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农商行“村改支”提速，但合规整改仍在路上。沪农商行“村改支”密集落地，合规内控整改仍待持续推进。近期，上海金融监管局披露罚单，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农商行”）宝山支行因“员工行为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等四项违法违规行为，被处罚款180万元，两名相关人员分别被禁业10年、5年。这是沪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拾盐士 ，作者：多面金融工作组

沪农商行“村改支”提速，但合规整改仍在路上。

沪农商行“村改支”密集落地，合规内控整改仍待持续推进。

近期，上海金融监管局披露罚单，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农商行”）宝山支行因“员工行为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等四项违法违规行为，被处罚款180万元，两名相关人员分别被禁业10年、5年。

这是沪农商行今年年内母行相关主体收到的首张罚单，金额也不大。但它背后的刑事案卷、它在历年罚单中的典型性以及与旗下村镇行同期被罚的呼应节点，共同指向一个问题：这是个例，还是惯性？

一张罚单，与一条重复了三年的链条

此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曾针对相关案件出具刑事裁定书，其中较为详细地还原了此次沪农商行所收罚单背后的违法细节。

2019年至2022年，庄某担任上海农商行宝山支行营业部对公客户经理、市场二部客户经理期间，在明知贷款申请人所提交材料存在虚假数据的情况下，仍审核通过并发放贷款，累计向23家企业放款超1亿元，并由此收取好处费30余万元。

经审计，此23家企业申请材料中均含虚假财务数据，截至该案立案，仍有8家公司贷款逾期未还，涉及金额达2100万元。

个人收取30万“好处”，银行承接的逾期敞口达到2100万元，相差约70倍。收益归个人，风险归机构，这就是信贷违规的成本结构。

而拉长时间轴，这并非孤例。据南方周末统计，2024年该行曾一度成为十家A股上市农商行中的被罚频次、金额“双冠王”，该年度，沪农商行总行、多家分支机构及相关个人共收到9张罚单，合计被罚没金额达410万元。其中，员工行为、贷款管理违反审慎经营原则等违规事由多次出现。

图片来源/南方周末

2025年，沪农商行总行再次收到860万元大额罚单，而在该次被指出的18项违规行为中，“员工行为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贷款业务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依然在列。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年内，沪农商行母行主体仅收这一张罚单，旗下村镇行却至少三次被点名，合计罚没211.24万元。4月，云南官渡村镇行因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被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罚款16.24万元；5月，上海崇明沪农商村镇银行因跨经营区域放贷、未按规定对集团客户统一授信、贷款管理及员工行为管理违规被罚160万元，含董事长兼行长陈文斌在内5人被禁业，其中陈文斌被终身禁业；7月，济南长清村镇行因“未经任职资格审查实际履职”被罚35万元。

图片来源/人民银行云南分行、上海金融监管局、山东金融监管局

同一批违规案由在不同层级、不同年份反复出现，就不再是个别员工的问题。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指出，沪农商行近年被罚呈现“员工行为管理”集中、“贷款三查”反复踩线、总行到分支到村镇行同案由重复三大特征；庄某案则是微观样本，暴露出“员工行为失管→贷前虚假材料放行→贷后迁徙加速→区域与村镇行不良集中暴露”的侵蚀链条。

第一推动力是什么？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指向经营压力端。他分析称，农商行原有业务基础相对薄弱，要在相同市场条件下参与竞争就需付出更多努力，业绩压力下部分银行可能为追求增长牺牲合规性。

沪农商行的业绩数据，恰好印证了这种压力。2026年上半年，该行营业收入136.88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利息净收入99.71亿元、增长3.59%；业务及管理费36.84亿元、同比下降1.58%，成本收入比由上年同期的27.87%降至26.94%。营收与归母净利润规模在12家已上市农商行中均位列第二。

图片来源/沪农商行2026半年报

但从盈利增速来看，上半年该行归母净利润70.73亿元，同比仅增0.87%，在12家上市农商行中排名垫底。而体量相近的渝农商行净利润增速超过6%，两者增长差距较为明显。

图片来源:新华财经

拉长周期观察，2021至2025年，沪农商行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持续回落，由18.84%下滑至0.2%；营收增速也从2021年的9.64%回落至2025年的-2.89%，营收规模出现收缩。该变化固然受到银行业整体环境因素影响，也侧面反映出沪农商行正在面临的增长难题。

风险在沪外与村镇行集中，“村改支”只是第一步

罚单只触及声誉与财务的浅层。真正要检验的是，内控薄弱是否已在沪农商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留下痕迹？

截至6月末，沪农商行不良贷款率0.94%，较上年末下降0.02个百分点，在12家上市农商行中处于中游，自2021年上市以来已连续5年低于1%。单看这一指标，资产质量依然稳健。

但拆开看，部分资产质量细分指标仍显现潜在压力。不良贷款余额75.41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38亿元，增幅1.86%；母公司口径下，关注类、可疑类贷款迁徙率分别为16.95%、98.14%，较上年末上升3.15个、0.16个百分点，贷款向下迁徙的风险有所抬升。

风险缓冲同时变薄，6月末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5.92%、13.68%、13.65%，较上年末分别下降0.89、0.79、0.79个百分点，延续2025年末以来的下滑趋势。尽管三项指标仍高于监管最低要求，但资本缓冲空间收窄已是客观事实。

图片来源/沪农商行2026半年报

更关键的是，该行沪外地区不良贷款率问题较整体更为突出。

截至该报告期末，沪农商行上海以外地区贷款余额为354.25亿元，占贷款和垫款总额的4.43%，而该部分不良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大幅增长38.89%至10.25亿元，总体占比由上年末的9.97%升至13.59%，相应的不良贷款率也由1.99%升至2.89%，同比上升0.9个百分点，同期上海地区不良贷款率仅为0.85%。

图片来源/沪农商行2026半年报

与此同时，2025年末数据显示，沪农商行旗下多家“沪外村镇行”不良贷款率也已处较高水平。

其中，北京房山、长沙星沙、云南蒙自、湖南临澧四家村镇行不良贷款率均已超2%，其数据分别为2.91%、2.78%、2.32%、2.23%，另有山东、湖南等多家村镇行不良贷款率处1.5%以上，远高于同期集团整体水平。

可以看到，前文中被监管点名的村镇行与不良偏高的村镇行，指向同一批机构、同一成因。股权分散、人才薄弱，内控更易失守。在这一层，“员工行为失管”既是合规问题，也是资产质量问题的“上游”。

由此，“村改支”成为组织性答案。2011年沪农商行在崇明设立上海首家村镇银行，而这家5月刚因四项违规被罚160万元的机构，已于9月获批被母行吸收合并。年内该行“村改支”密集落地，此前在山东、湖南、云南三省和北京、深圳两市共设立34家村镇银行，截至10月已减至23家。

沪农商行“村改支”工作的提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来自政策端的推动。

2020年，原银保监会已提出对高风险村镇行“适度有序推进村镇银行兼并重组”；2025年内农村中小银行法人机构净减少670家、降幅达18.6%（《2025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26年4月，金融监管总局在《关于做好2026年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支持银行保险机构对县乡村存量网点减量提质”。8月，沪农商行董事会通过上海崇明、湖南、山东、深圳光明地区村行改革议案。

柏文喜认为，“村改支”的益处十分明确。村镇行注销独立法人后，母行直接承继其资产负债与员工，进而实现统一授信、统一案防系统、统一问责。但承继即并表，注销的是法人，不是风险，村镇行报表上的不良与合规瑕疵将一并进入母行体系。结构重组不能直接等同于合规修复。

沪农商行也正处在完善机制这一环。上半年制定发布《合规审查管理规定（试行）》、修订《合规及内控风险报告管理规定》，在信贷三查、销售适当性、数据治理等重点领域加强合规管理，并提出建设“合规案防预警监测系统”，强化员工异常行为监测。

不过，沪农商行员工行为监测、信贷三查闭环、不良存量出清、合规问责一体化等现实问题仍待解决。“未来12至18个月，还要看沪农商行资本充足率是否止跌、沪外不良率是否能降至2%以内，以及系统预警能否拦住下一单‘庄某’。”柏文喜直言。罚单已成过去式，“村改支”也会收尾，但员工行为管理与信贷三查这两道闸门，最终只能靠执行效果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