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自由之困》导论，经中心出版授权发布，作者：史蒂文·哈恩，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普利策奖得主哈恩提出颠覆性观点：非自由主义（而非普遍认为的自由主义）是塑造美国250年历史的核心基因。它根植于殖民时期，与自由主义交织共生，体现在排他性、权威崇拜等特征中，为理解当代美国的政治极化提供历史根基。

• 💡核心论题：非自由主义是美国历史深层基因，挑战了传统的自由主义叙事。

• 🔍历史修正：美国从殖民时期即具备非自由特征，而非近期才“背离”自由规范。

• 📜分析方法：采用思想的社会史视角，揭示非自由实践在民间的形成及其对政治的塑造。

• ⚔️共生现象：非自由与自由主义长期纠缠、角力，有时甚至相互交织难以分割。

• 📌模式特征：非自由主义强调排他性社区意志、文化同质化、对特定权威的服从及权力等级制。

• 🏛️右翼关联：非自由主义虽非保守主义同义词，但与美国政治右翼（如反联邦主义、杰克逊驱逐、华莱士民粹等）存在紧密历史联系。

自由女神像高擎火炬，宪法开篇即是“我们人民”——长久以来，美国被视为自由主义的灯塔与化身。然而，当国会山暴乱的硝烟散去，当政治极化撕裂社会，当“大替代”阴谋论甚嚣尘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那个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真的如其宣称的那般自由吗？普利策历史奖得主史蒂文·哈恩在其震撼新作《自由之困》中给出了颠覆性的答案：非自由主义（illiberalism），才是贯穿并塑造美国250年历史的深层基因。理解今日美国的困境，必须直面这段被刻意忽略的“非自由”传统。

理解美国，从承认其“非自由”传统开始

长久以来，美国在各种意义上都与自由主义“挂钩”，特别是在权利和政治方面。这种紧密的联结，构成了美国自我标榜其政治制度与历史进程独一无二并拥有独特历史脉络的基石，而这种独特的历史脉络，则将18世纪的一系列革命原则，逐步转化为一种生生不息的生活方式。

有人为之欢呼，赞美这片土地上的自由精神悠久而博大。而另一些人则探究自由主义的承诺为何屡屡落空，抑或遭逢背叛。还有一些人视自由主义为一堆混乱思想和冲动行为的大杂烩，由于其本质是非常概念性的，它同样可能滑向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排他主义，正如它能导向个人主义、平等和包容等理念一样。

当然，自由主义始终有来自左右两翼的批评者，他们认为自由主义要么力有不逮，要么是诸般弊病的根源所在。然而，无论褒贬，批评者和捍卫者都普遍认为，自由主义以及通常所说的自由传统，是美国社会、文化、政治与历史的核心。作为衡量自由主义在美国历史与现今近乎霸主地位的指标，“非自由”（illiberal）与“非自由主义”（illiberalism）这两个术语，直至近时才逐渐为人所认识与提及。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视为对所谓“自由主义规范”或“自由民主规范”的新的、令人不安的挑战与背离。

如今，与“非自由”相关的观念、行为、权利承载、文化、归属感以及诉求，常与一系列已被贴上若干有毒标签的政权和运动联系在一起：设定的等级秩序、精英统治、民众政治参与受限、军国主义，以及对内对外明确树敌。这些政权和运动对自由主义的自命不凡和敏感性嗤之以鼻，嘲笑自由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实践理念。它们鼓吹以民族为中心的动员和治理计划、依宗教划界的归属范畴、过度男性化的性别关系与性取向、暴力夺取与巩固权力的手段，以及用镇压来回应异议者。明确的“非自由民主”概念已经赢得了许多右翼政治领导人和思想家的推崇，尤其是在美国，这一概念被视为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多元文化世界中指引未来方向的明灯。

《自由之困》这本书旨在引导读者暂时放下对美国悠久而深厚的自由传统的既有认知，转而认识到，在我们所称的自由主义出现之前，非自由主义思潮即已横跨大西洋并深深根植于此。进而，本书鼓励读者将自由主义看作数个竞相定义美国社会的潮流之一，且常常与非自由主义思潮纠缠不清，难以自拔，从而更好、更深入地理解，美国并非最近才背离了长久确立且根深蒂固的“规范”：美国当今对激进非自由主义运动兴起的反思，其实有着深远且不断延伸的历史根基。

诚然，自由主义有其复杂的历史和多样的定义。这些定义包括：自主个体的愿景，这些个体为了自身的安全而签订社会/政治契约，这一理念由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在他们17世纪的著作中提出；一套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产权制度，这是洛克在其《政府论·下篇》中详尽阐述的；一个围绕自我利益组织起来的自由市场，国家对其干预有限，这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和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及经济学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构思的；一套由国家集中管理的政治经济体制，该体制通过一系列利益集团进行运作，理论上服务于公共福祉，这是自罗斯福新政至约翰逊“伟大社会”时期所展示的现代自由主义的显著标志。最后，它还包含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由国家政策促成的、受最低程度监管或不受监管的市场，这是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核心理念。

历史回响：非自由主义的美国轨迹

长期以来，学者和政治理论家们一直在争论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核心特质、社会适应性和权利承载能力。自由主义究竟是起源于17世纪的大西洋两岸，还是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抑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20世纪的国家或公司自由主义，与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相似度究竟有多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实践同经济的关系？在一个围绕阶级、种族、民族与性别差异组织起来的世界里，自由主义的影响范围究竟能够扩展到何种程度？

“非自由”与“非自由主义”都是相对较新的概念。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自由主义主要抗衡的对象一直是保守主义，而在20世纪的政治舞台上，它对抗的则是来自右翼和左翼的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而非自由主义是对现代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弹，尤其表现为对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特质的反弹。它汇聚了一系列思想，这些思想推崇固定不变的等级制度（尤其是性别、种族与国籍），强调文化同质性，并倾向于接受以多数决定的方式行使权力。非自由主义歌颂国家及其特定的国民群体，歌颂基督教和西方“文明”，歌颂“社区”及其守护者，歌颂严格管控的领土边界。它反对全球化的精英阶层及其追随者，抵制全球化经济体系，排斥超国家的政治机构（如联合国、国际法院、欧盟），抗拒超越国家或社区范畴的人权概念，对挑战异性恋主流地位的势力毫不包容。

然而，如果非自由主义的出现是为了描述当代世界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文化，那么，它能为我们打开一扇怎样的意义之窗，让我们窥见时间上离我们甚远的世界，乃至自由主义进入政治词汇或在社会构想和组织方式中显露自身之前的世界？在自由主义或其雏形出现之前，是否存在非自由主义？笔者希望证明，作为一个宽泛的概念，非自由与非自由主义可以涵盖自16世纪晚期以来欧美的各种政治和文化思潮，特别希望帮助我们探索，这些思潮如何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流淌，不是作为自由主义的缺陷或替代品，而是作为与社会关系、政治权威、文化等级制度、宗教信仰以及家庭构建相关联的一系列连贯思想与实践。

起初，它们与封建和现代早期的事业及情感紧密相连，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以不断变化的形式，对这个国家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规定了合法的权力类型，构想了地方和国家的命运，应对现代性的挑战，驾驭日益复杂的世界。从这些方面来看，非自由主义可以构成一个强大的历史理解框架，它并非处于不断演变的美国社会的边缘，不是偶尔浮现的暗线，也不是对颠覆性变革的偏执和保守的反应，而是政治和文化力量的中心领域。

撰写一部关于非自由主义如何塑造美国历史的书，其中一个潜在危险在于构建的故事可能会过分强调历史的延续性，而忽略了历史的变迁。的确，非自由主义的一些特征往往会反复出现。

这些特征包括：社区意志压倒一切；对外来者的怀疑，以及迅速采取驱逐行动的倾向；权利和地位主要在地方或有限的领域中被认可；对文化同质性的持久渴望，这种渴望往往通过强制手段实现；对某些形式的权威（通常是国家权威）的抵制，伴以对地域和信仰权威的轻易服从；以及对地位和权力等级制度的拥护。

但是，这些看似恒久不变的特征，只有被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彰显出其真正的含义。有时，它们可能成为社会秩序的“有机整体性”观念的基础，在这种秩序中，精英统治和个人支配占据主导，表现为相互依赖的关系，这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父权制下尤为明显；有时，它们会成为通过准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自治诉求的基石，如在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运动中；有时，它们可能成为反对国家的依据，如在右翼民粹主义中，有时则可能被包装为国家本身的新举措，如在某些类型的法团主义中；有时，它们依附于宗教原教旨主义，如基督教民族主义，有时则可能全无宗教色彩；有时，它们可能强化社会和政治压迫，如在准军事主义中，而有时又被普通百姓视为寻求保护的手段，如服从于庇护者或其他传统权威人物。非自由主义应被视为不断演变的思想、关系和实践的复杂组合，当它与自由主义对立或与之错综交织时，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共生与角力：自由与非自由的纠缠

在本书中，笔者主要依据它们对权利、政治实践、法律与权力的主张，从政治角度来认识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在最为理想化的描述中，自由主义构想了一种基于承载权利的个体、广泛的公民包容性、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治理机构、法治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采用民主（主要为选举）的代表方法的政治秩序，并通过一系列民事和政治手段（如法院、法规、组织和协会）来调节权力。自由主义社会与政权虽然时常偏离前述某些标准，但整体而言，它们是以这些原则为基石构建的。若权力主要由议会掌握，自由主义政权可以表现为立宪君主制。它们可能在总体包容的前提下，对政治参与设置一定的限制。它们还可能包含更直接行使行政权力的领域（有时称为“例外状态”或“例外空间”），特别是在涉及司法惩罚或严重危机时。

非自由主义社会和政权可能有多种类型，但它们通常都具有一些共同的重要特征。在这些社会中，权利的承载可能由特定的统治者来界定或加以限制，或者基于种族、民族、宗教和性别的群体来体现。公民和政治地位往往带有社会和文化上的排他性。

统治方式可能从民主到独裁再到威权主义不等，可能涉及民众动员，也可能伴随着广泛的政治镇压，有时两者兼而有之。权力往往直接行使，时而体现为个人意志，时而呈现为集团或集体行动，通常在公众面前公开展示并仪式化；司法或监管的调节作用较小，通常仅影响特定的群体。此外，权力直接将个人或群体与其统治者（或自称为其统治者的人）联系起来，有时甚至可能直接在他们的身体上留下印记。非自由主义者与非自由主义承认并鼓励以最赤裸裸、最咄咄逼人的方式行使权力，将暴力视为合法且可能必需的夺权手段。与此同时，非自由主义社会与政权随时间推移表现出它们自己的偏差和演变，既塑造又适应其特定的历史环境。

本书无意成为一部详尽无遗的非自由主义美国史。相反，它采取了一种片段式的叙述方式，不是围绕晦涩难懂或普遍被忽视的事件，而是围绕那些自由主义和自由传统被习惯性地认为与时局密切相关的时刻。笔者希望能够通过研究美国自由主义的错综复杂，来引发更多的问题与思考，并展示非自由主义如何代表了主流的冲动，又如何阻碍和损害了自由主义的目标与计划。笔者首先提醒读者，“自由传统”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创造或发明，直到冷战时期，美国历史的书写和阐释才开始对其给予重视。尽管自由传统面临着诸多尖锐的批评和反对，它仍然在公众意识中顽强存续，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探究，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时代。

接下来，笔者将返归17世纪，回溯北美大陆定居者的殖民主义蓝图与进程、殖民地开拓者与殖民地定居者的愿景以及殖民者着手建立的社会形态，从而质疑：自由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在任何重要方面，是否在早期就已经真正存在。然后，笔者将视线转向18世纪下半叶，转向在美国革命和宪法制定过程中涌动的非自由主义思潮，这些思潮塑造了许多定居殖民者的态度，并在反联邦主义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这里，笔者将特别关注广泛存在的反天主教情绪（它至今仍在美国政治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君主制和等级政治权威的持续吸引力以及文化上的有界社群的重要性。

接下来，19世纪30年代，杰克逊民主时代和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所描述的时代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尽管笔者着重探讨的是当时针对原住民、非洲裔美国人、天主教徒、摩门教徒以及政治异见者（特别是废奴主义者）的大规模驱逐行动。驱逐现象的普遍存在及其对政治生态的侵蚀性，让年轻时的亚伯拉罕·林肯深感忧虑，这表明正在诞生的民主就其主要特征而言，是一种非自由和排他的民主。美国内战和奴隶解放接踵而至，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中的“例外条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揭示了非自由的脉络如何紧紧缠绕在废奴主义者及其反奴隶制盟友的自由主义冲动之上，无论是在奴隶制仍然合法时期，还是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

本书后半部分内容转向20世纪，并延伸至21世纪初。笔者将通常所说的进步主义时代（1900—1920）视为非自由主义走向现代化的时期，特别是通过社会工程的巨大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在整个进步主义时代都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这一时期还孕育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观念，它与美国内外激进的种族主义相结合，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后来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紧接着，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反动的、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基层动员（在笔者看来，进步主义时代与20世纪20年代之间的联系比传统观点所认为的要更加紧密），其中包括排外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反激进主义和基督教基要主义，所有这些都对20世纪 30年代，乃至之后数十年的社会和政治风貌产生了深远影响。

继续按照时间顺序向前推进，笔者对20世纪60年代进行了重新审视，深入研究了在种族融合、女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运动背景下激进右翼政治的重生。乔治·C. 华莱士的总统竞选活动生动地展现了这一时期的政治氛围，他精心打造出了一套经久不衰的充满怨念和种族敌意的言论。这种政治思潮和理念预示着，在现代的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伟大社会”自由主义看似已清除了保守派和右翼对手之际，它们自身的力量正逐渐衰弱。

接下来，笔者探讨了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及全球范围内崛起而生的非自由政治，特别是在严酷的、带有种族歧视的政策被用来打击毒品、犯罪和福利问题的背景下，以及在高科技和互联网领域呈现出高度剥削性并对个人权利进行剥夺的情况下。本书以一场讨论作为收尾，探讨了种族战争和“大替代”理论两个“幽灵”如何催生了白人民族主义和准军事化的右翼势力（后两者迅速成为主流政治力量）。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美国即将发生的人口结构变化，欧美经济长期的去工业化，以及共和党甘愿成为激进右翼通往权力之路的制度工具。

在所有这些内容中，笔者所提供的并非一部思想史，而更像是一部思想的社会史。也就是说，笔者提供了一种视角，用以审视非自由的实践和倾向是如何在民间萌芽成形，随后又如何影响了自由主义对应理念的诠释与吸纳的，以及非自由主义是如何在新的社会史环境下被继承与重塑的。

当代回响：非自由主义的现代面孔

写这本书的目的，并非要描绘一幅美国过往及现今黑暗且令人发指的图景，或创建一份评判自由主义与非自由主义相对影响力的计分表，亦非暗示自由原则与成就无足轻重，或许已被非自由的冲动与力量淹没。毋庸置疑，《独立宣言》中镌刻的普遍权利原则，美国宪法中对共和主义的承诺，反对奴隶制和奴役的斗争，数十年来民众为扩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进行的奋斗，以及消除贫困和种族主义的运动，都是美国政治传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运动中蕴含了各式各样的共和主义、生产者主义、女权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当然还有自由主义。事实上，它们提醒我们，在美国历史长河中，为争夺权力而展开的各种思想与愿景的范围有多么广阔，内涵有多么深远。而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即使从广义上看，也只是众多思想中的一部分，尽管它们的重要性不容小觑。

笔者的意图更多在于揭示，那些原则往往建立在多么脆弱的基础之上，这些运动不得不克服多么巨大的障碍，以及某些社会群体如何运用这些原则来界定自己的社群，同时又拒绝其他社会群体使用这些原则，这可以称为政治与权利上的特殊主义。这些特殊主义已深植于众多不同的社区语境中，有些甚至根深蒂固到难以察觉的程度，为社群成员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满足感和相互联系的源泉，往往让人难以抗拒—直到它们激发起非自由的防御机制与动员行动。

因此，在本书中，笔者始终将非自由主义与不同时期的政治右翼联系在一起。尽管笔者无意将非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画等号，但长久以来，非自由主义确实与传统或反动的保守主义交相辉映，自18世纪末期以来更是如此。

此外，非自由主义还与所谓的“反自由主义”（anti-liberalism）相交织，后者是对自由社会及其主张的有意识攻击和否定。当然，必须指出的是，非自由主义并非右翼独有的标签，左翼同样可能接纳或体现其对于权利、规则与等级的理解。这在左翼政权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政权有逐渐演变为威权主义的风险，并形成与党派身份和政治忠诚挂钩的受限权利观。同样，在关键时刻，当争取包容的激烈斗争—通常源于具体情境—引发对被认为有害且具排他性的语言和观点的质疑时，非自由主义也可能浮现，这类情况在课堂和职场中时有发生。

但在美国，左翼运动，哪怕是以特定种族或族裔群体的权利和赋权为中心的左翼运动，几乎也未曾主张限制其他群体或个人的权利。社会正义运动有时被指控为逆向种族主义，或屈服于非自由的手段以达成目标，即暗示运动发起者及其追随者的生命比其他人的生命更重要，正义的实现应以牺牲那些不站在他们一边或与他们为敌的人为代价。然而，事实是，这些运动极少甚至从未提出过此类主张或要求。

相反，在相关演讲和文章中，在示威游行和选举动员中，参与社会正义运动的人们从根本上坚持要求我们认识到，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他们所代表的遭边缘化群体一直被视为生命无足轻重、价值微乎其微、可以随意牺牲的对象，仿佛我们的权利概念和对正义的期待并不适用于他们。因此，他们的目标始终是争取包容，因为他们不被包容；他们的目标始终是追求赋权，因为他们未被赋权。

非自由主义确实是一种属于右翼的政治和文化倾向及意识形态，它时常对持有自由观点和推行自由计划的人设限。那些被视为自由主义者或自豪地展示其自由主义者身份的男男女女，在遭遇对其世界观的挑战时，便迅速诉诸非自由的解决手段，仅仅是为了维系秩序并保持自身政治航向。他们对于社会与政治生活的理想往往掩盖了他们对文化等级制度的深层次认同，而他们难以洞悉权力如何构建阶级与政治，这常常掩盖了，当他们的努力受到干扰时，他们是多么轻易地就会求助于权力。一部关于非自由主义的历史，不仅要全面剖析那些揭示非自由主义特征与目标的事件的始末，还应深入探讨，那些由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历史行为者所推动的自由主义初衷，为何最终却走向了—有时是意想不到的—非自由的方向，及其背后的缘由。

因为，一部关于美国非自由主义的历史同样揭示了，从殖民者定居美洲大陆，到共和国创立，直至今日，那些最能始终坚定不移地倡导普遍权利、广泛民主、赋权予人（无论其经济、社会或文化地位如何）的人，恰恰是被剥夺了这些权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