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美国之变的想象与真实”之二十七，编译自外交事务，原题为《破碎美国的奇异胜利：为什么对外扩张带来了国内的功能失调》，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 （ID：whzh_21bcr），编辑：陈蕊，作者：Michael Beckley，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美国当前面临经济动荡与城乡分裂，但凭借地理隔离、人口增长和创新体系仍保持全球主导地位。内部矛盾如政治极化、战略脱节导致空洞国际主义，可能加剧全球不稳定。结构性优势与脆弱性并存，需平衡资源与野心以维持实力。

• 💪经济矛盾：美国表面混乱但实力强劲，债务与创新并存，工资不平等逆转。

• 🌆城乡分裂：全球化加剧城乡经济差距，农村政治权重威胁民主稳定。

• 🌍空洞国际主义：美国全球参与与本土冷漠脱节，导致战略资源不足与冲突风险。

• 👥人口优势：移民与高生育率维持劳动力，与人口萎缩的竞争对手形成对比。

• 💡创新体系：分散政治结构促进私营活力，技术扩散能力支撑长期增长。

• ⚠️衰落风险：夸大衰落感或引发保护主义，削弱自由秩序，加速全球动荡。

上个月，美股迎来“黑色星期一”，科技股遭受重挫，特斯拉也迎来大跌。几个月前围绕特朗普胜选而出现的“特朗普交易”热潮很快退去，对美国经济陷入“特朗普衰退（Trumpcession）”的担忧持续发酵。在早前，特朗普声称“我们正在把财富带回美国，这是一件大事，总会有过渡期，需要一点时间”，这一回答被外界解读为“他没有排除美国经济今年会衰退”。自上任以来，特朗普在内政外交上的强硬手腕令全球震荡，而对诸多政策后果的评估反映出市场上的信心不足，甚至被理解为是在饮鸩止渴。

本文作者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是特朗普智囊团中的一员，以对华政策强硬著称。此文延续了他近年来强力鼓吹的“中国崛起到顶论”，即中国受限于多种内部挑战将陷入停滞，并更加具有“侵略性”。因此，美国不需要无限期地遏制，也许只需要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让衰落趋势发挥作用。

与此相反的是，通过历数美国在经济体量、个人财富增长、债务规模、金融体系、能源市场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数据表现，他坚称美国从表面上看起来状况一团糟，但依旧是唯一的强者。在作者看来，美国不应接受自身衰落的虚假叙述，从而滑向流氓超级大国：决心从世界其他地区榨取每一盎司财富和权力的重商主义庞然大物。关税、制裁、军事威胁、移民限制取代外交和贸易手段。这种本土主义的转向可能会给美国带来短期收益，但最终会祸及世界。尽管特朗普并未明确承认“美国衰落”，甚至将经济动荡归咎于拜登（Bidencession），但对照他的所作所为，特朗普阵营内部忧虑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在本文看来，美国当前最紧要的问题有两个。

（1）日益严峻的城乡分裂。从2000年以来，美国城镇失去了59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而2000-2019年，94%的新工作是在城市地区创造的。美国的悖论表现为，全球化、移民以及知识和服务型的产业转型导致农村日益贫困，但农民却被赋予了与经济、人口不成比例的政治权力，这威胁到美国民主的稳定。由此可见，即便特朗普依靠对底层人民的唤起赢了大选，但统治精英内部仍然对农村的政治能量保持警惕。

（2）美国本土对国际事务的冷漠与美国全球参与的冲动构成了张力，这一脱节导致了空洞的国际主义。珍珠港事件、海湾战争、俄乌冲突等事件证明了，美国在全球寻求领导地位时，社会内部多元的利益诉求和分散的游说集团使重点不统一，行动往往缺乏所需资源，从而带来灾难性后果。

从表面上看，美国的状况一团糟。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近70%的人认为经济“情况不佳”或“糟糕”。2000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约为40%，事到如今，这一数据已降至一半（20%）。对国家的热爱也在消退，现在只有38%的美国人认为爱国主义“非常重要”，而在2000年时，这一比例为70%。国会中的两极化已经达到了重建时期（译者注：1865-77年，具体可分为65-66年的总统重建时期和67-77年的国会重建时期。期间通过各方权衡、博弈，以及废奴主义者的不懈努力，从而巩固了内战的成果，促成了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的通过，将黑人的自由、平等的公民权利刻入合众国宪法）以来的最高点，针对政治人物的暴力威胁也大幅上升。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曾遭遇过两次暗杀未遂，尽管许多美国人认为他是法西斯，但他仍然赢得了大选。一些学者将美国与魏玛德国作类比，另一些则把美国比作苏联末期，一个内部腐朽迈向衰弱的专政国家，还有人认为美国正处于内战边缘。

然而，这些明显的功能失调却几乎没有对美国的全球力量产生多大影响，相反，在某些方面，美国的实力甚至有所增长。美国在全球财富中的份额与1990年代差不多，其对经济动脉——能源、金融、市场和技术——的掌控力也进一步加强。从国际角度来看，美国正在赢得盟友。尽管通货膨胀、庞大的债务和低迷的生产力依然是严峻的挑战，但与其他大国面临的经济和人口困境相比，这些问题显得微不足道。

这就是美国力量的悖论：美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始终被认为在衰退，然而它始终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且遥遥领先于竞争对手。

这种主导地位是如何从混乱中产生呢？答案在于，美国的主要资产——广阔的土地、充满活力的人口结构和分散的政治体制——也产生了严重的负担。一方面，美国是一个经济堡垒，拥有丰富的资源，并且被海洋边界所保护，既防止了入侵，又与全球贸易相连接。与其竞争对手的人口萎缩不同，美国的人口仍在增长，这得益于大量移民。尽管华盛顿的政治陷入僵局，美国分权的政治体制却赋予了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更大空间，使其在创新上比其他竞争者更为迅速。这些结构性优势让美国在政治人物不断争吵时依然保持领先地位。

然而，这些优势也带来了两方面的脆弱性。首先，繁荣的城市中心与陷入困境的乡村社区正愈发分裂，经济差距的拉大也推动了政治极化。城市在日益全球化的知识型经济中受益匪浅，移民也为其带来了活力，但在许多农村地区，制造业和公共部门的工作机会不断减少，被抛在后面的农村积累了大量的不满情绪，撕裂了往昔的统一。其次，地理上与外部世界的隔离，以及国家的财富增长滋生了本土人民对全球事务的疏离感。当国家免于外部威胁时，对军事和外交能力的长期投资就会不足。同时，美国庞大的实力、多元化的人口和民主制度又推动其在海外追求各种雄心壮志。这种国内与国际状况的脱节，以及美国全球参与的冲动构成了张力，导致了一种空洞的国际主义，即美国在全球舞台上寻求领导地位，但往往缺乏实现目标所需的资源，从而无意中加剧了代价高昂的冲突。

这些脆弱性——国内的分裂和战略上的无力——共同威胁着美国的稳定与安全，形成了其国家力量的二重性。经济繁荣与公民社会衰退并存；无与伦比的物质实力往往被无能的外交政策浪费；贸易与移民虽然使国家更为富裕，却也加剧了社会的裂痕，并摧毁了工人阶级的社区。美国当前的挑战在于如何驾驭这些矛盾。如果美国能够在其雄心与资源之间找到平衡，弥合内部的分裂，它不仅能保持其实力，还能为建立更加稳定的世界秩序做出贡献。否则，美国力量的悖论最终可能会导致一切崩塌。

依旧是唯一的强者

美国依然是全球的经济强国，其经济体量占全球GDP的26%，这一比例与1990年代初美国处于“单极时刻”相当。2008年，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规模几乎相等，但今天，美国经济的规模是欧元区的两倍。美国经济规模也大约是所谓“全球南方”地区（包括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经济总和的30%大，十年前这个比例仅为10%。

美国在个人财富方面的领先地位也在不断扩大。1995年，日本居民的平均财富比美国高50%（以当前美元计）；而今天，美国人的平均财富比日本人高140%。如果日本是美国的一个州，它将成为收入最低的州，甚至落后于密西西比州——法国、德国和英国也处于这一水平。从1990年到2019年，在扣除税收和通货膨胀调整后，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增长了55%，而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群体增长了74%。

虽然自新冠疫情以来，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工资水平都出现了下降，但美国的实际工资仍在增长，从2020年到2024年，增长了0.9%。尽管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租房者和没有投资股票的人，由于高昂的住房和食品价格生活水平正在下降，但大多数人比疫情前更为富裕，低收入工人的增幅尤其显著。自2019年以来，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工资增长速度几乎是中等收入者的四倍，且比收入最高的群体快十倍，这显著逆转了过去40年累计的工资不平等。今天，美国的千禧一代比前几代人多赚约1万美元（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并且同样有较高的购房可能性。美国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在全球位列前1%至2%。

个人财富与庞大经济规模的结合使美国与众不同。与中国、印度或日本和西欧国家不同，美国将规模与效率结合，正创造出空前的物质实力。只凭借规模优势可以带来巨大的产出，但如果没有高效的生产率，大部分产出将会被浪费或用于国内消费，难以转化为全球影响力。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在19世纪，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是世界之最，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但它们都被像德国、日本和英国这样更高效的国家超越。

尽管美国存在经济上的弱点，但这些问题通常比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弱点轻微。例如，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的数据，过去十年间，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衡量一个国家如何高效地将其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转化为经济产出）一直较为缓慢，但它依然保持正增长。美国的总体债务，包括政府、家庭和企业债务，庞大到占GDP的255%（2024年数据），而联邦债务的利息支付已占GDP的14%，接近其国防预算的18%。但这一比例仍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债务负担却在继续增加。

美国还扩展了其军事联盟，以及对金融体系、能源市场、消费市场和技术发展的控制，增强了对其他国家运作体系的辐射能力。以美元为例，其占全球中央银行储备的近60%——尽管这一比例较2004年的68%有所下降，但与1995年的份额相当。美元在大约70%的跨境银行负债和外币债务发行中被使用——这一比例较2004年有所上升——并且几乎占全球外汇交易的90%。

美元的主导地位使得华盛顿能够实施制裁、确保更低的借贷成本，这意味其他国家的命运与美国深度绑定。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域外经济体被纳入以美国经济为基础的体系，这种体系的正常与健康运作是各国繁荣的必要条件，一旦预见到对自身利益存在伤害，这些国家的行动就会受限，比如面临货币贬值或制裁威胁。

美国的能源转型进一步增强了华盛顿的全球影响力。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如今已超越了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转变为全球领先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同时，能源效率的提升和可再生技术的采用，使得人均碳排放降到了自191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一能源繁荣使得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保持低位，即使在国际冲突期间也是如此。例如，欧洲公司目前支付的电力费用是美国的两到三倍，天然气费用是美国的四到五倍，这促使一些外国制造商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能源生产还帮助华盛顿及其盟友免受外部胁迫。例如，在俄乌冲突后，美国能够通过向欧洲供应石油和天然气，帮助欧洲降低对俄罗斯的依赖。同时，庞大的美国消费市场（相当于中国和欧元区市场的总和）也迫使外国公司和政府在贸易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以进入全球最具利润的市场。

美国在全球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进一步加强了其结构性力量。美国高科技公司创造了全球超过50%的利润，而中国仅占6%。这种创新优势使得美国公司处于供应链的关键环节，赋予了华盛顿左右生产网络的能力，正如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半导体限制那样。此外，美国还扩大了其军事联盟，增强了围困对手并在欧亚大陆投射力量的实力。北约已接纳芬兰和瑞典，而在印太地区，像AUKUS（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和“四方安全对话”（Quad）这样的倡议，进一步深化了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之间的联系。曾经紧张的双边关系——比如日本与韩国之间，美国与菲律宾之间——正在改善，这为更广泛的防务合作和美国军事基地的行动铺平了道路。

历久弥新

批评者认为，美国是一个纸牌屋，其外部展现出的实力掩盖了其摇摇欲坠的根基。他们指出，随着社会裂缝的蔓延，政府陷入僵局、公众信任遭侵蚀、社会分歧加深，支撑美国财富和权力的支柱将不可避免被破坏。

然而，美国的历史并没有表明，内部动荡和地缘政治衰落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事实上，美国经常从政治危机中变得更强大。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迎来了工业繁荣。在1890年代的金融恐慌之后，华盛顿成为世界大国。大萧条刺激了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美国世纪”的开始，美国空前地占据了时代的主导地位。1970年代遭遇了萎靡不振，但走出经济滞胀、社会动荡以及在越南和伊朗失利的阴云，美国最终迎来了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复苏、冷战胜利以及1990年代的科技繁荣。在本世纪初，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灾难性战争，加上大衰退，助长了外界对美国衰落的预测。然而，近20年后，“美国世纪”仍在继续。

美国实力不可思议的韧性在于其结构性优势。从地理上讲，美国既是经济中心，也是军事堡垒。它拥有丰富的资源，天然的通航河流和深水港。这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并能在国家内部形成统一市场。通过海洋和高速公路，亚洲和欧洲最富裕的地区也能与美国相连，这些公路构成了美国的护城河。当美国的军队在国外充当世界警察，本土的地理隔离保护了自身免遭外部威胁，同时增强了作为避风港的吸引力。因此，在全球危机时刻，资本往往会流入美国——即使这些危机是在美国制造的，就像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样。

美国还吸引了大量的人力资本，每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涌入。尽管低技能的工人移民压低了部分行业的工资，但他们为零售、食品服务、农业和医疗保健等重要行业补充了人力资源，确保这些部门在供应链中断和公共卫生危机期间继续运作。再加上较高的出生率，平均每年超过100万移民的涌入使美国成为本世纪黄金年龄劳动人口预期增长的唯一大国。相比之下，其他主要大国则面临下降趋势：到本世纪末，中国25至49岁的人口预计将下降74%，德国下降23%，印度下降23%，日本下降44%，俄罗斯下降27%。

与大多数国家的建国历史相比，美国诞生于民主国家，直到1880年代才开始建立现代官僚机构。美国的宪政制度旨在最大限度地保障自由、限制政府，促进商业发展。主流媒体过度关注总统竞选，但往往忽视了地方经济和私营部门的活力。

美国在创新和经商便利度上一直位居全球前列。与欧洲国家相比，在美国进行财产登记或执行合同所需的步骤和时间大约是欧洲国家的一半。因此，美国人的创业速度是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俄罗斯的两到三倍，是中国和英国的1.5倍。美国人的工作时间也比德国工人长25%，每小时产出比日本工人多40%，在雇用和解雇上比其他主要的劳动力市场都更频繁、更高效。这种高度活跃、适应性强的劳动力市场帮助美国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例如，美国失业率在2022年反弹至疫情前的水平，并一直保持在4%左右——这是自1960年代以来持续最长的低失业率时期——而G20的平均水平徘徊在7%附近。

政治结构的分散性还利于跨行业采用创新技术，扩展创新潜能。相较单个的技术发明，这种能力更有利于长期增长。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同行相比，美国各个地方——就像美国企业一样——面临的限制较少。联邦机构制定了广泛的指导方针，并允许各州根据当地需求定制法规，尝试不同的方法吸引投资。因此，成功的理念往往会迅速传播。美国深度卷入风险投资市场（约占全球总额的一半），更是加强了这种扩散优势。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密切合作增强了这一生态系统，全球排名前十的大学中有七所位于美国，全球前200所大学中，美国占了四分之一。

正如政治学家杰弗里·丁（Jeffrey Ding）所表明的那样，充满活力的美国体系从新技术中获得的收益甚至比最先发明这些技术的国家还要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开发了蒸汽机，但美国人将其更广泛地应用于工厂、铁路和农业等领域，创造了后来广为人知的大规模生产“美国体系”——这种模式推动美国经济在1870年代超过了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在化学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美国在化学工程方面表现出色，促进了石油、冶金和食品加工等行业的进步。

总的来说，从1870年到1913年，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德国快6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的经济规模是德国的2.6倍。冷战期间，苏联将其GDP的更大份额投资于研发，雇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几乎是美国的两倍。然而，庞大的共产主义制度耗尽了资源并扼杀了创新。到1980年代，苏联仍然停留在模拟时代，每年只生产几千台计算机，而美国公司正在制造数百万台计算机并引领数字革命。同样，日本在半导体和消费电子产品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美国将这些创新更广泛地整合到经济中，提高了生产力，而日本在1990年代停滞不前。

今天，美国在创新方面继续与众不同。尽管美国政府有时会制定产业政策——例如最近对半导体制造和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但它通常依赖激励措施和公私伙伴关系，而不是直接控制，以便利新发现和技术有机地跨部门传播。

一个国家，两种系统

尽管美国非常繁荣，但仍然存在巨大的社会经济差距。尽管美国的贫困率从1967年的26%下降到2023年的10%，但仍高于西欧，暴力犯罪率是西欧的四到五倍。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倾向于帮助老年人，但处于劳动年龄的美国人得到的支持要少得多，美国在职业培训上的支出仅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在儿童保育和早期教育方面的支出略高于三分之一。这种差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富有的美国人是自由世界最富有的人，而最贫穷的美国人则可能面临挨饿。即使最近经济和种族不平等有所缩小（黑人和拉丁裔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快于白人），这种差距仍然很明显，并引发了激烈的政治分歧。

这些分歧中最具争议的是城乡分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驱动因素与创造美国整体繁荣的因素相同：大面积的陆地规模、分散的机构和移民推动的增长。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全球化、移民以及知识和服务型的产业转型。相比之下，大多数农村地区被抛在了后面。许多人仍然高度依赖不断萎缩的部门，如农业、制造业和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尽管经济影响力不断下降，但农村地区仍能通过参议院和选举人团行使政治权利，即便在权重上与其人口和经济产出不成比例。因此，美国的悖论表现为，一系列发展导致农村地区日益贫困化，但在政治上赋予农民权力，这威胁到美国民主的稳定。

这种城乡鸿沟造成了富裕民主国家最大的裂痕，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美国的过去。19世纪，分裂在工业化的北方和奴隶制的南方之间产生，南北战争意味着危机达到顶峰。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过将制造业分散到城镇和乡村，暂时缓解了这些分歧。但在20世纪后期，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引发了命运的分化。1990年代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后来十年学术界所说的“中国冲击”使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美国的制造业城镇被掏空了。从2000年到2007年，美国失去了36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期间又失去了230万个工作岗位。

这意味着，那些依赖单一工厂的经济产出和税收支撑的农村城镇受到的打击最大。随着工作岗位的消失，蓝领工人被迫进入收入较低的领域，例如建筑、农业、仓储和零售。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的详尽审查，在这些行业中，移民劳动力供应每增加1%，低技能的本地工人的收入会减少0.5%至1.2%。

更糟糕的是，农村地区严重依赖地方政府的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岗位约占就业人数的20%，占农村人口收入的30%以上。而城市地区约占就业人数的10%。随着税收收入的下降，为了平衡账目，地方政府取消了公共部门的许多职位，例如学校和警察机构的工作。虽然拥有多元化私营经济的城市地区能够在金融危机后的几年内恢复，但到2019年，美国近一半的农村县仍未恢复到经济衰退前的就业水平：从2000年到2019年，美国94%的新工作岗位是在城市地区创造的。美国农村人也以其他方式遭受了损失。由于美国农村地区在获得食品和医疗保健服务时，需要长途通勤，因此在燃料价格和服务垄断方面，更容易受到影响。从2020年到2022年，农村地区相关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上涨速度比城市地区快9%。

这些影响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在整个美国农村，主干道空荡荡，学校和医院面临关闭。农村地区的新生儿人数不断减少，但葬礼在增多。1999年，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死亡率相似。然而到2019年，农村地区的成年人（25-54岁）死于慢性病等自然原因的可能性要高43%。到2018年，美国农村人死于自杀的可能性增加了44%，到2020年，死于酒精相关原因的可能性增加了24%。今天，农村地区的预期寿命比城市地区减少了两年，随着受教育的年轻工人搬迁到城市寻找更好的机会，41%的农村地区面临人口减少。

这些经济变化在选举地图上清晰可见。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和1990年代初期，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的党派差距相对较小。例如，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农村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率仅比城市选民高出两个百分点。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种差距急剧扩大。到2020年，农村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率比城市选民高出21个百分点，增加了10倍。2022年的中期选举强化了这一趋势：68%的城市选民支持民主党，而69%的农村选民支持共和党。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出口民调显示，特朗普将他在2020年农村选民中的胜利优势翻了一番，从15个百分点增加到30个百分点。

党派之争与种族、年龄、教育和宗教因素重叠，政治分歧被转化为文化冲突。农村地区仍然主要是白人、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基督教选民的家园，这与共和党高度一致。没有大学学位的工人阶级男性构成了共和党的选民基础，除了白人，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男性在2024年投票给了特朗普。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受蓝领工作减少以及工资缩水打击最大的是工人阶级男性。正如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声称的那样，目前处于劳动年龄的男性群体的失业率与大萧条时期相当，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男性的失业率甚至更高。与此同时，城市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少数族裔、女性、年轻选民和世俗化的个人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两党之间的文化裂痕日益威胁着美国的民主稳定。一些共和党人意识到人口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他们不利，因此在2020年大选后推出了限制投票的措施，理由是担心选举的公正性；一些民主党人则对他们所认为的不公平的反多数制感到沮丧，因此推动全面改革，如废除选举团、改革“冗长议事”（filibuster，译者注：是美国参议院一种合法议事方式，它允许任何一名参议员通过冗长演说等方式延长对法案的辩论时间，以阻止或延迟对法案或决议的投票等程序）、扩大最高法院等。两党都没有寻求妥协，而是采取了排挤对方的策略，这破坏了国家团结和民主规范。

在多种族工人阶级联盟的支持下崛起的特朗普，可能会重新调整党内的优先事项。例如推行利于工人阶级社区和弥合城乡鸿沟的政策，包括扩大高速互联网以实现远程工作，修建道路和诊所来提高商业和医疗保健的可及性，提供税收优惠以吸引企业，以及建立适合当地行业的就业培训中心。但城乡鸿沟本身仍然是改革的巨大障碍，因为它助长了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和僵局。这条断层线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定义美国社会，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威胁到国家凝聚力。

声音大，棍子脆

美国的另一重脆弱性表现在：追求全球利益而不投入足够的资源来防止冲突。罗斯福曾建议美国施行“温言在口，大棒在手”（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的巨棒外交思路，但今天的华盛顿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说话强硬，但准备不足，在受到挑战时退回到制裁或导弹打击等硬性工具。这使盟友的信心低落，在激怒对手的同时也会激化冲突。这些冲突本可以通过更强有力的接触来控制，或者通过更好的判断来避免。更糟糕的是，在和平中过于被动之后，美国有时会在战争中反应过度，从而陷入泥潭，就像它在9·11袭击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做的那样。

长期置身于本土，美国人经常忽视全球事务，因为海洋利于他们免受外国威胁，而且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出口仅占GDP的11%，而全球平均水平约为30%。美国在大多数贸易领域掌握主动权，尤其在食品、能源和技术等重要商品的生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此外，分散经营的优势使优先事项的构成多元化，除非有明确而现实的威胁迫使团结一致，否则全国范围内的组织动员很少。其后果是，外交政策经常沦为党派间踢皮球的工具，以便在政治竞选当中获得更多的支持率。但是其真实后果的严重程度被忽视，直到危机爆发。

凭借首屈一指的实力，美国倾向于对所有事务投注精力。然而美国社会多元的利益诉求和分散的游说集团使得海外行动的重点并不统一。与此同时，作为自由民主世界的榜样，美国为许多国家提供了军事安全保障，即便美国人想在国际冲突中置身事外，复杂的局势也会让其难以抽身。

因此，美国的权力结构导致了悖论性后果，即在疏远和参与的摇摆中，导向了一种空洞的国际主义形式，有时会带来威慑失败的灾难性后果。例如，在1920年代，美国反对德国和日本的扩张，但却依赖条约的威胁力量，例如宣布战争为非法的《凯洛格-白里安条约》，且华盛顿随后拒绝加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译者注：由于美国参议院认为巴黎和会的结果对美国夺取世界领导权不利，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也拒绝让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实际上是英、法操纵下维护凡尔赛体系的工具）。

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军，同时要求盟友偿还债务，这些盟友将成本进一步转嫁给德国。德国的金融动荡进一步加剧，加速滑向纳粹主义。与此同时，在亚洲，美国放弃了海军现代化和地区防御工事计划，但对日本实施了越来越严厉的制裁，加剧了日本对华盛顿的敌视与低估，从而为袭击珍珠港铺埋下了伏笔。类似的情况在19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上演。随着北约成员国的数量增加近一倍，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人数却减半，并将重点转移到中东的反恐行动上。2008年，美国暗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最终可能会加入北约，但没有为其提供加入北约的具体途径，从而激怒了俄罗斯反而没有达成威慑效应。

在其他情况下，空洞的国际主义导致美国完全忽视了威慑。有几次，它说服自己和对手对某个地区没有兴趣，结果却做出了大规模的军事回应，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例如在1990年，美国没有努力阻止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但却在事后拿起武器击退了袭击，其后果是海湾战争的爆发和美国在中东的长期军事存在，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基地组织，最后酿成了9·11袭击和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

世界现在面临的危机是相互交织的，但美国的国防开支仅占GDP的2.7%，与冷战后的1990年代和1930年代的孤立主义时期相当，远低于冷战时期6%-10%的水平。征兵危机加剧了这一缺口，77%的美国年轻人由于肥胖、吸毒或健康问题而没有资格服役，只有9%的人表示有兴趣入伍。不断上升的人员成本，以及和平时期无休止的任务，使美国军队的战略储备捉襟见肘。

美国将接受到的外交敌意与军事准备结合起来，再次向世界释放出了喜忧参半的警示信号，这可能会进一步激化全球局势的紧张程度。

衰落主义的危险

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专家们敦促政策制定者为多极化做好准备，预计美国将受到崛起大国的挑战或超越。但现实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美国仍然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竞争者——包括对手和盟友——正在滑向长期衰落。人口萎缩和生产力停滞不前正在侵蚀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欧亚大国的实力。与此同时，印度和尼日利亚等人口大国由于基础设施落后、腐败和薄弱的教育系统而难以向全球价值链更高环节迈进。自动化和制造业商品化正在关闭传统的增长路径，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青年失业和政治不稳定的泥潭。当前的趋势并没有引发其他国家的崛起，而是巩固了一个以美国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单极世界，周围环绕着衰落的大国、中等强国、发展中国家和失败的国家。

在过去的250年里，工业革命导致经济、人口和军队的规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翻了一番或更多，引发了对资源和领土的激烈竞争。但那个时代正在结束。人口萎缩、经济停滞不前以及财富集中在美国，使得新的大国崛起的可能性不大。一些分析人士将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描述为“轴心”，但当前不太可能看到1942年的重演，当时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夺取了世界一半的生产能力。今天日渐衰落的挑战者缺乏迅速占领欧亚大陆的力量，一旦一个大国步履蹒跚，它就不再有人口增长。例如，很难想象俄罗斯会从乌克兰的泥潭中崛起，并征服欧洲的大片地区。随着崛起的大国逐渐衰落，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加稳定。

但现在，一些威胁迫在眉睫。衰落的大国可能会诉诸战争，收复他们认为所“失去”的领土，以避免永久滑落到二线地位。尽管这些冲突的规模可能无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但涉及核威胁和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仍然非常恐怖。我们认为，中国、朝鲜和俄罗斯面临着经济和人口衰退，欧亚大陆的军事平衡将继续处于激烈争夺的状态。

另一个威胁是国家严重失灵，尤其是在债务缠身、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例如，预计到205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将增加10亿人口，但其大多数经济体已经陷入财政危机。制造业不再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政府正在削减社会支出以支付外国贷款利息。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估计有33亿人生活在利息支付超过教育或医疗保健投资的国家，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停滞正在使情况恶化。

国家失败的螺旋式上升可能会放大第三个威胁：在民主国家持续崛起的反自由主义力量。许多民主国家已经在与人口下降、经济增长缓慢、债务飙升和崛起的极端主义政党作斗争。失败国家的难民激增可能会进一步加强这些“反民主运动”。例如，叙利亚内战将100多万难民送往欧洲后，威权主义政党在整个欧洲大陆取得了重大进展。自由民主制在经济扩张、人口增长和社会高效凝聚时期蓬勃发展，但它能否在停滞和大规模移民的时代生存下来尚不确定。

美国必须遏制这些威胁，同时继续利用其地理、人口和制度优势。关键的第一步是遏制国家注定要衰落的错误观念。近四十年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章中指出，美国人必须害怕衰落才能避免衰落。但恐惧有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一种夸大的衰败感已经开始动摇民主的稳定，一些美国人对制度失去了信心，转向反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

一些人在人口危机和“大替代”（great replacement）阴谋论的影响下，认为政治精英鼓励大规模移民，意在用少数族裔取代美国白人，故团结在白人民族主义者周围。其他人则煽动少数族裔的不满，以动员各类种族的选民。这种愤世嫉俗的策略催生了有害的政策，侵蚀着对民主的信任，并可能使煽动者瓦解共和国的制衡机制。这还带来了对警察经费的削减，以及大规模驱逐移民出境。

由于担心衰落，美国可能会倾向于保护主义和仇外心理，主动将自己隔离开来，而不是在国际上竞争，这将削弱其核心优势。美国在商品、人员和思想的自由流动中繁荣起来，像海绵一样吸收外国人才和资本，并建立了一个吸引盟友的全球商业秩序。但是，如果美国接受衰落的虚假叙述，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流氓超级大国，一个决心从世界其他地区榨取每一盎司财富和权力的重商主义庞然大物。

关税、制裁和军事威胁可能会取代外交和贸易手段，联盟可能会成为保护伞，移民可能会受到严格限制。这种本土主义的转向可能会给美国人带来短期收益，但最终会让整个世界变得更贫穷、更不安全，从而伤害他们自身。贸易和安全网络可能会崩溃，这会进一步引发资源驱动的冲突，并扼杀在核不扩散、气候变化、流行病和其他全球挑战方面的合作可能性，从而加速陷入无政府状态。

最直接的危险是美国将说服自己及其对手，它缺乏对抗大规模侵略的意愿或能力。为了避免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贸然出击，或过早地从地区撤军，美国必须严格重新评估其核心利益，并确定在哪些方面的行动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退出了欧亚大陆，这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相比之下，二战后，美国在欧亚大陆维持了力量均势，最终在没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击败了苏联共产主义，并为全球繁荣和民主的空前激增提供了安全基础。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成功的关键是将实力与外交相结合：建立可靠的军事存在以威慑侵略，同时为大国提供一条与西方重新融合的道路。

在冷战期间，美国遏制了苏联，莫斯科因其内部弱点走向衰落。类似的策略在今天可能奏效。美国不需要无限期地遏制地区大国的政权——也许只需要足够长的时间让当前的衰落趋势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华盛顿应该通过移民欢迎他们最聪明的人来到美国，并通过学生签证、外交交流和非战略贸易加强与社会的联系，从而削弱他们的力量。

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美国国内的团结至关重要。重新投资被忽视地区的就业、基础设施、住房和教育，并重新点燃公民的责任精神，不仅对弥合国家裂痕至关重要，而且对美国抵御外部威胁也至关重要。为了确保和平的未来，持续对军事力量和外交政策进行投资将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