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毒眸，作者：张嘉琦，编辑：刘南豆，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文章探讨单依纯作为华语乐坛新生代代表被寄予“天后”厚望的现象，分析传统“天后”叙事在数字时代的消解与重构。从她通过音综、短视频和OST快速崛起，到行业对兼具实力与流量标杆的渴求，揭示其背后反映的音乐工业转型、传播逻辑迭代及女性表达的新可能。

• 📉天后叙事的消失：传统天后依赖唱片时代体系，数字时代瓦解了全民记忆与权威标准。

• 🚀单依纯的崛起路径：从音综夺冠到短视频翻唱破圈，踩准内地音乐工业迭代节点。

• 💎实力与流量并存：过硬唱功获乐评认可，喜剧人标签强化大众认知与路人缘。

• 🌐数字时代的重构：算法主导圈层狂欢，天后标准从单一传唱转向复合维度。

• 🏆行业标杆的渴求：在实力空心化焦虑中，单依纯成为不可复制的现象级范本。

• ♀️性别议题的延伸：女性歌手借音乐探索更复杂表达，重构天后叙事的现代性。

《歌手2025》话题度最高的，是被赋予“拯救华语乐坛”重任的00后女大学生单依纯。

单依纯在第一期张榜赛中以22.70%的票数占比登顶，以一首难度极高的原创曲目《珠玉》亮相，霸榜了各大平台热搜。在今晚播出的第二期里，她又蝉联了周冠军，被一众网友评价为“和其他歌手不在一个次元”。

遥想去年《歌手》播出时，那英“五旬老太守国门”的梗还历历在目。LIVE模式劝退一众歌手，网友们翻遍整个华语歌坛，竟然找不出几个能和英子并肩作战的实力派。

华语乐坛太需要新鲜血液，在女歌手的赛道更是如此。单依纯出现在此时就显得更加恰到好处。在华语乐坛新旧交替的时代，她以音综为触达大众的跳板，又在流媒体和短视频的传播助力下，迅速实现了从乐坛新人到超级偶像的跃升，因此被寄予了“天后”的厚望。

我们对天后的想象，大多由海外及港台的女歌手塑造而成。天后的轮番登场，代表着那个曾星光熠熠的黄金年代。而“天后”叙事的消失，也不只是因华语乐坛的巨变而起，而是整个时代的缩影。

“全民偶像”的神话已经无法复刻，或许大众如今对于单依纯成为“天后”的期待，早已不是再造一个“王菲式”的传奇符号，而是在数字时代重构天后叙事的另一种可能。

一、消失的“天后”叙事

“天后”的称号兴起，最早要追溯到80年代的香港。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和梅艳芳被并称为“三王一后”。进入90年代后，“四大天王”席卷华语乐坛，掀起追星狂潮后，有人将当时仍活跃在乐坛的梅艳芳、叶倩文、王菲和林忆莲四人并称为“四大天后”，以与四大天王相对应。

不过，自1994年起，随着其他三位逐渐淡出乐坛，“四大天后”的说法无人再提，香港更公认的叫法是“四王一后”，“天后”只剩王菲一人。1996年10月，王菲凭借专辑《浮躁》，成为第一位登上《时代周刊》全球版封面的华人歌手，封面标题是“The divas of pop”。

香港有王菲，内地有那英。1998年春晚上的一曲《相约一九九八》，既让王菲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也为那英的“天后之路”奠定了关键一步。2001年，那英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和最佳作词人，这是内地歌手第一次在台湾金曲奖上获奖。

香港早期的天后称号是稀缺品，从梅艳芳到王菲，再到被称为天后接班人的郑秀文，有着代际传承的隐喻。不过当这一称号流向台湾时，数量便开始爆发。如今更广为人知的叫法是“四大三小”，足足七位天后，撑起了台湾乐坛的黄金时代。

虽然天后的称号日渐泛滥，但能被冠以此名号的女歌手，大多都具备几个特点：拥有传唱度极高的经典作品、鲜明的个人特色和深入人心的标签。蔡依林凭借一首首穿透大众的金曲，实现了从“少男杀手”到“流行教主”的蜕变，张韶涵、王心凌等人也都各有“电眼教主”“甜心教主”等传播度极高的标签。

天后叙事的泛滥与消亡某种程度上看是同义词。无论是站在时间的维度纵向去看，还是横向对比两岸三地及海外的乐坛，天后叙事的消失都无可避免。

唱片时代的远去和流媒体时代的到来，彻底颠覆了音乐的底层逻辑。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改变了大众的听歌方式，也缩短了听歌的链路。不需要去音像店购买磁带和唱片，也不用守着电视和广播等待新曲放送。乔布斯在发明iPod时的创造性设想，如今已经司空见惯。

听歌的门槛和难度被降低后，这一行为的情绪感也自然被大幅稀释。在大数据时代，歌曲从一行行旋律变成一串串字符，孙燕姿成为冷门歌手、王心凌需要借助综艺翻红、短视频流行曲霸榜成为常态……每天都有热门歌曲轮番登场，以速度极快的短视频形式持续轰炸着乐坛。

大数据为乐坛带来最显著的变化，是将歌手的影响力让位给歌曲。比起为歌手量身定制歌曲、以标签打出个人影响力，现在更明显的趋势是“歌火人不火”。流行歌曲每天都在更新换代，鲜有歌手能在大众心中真的留下痕迹。即便是如今呼声极高的单依纯，最早也是凭借多首翻唱曲目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走红而闯入大众视野。

当然，“天后”的消失并非内地独有的情况，港台乐坛的黄金期也早已过去，被称为香港乐坛“最后一位天后”的容祖儿，出道时间已经30年。

二、只有一个单依纯

单依纯是被时代选中的幸运者。2018年，她在全民K歌上报名参加了湖南卫视的综艺《我想和你唱》，从应征的150万人中被选中登上舞台。当时，她在唱吧APP里的粉丝已经超过三万。父母也很支持她考艺术类院校，在唱歌的道路上继续发展。

2020年，18岁的单依纯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浙江音乐学院，同年参加《中国好声音2020》并且一举夺冠。她在盲选阶段的演唱曲目《永不失联的爱》刷屏了各大榜单，至今仍然是不少人认识单依纯的开始。在当时的新闻报道里，有不少媒体将她称作“幸运女孩”。

从登上《中国好声音2020》开始算起，今年才只是单依纯出道的第五年。在这五年间，她发行了一张专辑《勇敢额度》，其余大都是热门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推广曲。她的个人首支单曲《给电影人的情书》，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秒钟》的推广曲。此外，她还接连两年登上春晚。

演唱会的进度同样喜人。2023年底，单依纯在自己22周岁生日这一天举办了首次个人演唱会，地点是被称为“小莲花”的杭州奥体中心网球中心，可容纳一万人次。今年4月开启的首次个人巡回演唱会“纯妹妹”则走过成都、北京、南京、深圳、济南和上海六个城市，总计演出场次13场。

单依纯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她是完全在内地音乐工业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歌手。从早期的音乐竞演综艺，到在短视频上屡屡出圈的翻唱曲目，再到引爆圈层讨论的两首新单曲《纯妹妹》和《珠玉》，都是由内地乐坛所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生态孵化而来。

当然，除了运气，单依纯也的确是毋庸置疑的实力派。和她合作过的韩红、叶倩文、李克勤等人都曾经对她给予过极高的评价，陶喆也称她是“下一站天后”。

在乐评人领域，她更是具有“舆论豁免权”。上周五演唱《珠玉》后，B站一众乐评人都在分析这首歌的演唱技巧和细节。乐评人@耳帝也在微博上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今年年初单依纯在演唱会现场演唱的《还有什么更好的》片段刷屏社交平台时，耳帝也发了长微博点评，认为单依纯是“既能让注重技术的B站Vocal圈服气，又能令注重审美的小红书Vocal圈服气的歌手”。

这也是她如今被大众寄予厚望的重要原因。虽然流量成为衡量包括歌手在内的明星的第一价值，但在“天后”的范畴里，实力仍是最高标准。去年的《歌手2024》引发了大众对于华语乐坛“后继无人”的讨论。当时节目组透露，很多大牌歌手听说是直播纷纷拒绝参加。而单依纯的过硬实力，显然可以满足大家对于天后的全部期待。

至于天后所必备的“标签”，单依纯也有。而且这种标签并非由唱片公司或媒体所赋予，而是由大众所总结而成。

在综艺上，她多次上演过“00后女大学生整顿娱乐圈”的名场面，拥有自媒体时代最受欢迎的喜剧人属性和流量体质。刚结束的巡回演唱会更是她成为“小品天后”的重要舞台，大胆先锋的妆造和接连出圈的搞笑片段，都在反复强化着她在大众心中的认知和路人缘。

单依纯的故事无法被简单归类为“幸运”或“实力”的二元叙事，而是时代需求与个人特质的精确共振。从唱吧的直播间，到万人巡演，单依纯的每一步都踩准了内地音乐工业迭代的节点——用OST占领舆论场，以短视频翻唱收割Z世代流量，再借综艺喜剧人标签破圈。

当华语乐坛在流量泡沫中陷入“实力空心化”的焦虑，传统唱片行业的造星逻辑失效的当下，单依纯成为唯一能同时满足行业、观众和流媒体平台需求的、不可复制的范本。

三、“天后”的现代性

与其争论“这个时代是否需要天后”，更重要的是，当时代迎来巨变，我们应当如何重新看待“天后”这一标签？

过去，天后的诞生依赖于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从实体唱片销量、电台打榜，到权威奖项和全民传唱，共同构建起了属于歌手们“垄断式统治”的权威。2004年，孙燕姿的专辑《Stefanie》销量突破200万，被媒体总结为“孙燕姿现象”的盛况，本质就是唱片时代中心化传播的胜利。

而在如今，大街小巷不再播放同一首歌曲，以歌曲为内容核心的广播电台被语言类播客取代，MV成为粉丝特供品而非新歌必备品……实体唱片的衰落与数字流媒体的崛起，彻底瓦解了传统天后的生存土壤，无论是一首歌，还是一位歌手，都不再具备跨越年龄和地域的影响力。

传播结构的转型和音乐消费模式的迭代，让天后的标准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全民记忆”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流媒体算法主导的“圈层狂欢”。无论是技巧、艺术性还是流量，仅凭单一维度都很难在如款歌曲今的华语乐坛实现突围，考察歌手的维度变得多元，天后的标准也随之变得更加复合。

网易云音乐榜单（图源：网易云音乐）

此外，虽然“天王”和“天后”共同面临着行业的冲撞，但“天后”本身的性别色彩，为其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内涵，和更多元的标准。在女性议题成为公共叙事核心的当下，女歌手们拥有挣脱传统权力叙事的机会，能够以音乐为介质，探索更复杂、更宽广的表达路径。

仅从《歌手》及其前身《我是歌手》每一季的竞演名单，就能感受到新标准的复合性。几乎每一年都有实力强劲的女歌手参演，也有借助节目实现翻红的案例。但无论是周笔畅、尚雯婕、谭维维等从“超女”中走出来的女歌手，还是风格更偏Diva的袁娅维、刘伯辛、吉克隽逸，距离“天后”的称号，似乎都差上半步。

爆款的诞生路径变得随机，过于追求艺术性的作品面临“曲高和寡”的境地，OST金曲虽然影响力十足，但很难直接作用于歌手本人的影响力……大部分中生代女歌手都被困在行业的断层之中，在中心化传播体系瓦解后，很难找到新时代的锚点。

在实体唱片的年代，一张流行唱片所代表的不仅是商业逻辑上的成功，更是一代人文化共识的载体。当这种载体被数字化，再被打散了稀释进庞杂的算法信息时，集体记忆甚至集体信仰就消失了。因此，大众对于单依纯成为“下一站天后”的期盼，本质上是对集体记忆的怀旧，甚至是试图重构新的记忆，哪怕它已经从“全民崇拜”回缩到了“圈层文化”。

这种重构的背后，是音乐工业权力关系的转移：从自上而下的权威赋权，演变为由用户与流量主导的评价体系。这种去中心化的生态看似赋予了歌手更多可能性，实则加剧了评价体系的混乱：流量数据与艺术价值的撕裂、技术流与审美派的割据、怀旧情绪与先锋实验的对冲，都让“天后”的认证变得更加暧昧。

而单依纯是站在交叉路口的人，她既接受算法时代的游戏规则，又具备传统“天后”所应有的客观条件。更重要的是，当她进入舆论场时，无论哪个圈层的人，都能够在她身上找到与自我兴趣相契合的话题外延。

这个时代也许已经不再需要也无法诞生传统意义上的天后，但行业和大众对标杆的渴求从未消退。这种标杆不再是乐坛统治力的证明，而是一种“可能性”的诞生。单依纯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正代表了这种属于未来的可能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毒眸，作者：张嘉琦，编辑：刘南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