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个胖子的世界，作者：Ben Thompson，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文章指出美国制造业衰落的核心并非关税战，而是未能应对中国通过颠覆式创新建立的制造体系。模块化生产、规模效应及亚洲低成本优势重塑全球供应链，而美国政策失误加速技术外流。作者批判全面关税损害需求与供给，主张精准调控供应链，利用需求优势巩固竞争力。

• 🌏 颠覆式创新根源：亚洲制造业通过低成本、模块化技术颠覆美国传统垂直整合模式。

• ⚙️ 规模效应制胜：中国柔性工厂与台积电代工模式依托规模降低成本，形成不可替代优势。

• 📱 iPhone产业链悖论：美国就业结构无法承接低端组装，导致高附加值零部件产能流向中国。

• 🌐 互联网需求为王：掌控需求端（如Uber模式）可重塑供给，但需平衡固定成本与边际成本。

• ⚖️ 关税政策失误：全面关税打击自身需求，反助中国巩固组装环节的“战略引力”。

• 🔧 替代方案关键：选择性关税与供应链精准调控，鼓励可信地区产能替代而非一刀切限制。

我在2021年曾经预言，科技，将从一个被经济定义的时代，转向一个被政治定义的时代。然而，我预测的时机太早了，且完全误判了这一转变的原因：并不是其它国家关闭了对美国的大门，而是美国自己关闭了通往世界的大门。

这一切的导火索，当然是特朗普灾难性的“解放日”关税。但是，美国其实面临一个真正的底层问题：美国无法靠自己生产现代战争与高科技相关的产品，而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则是颠覆：disruption。

一、美国制造业的颠覆

所谓颠覆，disruption，是指一家资源相对匮乏的小型企业，能够成功挑战根基稳固的现有巨头。具体而言，当行业领军者专注于为最苛刻（通常也是最盈利）的客户持续改进产品和服务时，便会超出部分细分市场的需求，并忽视另一些细分市场。

此时，具备颠覆潜质的新进入者，往往瞄准这些被忽略的细分市场，以更契合的功能——往往价格更低——快速扎根。现有巨头正在追逐高端细分市场的高利润，通常不会作出强烈回应。随后，新进入者逐渐向高端攀升，既能满足现有巨头的主流客户所需的性能，又保留其早期成功的优势。

当主流客户开始大批量采用新进入者的产品时，disruption便完成了。

这几乎是对制造业发生的事情的完美总结，它从芯片行业开始：1956年，威廉·肖克利创办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旨在商业化他在贝尔实验室帮助发明的晶体管。一年后，被称为“八叛徒”的罗伯特·诺伊斯等人离开，创办了仙童半导体。

再过六年，仙童在中国香港设立装配与测试晶片的工厂。装配需人工将引线焊接到晶片上，劳动密集且枯燥，用美国当时每小时约 2.50 美元的工资，难以实现成本优势，而香港工人平均时薪仅为其十分之一。

四年后，德州仪器在中国台湾设厂，当地时薪 0.19 美元；又过两年，仙童在新加坡设立新厂，时薪仅 0.11 美元。

换言之，关于“硅谷神话”的经典叙事，并非完全真实。芯片当然存在边际成本，而在硅谷诞生后不到十年，这些边际成本就被转移到了亚洲。

请注意，当时仍保留在美国本土的，是核心的晶圆制造环节。那里孕育创新，也攫取最高利润，美国芯片企业自然牢牢把握。

至于繁琐且劳动密集的组装与测试，则交由经济仍然贫乏的亚洲各国政府。

需要强调的是，亚洲制造业所代表的“新市场颠覆new market disruption”，属于整个颠覆成本结构的技术变革的下游。而对亚洲制造业而言，关键变革实际上有三项：

1. 远程航空：1963 年，波音 707‑320B 问世，成为首款不用经停就能往返美国本土与亚洲的喷气客机，1970 年，波音 747 更将此变为日常。

2. 洲际通信：1964 年，美国与日本之间的首条跨太平洋电话海底电缆竣工，随后几年延伸至亚洲各地。

3. 标准化集装箱：1968 年，ISO 668 统一了集装箱规格，显著提升海运效率。

这三大要素相互叠加，首次催生了全新的贸易模式，跨国企业不再仅在本土生产、出口成品，而是“翻转”自身：在母国设计产品，经由通讯网络将设计发送至海外工厂生产，再把成品运回本土销售。

得益于亚洲大幅低于西方的工资水平，这种模式利润丰厚，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更是优势剧增。

还有一种被称为“低端颠覆low-end disruption”的理论，如下图所示，当竞争压力沿着“速度—便利—定制化”这条新改进路径推进，将会迫使产品架构逐步演变。

架构将从“性能不足”的高度耦合且封闭的专有模式proprietary architectures ，转向“性能过剩”的模块化架构moodular architectures。

模块化，使企业能在上图右下象限所强调的维度上展开竞争：公司只需升级单个子系统，便可更快推出新品，无须整体推倒重来。

虽然，标准化接口必然牺牲部分系统性能，但在功能已“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完全可以承受这一点。

模块化对产业结构具有深远影响。它允许彼此独立、未垂直整合的组织，自由买卖并装配组件与子系统。

而在高度互依的旧模式下，只有自己生产系统里所有关键产品要素，才能生产完整产品。

而在模块化世界里，企业可通过外包，或专注供应某一产品要素，而获得成功。

最终，模块的接口规格，会慢慢成为行业标准。一旦如此，公司便能从各领域的最佳供应商处“拼装”组件，以快速响应客户的特定需求。

正如上图所示，这些非整合型竞争者，最终会颠覆原先的垂直整合领袖。

这正是个人电脑等品类发生的情况：一切走向模块化、商品化，利润率骤降，而测试与封装业务也随之转移到亚洲。

然而，这里有个讨论不足的一点：规模scale。

相较于“让客户可用任意芯片”的定制能力，更关键的是“大量客户都倾向采用同一款芯片”。这种规模效应，会贯穿产业链上下：既作用于零部件，也作用于组装厂商。

放到新市场颠覆中，也是如此。技术确实让外包更容易，但要比“本地生产”更省事，并不简单，而抵消协调成本的最佳方式，就是扩大规模。

因此，今日的亚洲制造，与美国几十年前的制造业，截然不同。中国以高度柔性的工厂，承接各种订单，实现“速度、便利与定制”的优势，不再是过去那种只对应单一产品的专用工厂。

正因如此，规模化，对科技公司尤为珍贵。软件，天然可全球扩张，亚洲尤其是中国工厂，亦能等比例扩张，为美国软件提供硬件互补品。也因此，关税战，会伤及所有科技企业，即便是纯软件公司，因为互补品变贵，整体使用量就会下降。

另一个需要规模支撑的，就是芯片。

制程每缩小一代，成本便呈天文数字增长。最经济的方式，是由一家企业，为所有人代工。

而事实证明，这家企业就是台积电。如此就不难理解英特尔的困境：它曾是最后的大型整合制造商，几乎只为它自己造芯片。在错失移动浪潮后，也不得不转向代工模式。

英特尔如今虽仍然在努力，但实际上应该在十五年前就开始转型。公司现在实际上已深陷泥淖，恐怕需要政府出手相助。

二、iPhone与就业

企业一旦向高端市场迈进，几乎不可能再回到低端市场。这条规律同样适用于国家。

简言之：“上去之后，就回不来了”。

高端市场的丰厚利润预期、客户同步向高端转移，以及削减成本在低端市场盈利的难度，这三大因素，共同筑起了向下流动的强大壁垒。

在企业内部，每当出现关于新产品资源分配的讨论，追求颠覆性技术的提案，往往输给进军高端市场的提案。事实上，系统化地筛除可能拉低利润的新产品开发项目，是任何管理良好的公司的标志之一。

将这一理论置于美国的现实背景中就会发现，在美国的任何一份工作，即便是只赚每小时 7.25 美元的联邦最低工资，都比 iPhone 生产线工人挣得多。更关键的是，美国几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

这也让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的以下言论显得相当荒诞，《纽约时报》记者玛吉·哈伯曼询问：特朗普希望通过关税在美创造哪些类型的就业？

莱维特回答：“总统希望在美国本土增加制造业岗位，同时也关注先进技术、人工智能以及其他新兴领域——美国必须在这些快速成长的行业中保持领导地位。岗位将十分多样：既有传统制造业，也有先进技术岗位，总统希望它们都能回到美国。”

哈伯曼进一步追问：iPhone 制造，能否算作“此类技术”，迁回美国？莱维特回应：“（特朗普）相信我们拥有足够的劳动力、技能和资源来做这件事。众所周知，苹果已在美国投资了 5000 亿美元，如果苹果不相信美国能胜任，他们大概不会投入如此巨额资金。”

那么，苹果是否可以通过支付更高工资，来雇佣美国工人？先不论技能是否匹配，先看看工作吸引力的问题：尚未实现自动化的 iPhone 组装工作，极为枯燥，需要工人整日在流水线上重复精细装配同一组件。

如果可替代选择是在农田或环境更恶劣的工厂工作，这份工作算得上体面，然而，它仍远逊于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几乎任何其他岗位。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枯燥的最终组装环节，正是大量零部件的“引力中心a center of gravity”。这些零部件本身价值更高，也更可能通过自动化生产。

苹果或许比任何企业都更积极地帮助中国提升零部件制造能力，这往往令美国、韩国、日本等地供应商受损。对苹果而言，耗费时间与资金扶持中国供应商，可为他们注入竞争压力，增强自身议价能力。

而从美国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智能手机下游的众多技术与产能——几乎涵盖所有电子产品，包括具有重要军事用途的无人机——将在中国蓬勃发展。

三、超越颠覆

幸运的是，虽然真正的颠覆，常常为一家依赖特定价值主张的企业敲响丧钟，但它并非不可抗力的自然法则。

颠覆关注的是供给，而在互联网行业，成功的关键却在于需求，而掌控需求比掌控供给更为重要。

互联网几乎将分销成本和交易成本降到零，从而彻底改写了获取新客户的成本结构。如今，每新增一位客户的同时，还有零边际成本和零机会成本。

这带来深刻影响：在同一市场中，不再是“高端体验”和“普通产品”各自服务不同客层，而是一家公司就能服务所有人。既然消费者可在“卓越体验”与“凑合体验”间二选一，结果自然是前者。

诚然，企业还是需要时间，才能扩张至全市场，但既然最终目标是占领整块蛋糕，理性做法就不是从低端切入，而恰恰应该从高端起步。

其原因在于，虽然边际成本可为零，但在互联网时代，要提供卓越体验，需要先期投入巨额的固定成本。而当客户规模尚小时，这些固定成本的摊薄效应有限，因此，应先锁定愿意支付溢价的高端客户。

随着规模扩大，人均成本随之降低，此时，企业在逐步降价向下渗透的同时，无须承担显著的新增边际成本。

这正是 Uber 的发展路径。公司最初花数年时间打磨核心技术，提供远高于传统出租车价格的高端服务，随后，同一套技术被用来推出更低价的服务，覆盖更广大客群，而新增客户带来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

当然，把这套理论直接套用于制造业，还需谨慎，毕竟实物必然伴随边际成本。但是，仍需强调两点：

1. 许多产品的边际制造成本正在下降，因为自动化不断进步。也正因如此，即便制造业就业人数持续减少，美国仍保持相当大的制造产出。

2. 需求为王的原则，依旧成立。并非“Uber 将成为美国制造业复兴模板”，而是：“只要善用需求，就能从根本上重塑供给。”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对此似乎并非不清楚：征收关税的根本假设，就是全球企业都渴望进入美国市场。这一点完全正确，美国凭借超强购买力与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具备巨大吸引力。

同时，中国供给过剩，因为在债务驱动下建成的产能，需要现金流来维系，即便工厂早已折旧完毕，政府还需要提供就业岗位。因此，中国的谈判筹码，并不像特朗普的强硬批评者想象的那样牢不可破。

问题在于，这些关税政策，因规模过大且敌我不分，最终会既压缩需求，又扼杀替代供给的成长。

若唯一目标只是打击中国，那么这么做就好比“自断一足”，然后不再需要向对方买鞋子一样，这是下策中的下策，而且这对真正的优先事项——巩固美国国家安全基础——毫无助益。

颠覆的终局往往是：最初处于低端的位置，却因新范式的到来，而具备独一无二的能力，电子产品尤其如此，无人机更是典型。

随着人工智能崛起，这种能力的重要性将持续上升，并通过机器人落地于现实世界，而机器人又是制造机器人的关键。如果美国希望在未来保持竞争力，而不依赖中国，就确实需要改变，但绝不是用现在这种改变方式。

四、更好的方案

更好的方案，不在于掌握供应链所有权，而在于以美国目前尚未做到的方式调控供应链。

1. 全面征税是错误

我能理解加征关税，过去几年，中国对美出口额之所以下滑，部分原因在于大量最终组装环节转移至越南、泰国、墨西哥等国。理论上，全面关税可阻止这类迁移。

然而，问题在于，对美国工人来说，最终组装是价值链中最不具吸引力的岗位。如果特朗普政府并不打算引入数百万外籍劳工——这显然与其竞选基调相悖——美国就必须在可信赖的国家寻找替代性组装基地。

解决方案应是选择性关税selective tariffs，而非一刀切，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做法就是如此。

2. 以贸易流水衡量和组装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否健康，荒谬至极

以 iPhone 为例，最终组装的增值仅区区数美元。苹果在软件、营销、渠道等环节的增值，却高达数百美元。单纯看贸易账面——将一部进口 iPhone 计作数百美元逆差——完全掩盖了这一现实。

况且，承担最终组装的前提是低工资，这注定他们无法回购与一部 iPhone 等值的美国产品。

尽管如此，最终组装的战略价值，仍高于其经济价值：它对高价值零部件具有引力，而这些零部件才是最大的国家安全隐患。因此，美国可用“手术刀”式的零部件关税，鼓励从可信盟友或本土采购组件，或在可信地区新建产能；这确有计划经济之嫌，但“引力论”说明：只要把最终组装迁出中国就是胜利——若一味施行全面关税，还不如保持现状。

3. 真正决定贸易格局的，是建设工厂及其装备所需的核心部件

在这轮关税战中，最荒唐的莫过于：美国对 CNC 等机床所用铸件、原材料及零件加征关税。

理论上，这类关键部件的确应在国内生产，但必须循序渐进。现在，原材料在海外反而更便宜，令哈斯（Haas）等美国机床企业的外国竞争者大幅降低成本。

即便对方出口到美国要缴税，其成本仍远低于哈斯，这完全背离了鼓励采购美制机床的初衷。

我理解全面关税的政治诱惑：政治往往是“可行之术”，而完美是“良策之敌”。但关税战并非“良策”，反而直接损害美国真正的目标，也忽视了需求的力量。

即便美国的新工厂旨在替代中国，中国仍会为美国工厂供货，因为供给需要销路。

这才是超越颠覆：不仅要掌控中国之外的替代选项，也要反过来影响中国本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个胖子的世界，作者：Ben Thomp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