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镇青年，还能靠读书和奋斗在城市扎根吗？一个小镇青年还能不能靠读书和奋斗在城市扎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取决于他个人努不努力，而取决于中产这个经济枢纽是否还能正常运转。本文试图从四重挤压与日本镜鉴中，寻找答案。本文讨论的中产，包含工薪白领与中小经营者两类群体。他们承压之后，不只是自身面临阶层下滑风险，更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另一本账 ，作者：记账的人

一个小镇青年，还能靠读书和奋斗在城市扎根吗？

一个小镇青年还能不能靠读书和奋斗在城市扎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取决于他个人努不努力，而取决于中产这个经济枢纽是否还能正常运转。本文试图从四重挤压与日本镜鉴中，寻找答案。

本文讨论的中产，包含工薪白领与中小经营者两类群体。他们承压之后，不只是自身面临阶层下滑风险，更会削弱底层向上流动的梯子。

我们无意渲染悲观，也不否定产业升级的长期价值。真正想探讨的是：当中产承压、向上流动空间逐步收窄，会对经济循环和社会活力带来哪些深远影响，以及尚存的修复窗口在哪里。

一、中产不是“夹心层”，是经济循环的枢纽

先厘清一个常见误读。

中产不是社会简单的“夹心层”，而是经济循环的枢纽，也是底层向上流动的主要通道。

本文采用功能定义，而非统计分位：资产以自住房和人力资本为主，收入以工资和经营利润为主，赚了钱最舍得花，同时是纳税与地方建设资金的重要支撑人群。

在中国语境下，中产主要包含两类群体：一是城市工薪白领，承受资产价格与就业市场压力；二是中小城市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面临平台竞争与需求收缩冲击。二者承压机制不同，但群体萎缩带来的影响，会传导至同一批下游社会群体。

中产为什么是枢纽？

低收入家庭收入几乎全部用于维持基本生存，高收入群体消费占自身财富比例极低；唯独中产，收入增长会直接转化为换车、装修、旅游、教育培训、医疗健康等多元消费。整条消费链条最长、乘数效应最强的经济循环，依靠中产群体支撑。

中产是个税、社保、消费税，以及过去一段时期城市建设相关资金的重要贡献群体。高净值人群拥有全球资产配置选项，低收入群体难以承接城市住房相关支出，在城市加杠杆置业的中产，是托举城市建设资金运转的核心群体之一。

中产是“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载体，也是社会情绪的缓冲层。中产群体规模稳定厚实，极端叙事缺少滋生土壤；一旦中产持续承压滑落，社会两端的对立情绪更容易放大。

中产同时是社会教育投入最密集的群体。中产收缩，不只是当下消费放缓，还会带来未来劳动力质量的潜在下行，长期削弱经济活力。

中产的枢纽价值，不止体现在自身消费，更在于带动全社会资金流转、创造基层就业岗位：

中产消费支出→服务业、中小企业获得营收→底层群体获得岗位与工资→本地消费与住房需求保持活力→地方财政平稳运转、公共服务持续供给→全社会共同受益。

这一传导链条有明确的递进关系，任一环节明显走弱，后续经济流转都会随之衰减。

中产本身也是创业主体与就业吸纳主体。大量服装厂、餐饮店、批发商、区域代理商等中小市场主体由中产经营。一笔十几万元的中小投资，就能带动十余人就业，经营利润流向员工、供应商与家庭，让资金在社会持续循环。

底层群体改善处境，依靠的不是顶层资源的直接施舍，而是中产带来的经济溢出效应。中产雇佣服务人员、消费生活服务、开办小微企业，为底层创造大量基础岗位；当中产缩减消费、关停门店、压缩大额开支，底层岗位会明显减少，向上流动的通道随之收紧。

因此，中产持续收缩的后果，不只是这个群体自身阶层下滑，更会压缩底层向上流动的空间。

中产承压之后，底层将直面三重变化：

第一，就业机会收窄。中产装修、外出就餐等需求收缩，水电工、装修工人、餐饮从业者最先感受到岗位减少、收入下滑。服务型就业弹性最强，在需求下行阶段最先承压，波动幅度也更大。

第二，地方财政承压。过去一段时期，城市住房相关收入的承接主体以城市中产为主。当中产购房、置换需求减弱，中小城市土地出让市场收缩，会间接影响教师、医护等岗位薪资、城市基建投入与基层转移支付，而这些正是基层民生依赖的公共服务。

第三，向上流动空间压缩。当中产优先自保，原本的经济溢出效应会转向内卷挤出。基础岗位从供不应求转向供给过剩，求职者薪资议价权持续走低，普通人依靠基础工作提升生活水平的难度上升。

需要说明的是，底层群体本身承压更重、缓冲更薄；中产收缩不会制造底层困境，但会让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二、通道不止关乎中产生存，更承载代际阶层跃升

过去四十年，国内社会形成一条清晰的向上流动路径：农村学子考取大学→入职优质企业、进入体制或自主创业→在城市置业扎根→下一代拥有更高起点。

在这条路径中，中产是承上启下的层级：他们从底层跃升而来，站稳之后持续释放消费与就业需求，为后续普通人提供向上攀爬的机会，成为一代人的上升通道。每一代站稳脚跟的中产，都是下一代普通人向上发展的依托。

如今，这条延续数十年的上升通道，正在多个环节同步承压。

入口持续收窄。高考制度、高等教育体系依旧稳定，但依靠读书实现阶层跃升的确定性有所下降。能够支撑中产起点的优质白领岗位增长，跟不上高校毕业生扩容速度，这类岗位集中在少数城市、少数行业。实习资源、内部推荐、家庭积累等隐性门槛，让缺少城市资源的农村学子，进入中产赛道的难度提升。

中段持续承压。城市双职工中产家庭，过去依靠稳定薪资可以稳步积累财富、迭代生活质量、储备下一代资源。而当下收入增长放缓、刚性支出刚性不变，家庭结余大幅收窄，原本用于子女优质教育、个人职业提升、储备子女购房资金的积累空间被压缩，中产家庭逐步从“托举下一代”转向优先自保，上升通道的中间支撑开始松动。

代际发展预期反转。小镇出身的第一代中产子女，面对更激烈的教育竞争、更高的城市生活成本、更不确定的就业前景。父辈依靠读书、努力工作即可扎根城市，而当代年轻人即便付出同等努力，复刻父辈发展路径的难度显著提升。房价、教育成本、平台商业挤压等结构性成本抬升，改写了阶层上升的条件。

跃升回流难度显著提升。一旦从中产滑落至零工、基础服务业，重返原有阶层的概率很低。核心原因并非个人不够努力，而是人力资本持续折旧——35至50岁职场从业者被裁员后，原有技能高度适配过往行业架构，跨行业转型需要承担较高学习成本，同时面临年龄门槛；面向成年人的制度化再培训、再就业、收入过渡支持机制仍有待完善。

中产持续承压，会让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从“收窄”进一步变窄，阶层跃升的难度显著抬升。向上流动空间收窄之后，消费萎缩、生育意愿走低、社会活力衰减等问题容易同步加剧，根源在于全社会“未来会更好”的发展预期减弱。

三、参照先例：日本的四层断裂与中日差异

1990年日本资产价格大幅调整之后，经历了中产收缩、向上流动空间持续收窄的过程，其经验具备较强的参考警示意义。

日本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从1996年约550万日元，降至2021年约440万日元（日本总务省《家计调查》），三十年名义工资基本停滞；居民、企业同步进入资产负债表修复周期，经营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该状态持续长达二十年。

日本最重要的教训，并非资产下跌、经济增速放缓，而是社会向上流动通道受损后长期未能修复，最终形成代际层面的发展困境。

拆解来看，日本社会经历了四层系统性断裂：

第一层，资产端大幅受损。全国住宅价格从高点大幅回落，部分区域跌幅超六成，中产家庭净资产大幅缩水，住房负债保持刚性。

第二层，就业体系瓦解。传统终身雇佣制逐步解体，企业大量聘用非正式员工。2023年日本非正式雇佣占比达37.6%（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企业精简中间管理层，普通人进入中产的就业入口大幅收窄。

第三层，教育回报率下滑。1993至2005年毕业的日本“就业冰河期世代”，即便拥有高等学历，也遭遇企业收缩招聘窗口，被迫从事非正式低质量工作。日本内阁府与总务省的追踪分析显示，60年代出生、泡沫期入职的“新中间阶级”中，仅有约7%最终滑落至底层；而70年代出生、就业冰河期入职的世代，这一比例翻倍至约13%。同一代人内部，入职时点的差异，直接改变了一生的阶层轨迹。

第四层，政策修复滞后。银行不良债权暴露后拖延近十年才完成强制核销，居民房贷缺少大规模重组优化，提前还贷成为普遍选择，社会消费长期低迷。上升通道受损之后，政策耗时十年才正视问题，又耗费十年推进修复。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不是单一因素造成，而是“上升通道受损—代际传递弱化—政策修复滞后—老龄化约束修复空间”四重因素叠加。通道受损是起点，代际发展差距扩大是加速器，政策滞后是放大器。

但不能简单将国内居民部门现状与日本直接对标。

收缩视角：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测算，2026年二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57.7%，较一季度59.0%继续下行；居民部门债务同比增速降至-0.4%，为1995年有统计以来首次负增长；2026年二季度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6.29万亿元，连续13个季度同比下降。

修复视角：NIFD在季度宏观杠杆报告中将这一变化定性为居民主动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自然过程。更关键的是宏观基本面变化：2026年二季度名义GDP同比增长5.9%，总体宏观杠杆率实现2022年以来首次单季下降。负债率下降分为两种形态：一是经济下行、分母收缩带来被动抬升杠杆，也就是日本当年的困境；二是经济保持增长、分母扩容，自然稀释债务压力。当前国内数据更接近第二种良性去杠杆模式，这是与日本最核心的结构性差异。

中日之间的差异同样值得全面正视：

其一，日本当年是急性资产价格崩盘，风险集中爆发；国内当前以结构性挤压为主，资产调整、收入放缓、预期转弱同步发生，没有单点崩溃时刻。优势是不会出现市场踩踏失序；隐患是风险慢性发酵，容易被低估、拖延。

其二，日本下行阶段已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国内养老、医疗保障替代率仍处在完善阶段，民生缓冲屏障相对更薄。

其三，国内政策处置条件显著优于当年日本。资产泡沫峰值远低于1990年日本；政策响应速度更快；中央政府杠杆率仅约30.5%且仍在扩张，财政加杠杆的空间更充裕。

其四，新增变量。当年日本中产压力主要来自经济周期；当下国内中产同时面对周期下行与技术变革双重冲击，AI压缩企业中层岗位、平台挤出渠道中间群体，是90年代日本不曾遇到的结构性挑战。

由此得到核心判断：政策调整窗口期长短，不取决于问题严重程度，而取决于修复推进速度。从基础条件看，国内修复窗口期并不短于日本，甚至更为充裕。真正风险不在于窗口期不足，而在于慢性挤压缺少剧烈崩溃节点，容易形成拖延惯性，政策正视与落地修复的滞后，往往比问题本身更值得警惕。

四、四重挤压：中产群体的系统性承压

从消费结构可以清楚看到中产收缩的现状：商品零售增长乏力，汽车、家居建材、金银珠宝等中产可选消费全线走弱；餐饮、服务零售小幅增长，粮油食品等刚需消费稳定。市场呈现清晰特征：基础刚需消费平稳，但中产大额可选消费收缩。

就业市场数据进一步形成闭环：城镇调查失业率维持在5.3%左右，新增就业承压。消费收缩压制服务业用工，就业疲软反过来抑制消费意愿，消费与就业形成负向循环。

中产微观体感的根源，是四重结构性挤压同步发力：

第一重，资产负债表反向运转。202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51115元，增长3.7%，低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的增速。财产净收入方面，全国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仅增长1.6%，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8.0%。房价下行、租金走弱、理财收益回落，中产资产端承压，房贷等负债保持刚性。在此背景下，居民“多存少贷、提前还贷、压缩大额支出”，是应对不确定性的防御选择。

央行2025年四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储户占比高达62.9%，倾向于“更多消费”的仅占22.5%。仅11.3%的居民认为当期收入有所增加，未来收入信心指数仅为45.8%，全年持续偏弱运行。

需要避免片面解读：居民缩表主要集中在不动产板块，不等于整体财富缩水。房产账面价值调整的同时，金融资产持续扩容。中产并非缺少财富，而是不动产账面预期走弱，存量财富难以转化为消费。

第二重，收入分配传导阻塞。经济总量保持增长，但增长红利向居民部门的传导有所弱化。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6231元，增长4.4%，持续低于平均数43377元5.0%的增速，中位数仅为平均数的83.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51115元，仅为平均数56502元的90.5%。增长红利更多向头部集中，工薪中产群体受益有限。

第三重，AI技术重构职场结构。市场存在一个常见误区：AI直接带来的主动裁员占比有限。但更值得关注的不是“裁员”，而是“岗位结构重构”——AI正在改变企业内部岗位配置方式。

2025年以来，全球科技巨头的裁员浪潮，为观察AI重塑白领岗位提供参考。被削减的岗位并非蓝领或基层执行，而是以本科及以上学历为主，覆盖开发、文案策划、中层管理、人力、财务、法务等曾被视作“职场安全岛”的中产岗位。微软裁员6000人，受影响最大的是LinkedIn、Xbox及销售、市场、招聘等非技术岗和中层管理者；亚马逊更是在AI转型中裁减约3万个办公室岗位，AWS增速放缓、应用生态乏力促使公司以自动化重构流程，“连中层与HR亦难幸免”。

上述案例主要发生在中美科技巨头，但是否向国内金融、咨询、外包管理等白领密集行业扩散，仍是未来3—5年最该盯的结构变量。若该模式持续扩散，则会持续挤压中层岗位。AI也会创造新岗位，但新增岗位门槛更高，和被替代的中年中产群体适配度低，中产赖以生存的职业底座正在被技术变革重塑。

第四重，平台经济挤出中小渠道中产。前三重压力分别冲击中产资产、收入、职场，平台经济则挤压中小商户、渠道代理商这类实业中产群体。

挤压来自两条路径：一是低价内卷竞争，商家被迫以微利甚至亏损换取流量；二是商业化变现持续加码。据公开报道和行业调研，电商平台中小商家需支付5%—15%的基础佣金、10%—30%的推广费，叠加保证金、软件服务费等，综合成本占比超30%。外卖商家所说的“25%至30%综合抽成”，通常已经把技术服务费、配送费、推广活动和商家补贴等合并计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家的经营压力。尤其当商家高度依赖付费流量时，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被挤出的小店主、批发商、区域代理商、加盟商，是城市改善置业、市场消费、税收贡献的核心中产群体。这部分群体退场，不只是简单消费降级，而是面临阶层回落压力，从稳定有产、持续纳税的经营者，转变为收入波动更大的群体。

关于平台经济对中小经营者的实际冲击规模，目前缺少统一的宏观统计数据。个体工商户注销/新增比例、中小零售企业营收变化等指标，可作为后续跟踪的观测维度。

五、算一笔账：中产为什么“不敢花”

中产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先看三类典型样本：边缘中产、紧平衡中产、标准中产。

先看一个真实的家庭账本。

一位城市工薪族，税后月入一万出头，妻子全职在家照顾女儿。他把自己一个月的开销一笔笔列出来：餐费2200元，交通费1000元出头，水电通讯500元，女儿一对一补习折算到每月约2000元，灵活就业社保加家庭商保约2000元，物业取暖约500元。还没算换季衣服、家电维修、孩子零碎用品，已经超过9500元。他写道：“一算账就算得头疼，基本上没什么结余能存了。”

这不是一个极端案例。这是很多城市中产家庭的日常。

另一组更直观的数据：一对夫妻，老公月入15000元，妻子月入9000多，家庭月收入约2.4万元。每月固定房贷11000元，孩子小学培训费约1000元。一年挣了29万，一分钱没存下来，“好像什么大件也没有买，真的不知道钱去哪里了”。

关键不在于花了多少钱，而在于支出的结构——几乎每一项都是“不能不花”的。

统计局的数据可以印证这种结构。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的29.3%，居住支出占21.7%，交通通信占14.6%。食品、居住、交通三项合计超过65%，这还是在“全国平均”口径下，包含农村和低消费地区。城市中产家庭的集中度只会更高。

中产的“刚性”，不是“不花就活不下去”，而是“不花就掉下去”。

房贷是最硬的约束。全国房贷家庭平均月供收入比约41%，近43%的房贷家庭月供占收入比例超过40%，其中超20%的家庭月供占比超过50%，每月一半以上收入用来还贷。厦门大学与蚂蚁集团联合发布的2025年四季度家庭报告显示，全国拥有住房的家庭中无房贷比例达59.3%，但这恰恰说明——有房贷的那部分家庭，几乎集中了城市工薪中产的核心，压力高度集中。

教育是第二重压力。谷雨星球对502个中产家庭的年度调研显示，91%的受访者在教育上的支出没有减少，43%甚至增加了教育支出。原因不难理解：当收入增长放缓、职业前景不确定时，中产家庭的第一反应不是砍掉孩子的教育，而是砍掉自己的消费来保住教育。这不是非理性，这是对未来仅剩的投资。

放到更宽的城镇家庭口径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2025年发布的《中国城镇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报告》显示，42.3%的城镇家庭正在经历收支平衡困难，这一比例较2020年上升了11.7个百分点。中产虽资产端更厚，但现金流约束逻辑相通。这些家庭面临的困境集中指向几个方向：住房负担沉重、教育支出攀升、医疗保障不足、养老储备缺口大。

压垮中产现金流的，恰恰是那些无法通过“消费降级”来解决的支出——你很难告诉一个中年人说，父母的医疗费降级一下，或者孩子的学费降级一下。

回到那份“账面结余”。以一个年税前收入40万的城市双职工家庭为例，扣完个税和五险一金后到手约30万元。房贷9.6万、子女教育3万、基本衣食住行6万、老人医疗备用金2万、通讯与保险1.4万，全年刚性固定支出合计22万，账面结余8万。

但这8万不是“能随便花”的8万。它要覆盖：换季添衣、家电维修或更换、车辆保养、人情往来、老人临时看病自费、孩子突然需要交的班费或活动费。每一项单独看都不大，加在一起，就是那笔“看起来有结余、实际上不敢动”的钱。

而“衣食住行”那6万，平均每月只有5000元。一家三口，在一二线城市，这5000元要覆盖吃、穿、行、住全部基础开销。它不含旅游、不含人情往来、不含换手机、不含家电维修、不含朋友聚餐、不含孩子临时补习、不含老人生病自费。

所以中产“不敢花”，不是消费观念问题，是一个现金流安全垫问题。当每个月的收入在扣除刚性支出后只剩一个很薄的余量，而未来的收入预期、资产估值、就业稳定性都在转弱，把这薄薄一层余量存下来，是唯一能做的事。

央行调查数据印证了这一点：2025年四季度，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储户占比高达62.9%，而居民在医疗和教育上的支出意愿分别达到30.8%和30.9%，明显高于大额商品等可选消费支出意愿，反映出家庭对未来刚性支出的担忧仍然强烈。

单个家庭这样选择，是理性的。但当千千万万个中产家庭同时这样做，社零走弱、中小企业营收下滑、地方财政承压、就业岗位收缩的宏观连锁反应就会显现。个体的理性防御，汇集成宏观的需求收缩。

需要厘清的是，这不等同于“中产在变穷”。房产账面缩水并不等于财富消失，存款、理财、保险等金融资产仍在家庭资产负债表中。但账面财富和可支配现金流是两回事。一套估值200多万的房子，不会因为账面跌了80万就让月供少一分钱；而每个月扣完房贷、教育和基本生活之后剩下的那点钱，才是真正决定消费行为的变量。

消费修复的钥匙，不在于房价是否重新上涨，而在于中产家庭的月度现金流能否重新获得喘息空间——收入预期是否稳定，刚性支出是否可控，风险有没有社会分担的机制。这些条件改善了，沉淀的防御性储蓄里，自然会有一部分重新转化为消费。

这既是当前困境的症结，也是未来经济修复的突破口。

六、结语：一个小镇青年还能不能靠读书和奋斗在城市扎根

中产阶级不是经济周期的附属产物，而是经济循环、社会稳定的核心基石。

中产持续承压滑落，不只是单一群体的困境，还会压缩底层就业机会，让增长失去内需支撑。这是经济传导链带来的客观结果，并非危言耸听。

过去数十年，国内社会的活力与凝聚力，来自普通人可复制的向上发展故事：农村学子依靠读书扎根城市，小镇青年通过创业改善生活，普通家庭投入教育，为下一代争取更好起点。这些真实经历，构成大众“劳动和教育可以改善生活”的普遍预期。

如今，这一预期正被四重结构性挤压磨损：资产负债表被动调整、收入增长与经济总量传导不畅、AI重构职场结构、平台挤出中小实业群体。

当中产家庭努力工作，却难以覆盖负债、资产估值走弱、经营利润变薄，依靠教育和劳动实现向上跃升的预期会逐步减弱。

更深层的影响在于，中产承载的不只是自身家庭，更是下一代普通人向上发展的机会。向上流动通道一旦持续收窄，影响的不只是当代中产，还会压缩年轻人的发展空间。向上流动难度抬升之后，消费萎缩、生育意愿下降、社会活力衰减容易形成负向循环，根源是大众对长期向好的预期减弱。

社会预期一旦转弱，后续修复需要付出更高成本。日本耗费多年调整结构，但中产收缩带来的代际弱势、消费低迷、活力不足，至今未能完全修复，这是最值得警惕的前车之鉴。

值得庆幸的是，当前修复窗口并未关闭：宏观经济分母持续修复，名义增速回升、宏观杠杆率实现良性下行；中央政府财政加杠杆空间充足，调控工具丰富；居民大量财富沉淀在低风险金融资产，具备转化潜力；基础民生保障体系可以兜底底层基本生活。

当前最大隐患并非问题无解，而是慢性挤压容易让人产生时间充裕的错觉。维护中产稳定、托举向上通道的成本，远低于流动空间萎缩之后再修复社会活力的代价。

中产并非特殊优待群体，只是社会阶层流动的枢纽。当中产持续承压，底层普通人向上攀爬的通道会变得更窄。维护中产群体稳定，既是守住经济循环的底线，也是维护代际发展的公平空间。

文章并不否定产业升级、新动能发展的长期方向。技术迭代、产业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健康的经济循环，不能只依靠生产端发力。如果消费端持续承压、收入分配传导不畅、向上流动空间持续收窄，增长的可持续性会受到挑战。维护中产群体稳定，本质是修复完整经济循环，保护大众依靠奋斗改善生活的预期。

一个小镇青年还能不能靠读书和奋斗在城市扎根——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着我们每个人对未来的预期。

附：数据与来源说明

时间口径说明：本文宏观背景采用2026年上半年数据，家庭微观体感与居民预期采用2025年全年及2025年四季度数据，时间口径不一但用于不同分析层次。

·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消费支出构成）：国家统计局《2025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2026年1月发布）

·居民收入感受、储蓄意愿、房价预期：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四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

·城镇家庭经济状况（收支平衡困难比例、住房负担、教育支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城镇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报告（2025）》

·房贷月供收入比、房贷家庭比例、家庭负债结构：厦门大学与蚂蚁集团研究院《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家庭财富与消费报告》；央行及住建部相关调研数据

·中产家庭教育消费调研：谷雨星球《2025年中产家庭消费调研报告》（502份有效样本）

·日本家庭收入中位数、非正式雇佣比例、冰河期世代阶层流动：日本总务省《家计调查》《劳动力调查》，日本内阁府与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追踪分析

·AI与白领裁员：澎湃新闻、Fortune等公开报道；微软、亚马逊公开组织调整信息

·平台经济费率与商家成本：人民网“三问平台经济”系列报道（2026年9月）；行业调研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