什么希望。但是，当我背上沉甸甸的背包离开时，我仍然悄悄祈祷：Leyla是个善良的人，希望她能教育出同样善良的孩子，命运会垂怜她。

二、伦敦折叠：当我开始给社会“分级”

这份工作确实让我认识到了伦敦各式各样的人。不仅如此，在不同区域进行采访的难易程度也反映了不同街区的贫富差距。为期一天的导师Rizwan告诉我，要像侦探一样，通过观察房屋外观——花园植物的修建情况、垃圾桶整洁度等——来判断屋主的生活状态，进而调整我们的游说策略。

在联排别墅街区，我的成功率比在政府救济房高出近一倍。一位中东的工程师在接受采访时还会好奇，为什么在他们这个区域经常有人来上门采访，我们公司是怎么确定采访名单的。在温布利附近的中产印度家庭里，一位父亲兴奋地表示，我知道你们公司，我做过很多采访研究啦！

带花园的联排别墅。

第一周上班时，一位和蔼的老太太体贴地邀请我到她家坐坐。访谈中，我了解到她是一位负责特殊教育的教师，专门解决孩子的学习障碍等问题。她也是第一个关心我工作是否艰难的人，“你干这个活多久啦？……每个年轻人起步都是很不容易的，希望你今天也有好运气吧！”

只要提起伦敦，人们想到的是伦敦西区彩虹般的房子，秀气的花园，还有惬意的下午茶。但就像世界上所有大城市一样，伦敦也有它的城中村。两百磅月租的政府救济房，没人会将它印刷在明信片上。

这里的住户大部分都是少数族裔，也就是我们BAME（Black， 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要么就是领救济金的白人。在这里做采访，要面对的是警惕和戒备，是猫眼透过的光线骤然消失的几秒，和门后锁舌扣紧的声音。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这些调查是干什么的，仅仅询问一下是否听电台，却得到粗暴的回答，“不要到我家里，我不需要任何产品！”或者是跛脚的老年妇女下来应门没好气地说，“我是听电台，但是你们这些公司只会偷窃我的信息，想无时无刻监视我们！这个国家已经烂透了……” 

有时，将调查问卷上看似简单的问题问出口好像都有些冒犯。年龄、婚姻状况、职业状况，几个标签就能把一个人在社会阶级的坐标系中确定下来。在他们无法看到的电脑屏幕上，他们被归为社会分离的最底层——失业、靠救济金生活。一位独居多年的老爷爷告诉我，他已经十年没有出国旅游了。“如果有钱，”他苦笑说，“我会马上离开这个国家！” 

council flat顶层的景色。

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论证一个《寄生虫》似的困境，不是要证明生活优渥的人就比穷困的人更有同情心。事实上，council flat里所有愿意为我开门的人，都展现了巨大的善意。采访成功率背后的差异，是一套冰冷的逻辑：一方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安全感，因此更能对外界保持开放态度，也更有空间和余力保持好奇。而另一方在持续的生存压力下，时刻紧绷神经，下意识地将陌生人的敲门当成潜在威胁。“光是活着可能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我明白，警惕和拒绝是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

我目睹的一切，可能只是进一步印证了一些我们早已熟知的道理，即阶级鸿沟难以跨越，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只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金字塔顶端才能过上“好”生活。

然而，在这个经济下行时期、阶级固化的叙事框架以外，伦敦总会向你展示一些不一样的色彩。这里总有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甚至不上牌桌的人，以诙谐的方式给予我们一些启发。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为保护隐私，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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