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17年，深圳某公司提出在南非林波波省投资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计划投资总额达100亿~400亿美元。然而，这个被寄予厚望的项目，到了2024年已进入事实上的冻结状态。而这只是中国企业在出海进程中遭遇摩擦与误解的案例之一。进入新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企业出海正成为越来越受世界关注的时代大潮，“共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文化纵横 ，作者：李皓玥

【导读】2017年，深圳某公司提出在南非林波波省投资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计划投资总额达100亿~400亿美元。然而，这个被寄予厚望的项目，到了2024年已进入事实上的冻结状态。而这只是中国企业在出海进程中遭遇摩擦与误解的案例之一。

进入新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企业出海正成为越来越受世界关注的时代大潮，“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正在国外落地生根。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本文结合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南非林波波省经济特区项目的具体案例，系统梳理了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遭遇误解和摩擦的深层原因：它们在国内的发展根植于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但到海外，便不得不通过西方主导的知识框架、话语体系与融资评级标准来解释自身行为。这就使得中国企业在海外面临两难困境：保持自身特性，就会被误解误读；主动迎合国际主流发展与合规框架，则不得不放弃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此，具备在不同制度环境中识别风险、建立协商机制、维护自身核心逻辑的能力，将成为决定中国企业走稳走实走远的关键因素。只有让当地社会理解中国的发展路径，同时让中国企业理解不同社会如何界定“好的生活”与“好的发展”，才能更好实现中国经验的转化为海外实践。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6年8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大出海时代的“被理解”困境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企业的海外足迹经历了从试探性布局到系统性深耕的变化。截至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超过2.7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伴随资本与工程能力输出的，是一整套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实践经验：以基础设施为先导的投资逻辑，通过产业集群带动区域增长的路径，政府与企业之间相对紧密的协调关系，以及强调长期投入和战略耐心的发展取向。当它们走向世界时，面对的是全球发展场域内长期形成并相对稳定的，由西方主导的知识框架和话语体系。这个框架往往预设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逻辑，如市场优于政府、短期回报重于长期战略、个体权利先于集体目标等。中国企业在海外实践中往往需要在这套框架内解释自身行为，导致一些原本相互嵌套的制度安排，被分解为“效率”“合规”“商业决策”等较为通行的术语，而其背后涉及国家协调、时间安排和社会目标的部分，则较难获得同等程度的表达空间。于是，中国企业在海外越是试图证明自己负责任、合规且透明，就越是被迫放弃那些真正构成其竞争优势的制度特性。而当它们试图保持这些特性时，又常常被误读为不透明、威权输出或地缘政治工具。

随着“一带一路”从愿景转入大规模实践，类似摩擦不断显现。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劳工争议、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城的合规重组以及南非穆西纳-马哈多经济特区的停滞，发生在不同政治与法律环境下，却呈现出相似的问题结构：项目在工程与资金层面并不薄弱，却在解释与协商层面反复遭遇阻力。这种困境直接影响着项目的实际运作——从融资结构到劳工管理，从环境评估到社区关系——中国企业不断面临着“转译”的难题。

▍“被理解”的代价：经验的拆解与解释权力

当中国经验进入国际场域，首先面对的往往不是直接的政治对抗，而是一种关于“可理解性”的问题。某些实践可以较为自然地被归入“改革”“效率提升”或“市场化调整”等范畴，另一些则需要不断说明其合理性。差异并不完全来自实践本身，而与既有知识框架的分类方式有关。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具体情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希腊经济，引发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作为接受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的条件，希腊政府必须执行大规模私有化与财政紧缩政策。比雷埃夫斯港作为希腊最大、欧洲重要的集装箱港口，被列入优先私有化名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远洋运输集团（COSCO）于2008年获得港口2号和3号码头35年的特许经营权。2016年又收购比雷埃夫斯港务局67%的股权，总交易额3.685亿欧元，并承诺未来超过3.5亿欧元的强制性投资。这一交易本身发生在西方主导的紧缩政策框架下，但这一制度背景在后续国际报道中并未成为讨论焦点。相反，中国资本对欧洲劳工标准的冲击，在2016年罢工抗议后迅速占领了媒体。COSCO接手后对港口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在企业叙事中，这些引入自动化设备、优化装卸流程、实施新的劳工管理制度等措施，被描述为提升竞争力与实现国际化管理的必要步骤。然而，在希腊工人的经验中，这些词语触发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记忆。在希腊社会的语境中，“灵活用工”“绩效管理”等词语在过去十余年的私有化浪潮中反复出现，每次都伴随着裁员、外包与福利削减。因此，这些看似中性的管理术语，在当地语境中已高度政治化。2016年8月，部分港口工人在新安装的自动化吊机下举行抗议，横幅上用希腊语和英语写着：“我们不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COSCO=新殖民主义！”抗议迅速升级为罢工，一度使港口运转陷入停滞。

国际媒体迅速抓住了这个故事，《金融时报》、BBC等主流媒体将其框定为中国资本对欧洲劳工标准的侵蚀。[1]在这些叙事中，比港成为印证中国国企在海外复制其国内的“威权”劳工管理，破坏了欧洲来之不易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又一个例证。然而，在COSCO进入之前，港口已经历多轮制度变动，外包与临时合同制度并非始于中方接手。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为某种管理方式辩护，而是观察类似实践在不同主体名下所获得的不同解释。行为方式相近，道德评价却并不对称。当希腊政府和西方资本推动劳工灵活化时，它多被视为经济危机下的必要调整，媒体将其自然化为“必要的改革与转型阵痛”；而中国企业采取类似做法则被命名为“剥削”，成了“威权输出”“新殖民主义”以及“中国模式的扩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不应面对批评。劳工权益问题本身具有现实性与正当性。但比港的经验提示，国际理解往往依赖既定语言与历史记忆。谁更接近这种语言，谁就更容易被视为“常规”。这种双重标准揭示了一个根本问题：现代世界并不是一个认知中立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理解并非自然发生，而是通过制度、标准与专业语言被不断塑造。更关键的是，谁的经验能够被自然化为“普遍”，谁的实践需要不断被解释，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关系。

当工会成员高喊“我们不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时，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被遮蔽了：为什么“中国的劳动力”自然地等同于“廉价”和“被剥削”？而在中国企业的语境中，同样的港口工人是产业工人阶级、是国企职工，拥有集体宿舍、职工食堂和政治学习小组。答案或许在于，中国港口企业的运作逻辑，深深嵌入在一个完整的制度生态之中——包括工会与党组织的双重角色、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定位，以及政府在劳资关系中的积极协调机制。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中国劳工体制的特殊性。当COSCO试图在希腊运营时，这套制度生态无法整体移植。它被迫进入希腊法律框架、欧盟劳工标准和新自由主义管理范式，结果就是那些在中国社会维系劳资平衡的机制被剥离，只剩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一最表层的逻辑。

比雷埃夫斯港案例揭示了中国经验“走出去”时遭遇的第一重困境：经验在跨制度转移时往往被拆解，被纳入既有分类体系。当原本相互支撑的制度安排必须被拆解为既有西方主导的概念体系中若干可识别的部分，才能“被理解”时，那些无法清晰命名的，真正构成其独特性的制度关联，往往无法被表达。“被理解”在这里并非通往交流的桥梁，而是一种筛选机制——它决定了哪些经验可以被命名，哪些逻辑必须沉默。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国经验往往被迫以“市场行为”或“商业决策”的形式出现，而其背后的国家角色、长期时间观与复杂治理实践，则被视为不可翻译、不可讨论，甚至不具正当性的存在。

必须指出的是，认知层面的筛选机制虽然构成了中国经验“被理解”的结构性约束，却并不必然导致冲突。港口争议的形成，也与项目早期对社会风险的判断有关。如果在启动阶段就更充分评估当地劳工政治的敏感性，建立更早期的协商机制，部分紧张关系或许可以缓和。比港的经验既呈现了解释框架的差异，也提醒企业在制度转移过程中需要进行更细致的社会风险识别。

▍合规的代价：经验被标准驯化

如果说比雷埃夫斯港呈现的是“被理解”的结构性困境，那么斯里兰卡港城则呈现了另一种更为复杂，也更为隐蔽的情形：当中国经验试图主动融入既有话语体系、努力证明自身的“进步性”与“合规性”时，它反而更深地被卷入既定标准的规训之中。理解的门槛不再表现为排斥，而是以接纳的形式出现。

科伦坡港城项目于2014年9月正式启动，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及其子公司中国港湾工程公司投资14亿美元，通过填海造陆建设269公顷的新城区。该项目被定位为“一带一路”在南亚的旗舰项目，承诺将科伦坡打造成“南亚的新迪拜”。然而，项目自启动之初便面临来自渔民群体、环保组织、宗教领袖及部分民间团体的多方反对。争议焦点集中在环境影响、渔民生计问题以及土地使用方式。批评者担心填海造陆改变海洋生态，影响传统捕鱼活动，质疑项目是否会加剧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化。

2015年1月斯里兰卡总统大选后，新政府宣布暂停项目，要求重新审查协议与环境影响评估，港城建设因此进入长达十五个月的停滞期。2016年3月，在债务压力与经济发展需求的双重背景下，斯里兰卡政府决定重启项目，但要求进行全面合规调整。中方企业非常清楚这个项目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在宣传中特别强调项目的可持续性、包容性和现代性。在环境合规方面，环评报告长达数千页，并聘请了国际知名绿色建筑认证机构申请LEED金级认证。[2]在治理结构方面，将港城定位为科伦坡国际金融城，引入英式普通法体系和独立仲裁机制，强调与全球资本市场接轨。在社区参与方面，与渔民社区达成协议，承诺将挖泥船移至离岸更远处，并向渔民收入支持计划提供5亿斯里兰卡卢比，并组织多轮公众说明会。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逐步融入国际标准体系的过程。但问题恰恰在于，当中国经验如此努力地证明自身符合国际标准时，这些标准本身却从未成为被讨论的对象。

随着企业合规措施的累积，项目的发展逻辑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港城的核心目标逐渐明确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对标的是新加坡与迪拜等既有模式。这一路径在全球城市竞争格局中已相当成熟，与之相关的空间隔离、阶层分化、制度套利等社会后果，也早有充分讨论。然而，在港城的合规叙事中，这些问题被系统性地悬置，取而代之的是对“国际可行性”“投资者信心”和“评级认可”的反复强调。对当地居民而言，合规调整并未显著改变项目的社会指向。港城规划中的高端住宅、金融服务和封闭式治理结构，使其从一开始就与周边低收入社区保持距离。项目所承诺的大量就业岗位，主要集中于低技能服务领域，高附加值的金融与专业岗位则更可能由外来人才占据。调查显示，港城附近的低收入社区居民对项目充满矛盾情绪：一方面，他们希望这能为科伦坡带来繁荣；另一方面，他们担心自己会被进一步边缘化。一位居住在邻近社区的妇女在采访中强调，要建造的这座未来之城不属于我们，我们最多是在那里做保洁。[3]港城因此并未缓解科伦坡既有的社会不平等，反而通过制度设计将其空间化、合法化。

讽刺的是，当斯里兰卡学者和活动人士批评港城时，他们使用的恰恰也是西方发展研究的批判话语，如“新自由主义城市化”“排他性发展”“空间隔离”等。企业方面则不得不通过展示更高标准的合规证明以及更详细的社会责任评估来回应。批评与回应在这里都陷入同一套语言体系中，不断循环，却很少触及发展路径本身是否可以有不同选择。没有人问是否存在一种不依赖“国际金融中心”模式的城市发展路径？是否可能建造一个既现代化又包容的新城，而不是复制新加坡或迪拜？中国自身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建设中，曾经探索过“先富带后富”“区域协调发展”等理念，但这些替代性经验在港城项目中并未被认真考虑。原因并不复杂，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科伦坡版深圳”没有吸引力，只有“科伦坡版新加坡”才能获得融资。投资者、评级机构、国际银行，都用同一套标准评估项目的“可行性”——而这套标准本身就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长期形成的主导框架，项目若希望获得融资与评级支持，必须在既有框架内运作。

这一过程揭示了中国经验“走出去”时的第二重困境：当“证明自己”成为首要任务，替代性发展的想象便被提前消解。所谓合规，并没有为不同发展想象留下太多余地，它通过主流“标准”体系使项目逐渐贴近既有模式。中国发展道路所包含的另一种现代化想象——强调国家协调、长期规划与社会目标优先，在国际项目中难以被表达。并非因为这些经验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无法被纳入主导全球资本流动与项目评估的知识框架。科伦坡港城项目被允许存在，但需要在主流标准体系中重新组织自身，经验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合法性，同时也失去原有的替代性想象空间。因此，科伦坡港城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足够绿色、智能、合规，而在于这一整套合规机制本身，已经预设了何谓“好的发展”。当中国企业接受这一预设，它们便不可避免地放弃了对发展定义权的竞争。合规在这里不再是通向对话的桥梁，而是一种吸纳机制——它将潜在的替代路径转化为既有秩序的延伸。科伦坡港城案例表明，中国经验在国际场域中可能付出的代价，不仅可能以排斥的形式出现，也可能以一种特定的接纳方式出现。经验不是不被理解或被误解，而是以一种早已写好的方式被理解。

▍策略的代价：“走出去”的制度脱嵌

2017年，深圳海猫投资有限公司提出在南非林波波省（Limpopo）建设一个大型工业综合体，预计将成为“一带一路”在非洲的一个重要投资项目。林波波省是南非最贫困的省份之一，失业率长期在30%以上，与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接壤。这个被命名为穆西纳-马哈多经济特区能源金属冶炼综合体（MMSEZ）的项目，规划将这片贫困地区打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重工业基地。项目规划的规模极为庞大，总投资额在100亿~400亿美元，核心设施包括年产能510万吨的钢铁厂、配套的焦化厂和铁合金厂、年产600万吨的水泥厂以及铜铁冶炼厂等重工业设施。为支撑这些高耗能产业，项目还规划建设一座装机容量达4600兆瓦的燃煤电厂。整个项目占地面积超过80平方公里，计划分阶段建设，预计创造超过2万个直接就业岗位。这个项目在理论上完美体现了中国基建先行、产业集聚、区域发展的经典逻辑，即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引入龙头企业，形成产业集群，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就业增长和地方财政改善。时任南非总统祖马公开表示支持，林波波省政府将其列为省级一号工程，寄望于借此改变该省的经济面貌。

然而，项目启动后，基础条件的约束迅速显现。首先是能源问题。规划中的4600兆瓦燃煤电厂，在中国并不罕见。类似规模的工业项目，电力供应通常由国家电网统一保障，企业无须为系统性电力安全承担责任。但在南非，南非国家电力公司长期陷入供电危机，工业园区必须自行解决电源问题。2023年，南非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电力短缺，全国限电天数超过300天。在这种背景下，一个高耗能的重工业园区要依靠自身解决稳定供电，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水资源问题同样构成结构性障碍。项目规划每年需工业用水2.49亿立方米，相当于当地现有总用水量的五倍。虽然方案中提出跨境调水设想，但这意味着与津巴布韦、博茨瓦纳两国协商水权安排，建设跨境输水管道，并协调三国环境法规与用水优先顺序。这类跨区域资源调配，在中国属于国家战略工程，由中央政府统一统筹，例如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重大工程。但穆西纳-马哈多经济特区是一个企业主导的投资项目，显然不具备推动此类跨国基础设施协作的能力。截至2024年，相关调水计划仍无实质进展。第三个根本问题在于市场。项目规划钢铁年产能为510万吨，而南非国内钢铁年消费量仅约400万吨。与此同时，本国最大钢铁企业正因产能过剩而关停产线、裁减员工。在供需结构本已失衡的情况下，再新增大规模产能，缺乏现实的市场支撑。

从表面看，这是能源、水源与市场三项具体难题。但从更深层看，问题在于制度结构的缺席。在中国经验中，如此规模的工业园区从来不是孤立的商业投资，而是通常嵌入国家产业转移政策、区域发展战略乃至扶贫规划之中。中国各级政府会通过土地配置、税收优惠、基础设施配套和产业协调机制，为企业提供系统性支撑，甚至在必要时通过行政方式保障产业链形成与产品销路。工业园区是中国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单一资本项目。然而，当这一模式被移植到南非时，支撑其运行的制度架构并不存在。南非政府虽表达支持，但既缺乏提供大规模财政补贴的能力，也缺乏进行全国性产业统筹的行政机制，更没有集中资源推动战略工程的国家动员体系。结果，项目复制了“建设工业园区”的外在形式，却无法复制其背后的整体制度协同。穆西纳-马哈多经济特区呈现的，正是一种制度脱嵌状态，它有园区之形，却无治理之基。到了2024年，面对环境评估争议、融资困难与持续的法律纠纷，尤其是在政府换届后支持力度明显减弱的背景下，穆西纳-马哈多经济特区项目已进入事实上的冻结状态。

这一案例所暴露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操作层面，更触及中国经验“走出去”时所失去的两个核心维度。首先，中国经验中的灵活性、暧昧性与多元策略，本质上是一种对现实复杂性的承认与吸纳。然而，在一个要求清晰分类与明确边界的国际体系中，这种复杂性往往无处安放。中国实践的许多智慧，恰恰体现在对不确定性与模糊地带的处理方式上。“摸着石头过河”“让子弹飞一会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表达的背后，是一种在动态过程中调整策略的能力，是在复杂环境中寻找平衡的治理艺术。但在国际话语体系中，这种暧昧性往往被重新编码为“不透明”或“别有用心”。当复杂性被压缩为单一叙事，当多义性被要求转化为标准化表述，那些承载真实生活与地方智慧的非正式、灰色、多层次的维度，便逐渐从视野中消失。例如，当地的非正式经济既可能表现为制度上的混乱，却也是大量人口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是整体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在以规范化、标准化为目标的现代化想象中，这些灰色空间往往被视为需要被清理和规整的对象。结果，那些原本构成中国模式制度优势的重要因素，在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框架下，反而成为难以公开表达的隐秘部分。

其次，是国家协调能力的缺位。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具有强大协调能力的国家。这个国家不仅能够动员资源、整合利益、承担风险，还能够在短期目标与长期战略之间进行调节与平衡。然而，当中国企业“走出去”时，却往往以私人投资者的身份，试图推动原本需要国家能力支撑的发展战略。这种角色错位，在许多“一带一路”项目中反复出现。中国企业在事实上缺乏国家层面的资源动员能力与制度协调机制，却被外界期待，或在某种程度上自我期待，承担类似国家的发展职能。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还面临着难以挑战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话语霸权，在这种语境下，“国家主导”本身常常带有负面含义，容易被指责为“市场扭曲”“效率低下”或“寻租腐败”。当中国向世界介绍自身发展经验时，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淡化国家角色，转而强调市场化、商业化与企业主体等表述方式。然而，正是这种策略性的淡化，掏空了中国经验的制度内核。依赖国家协调能力而形成的优势，被压缩为单纯的商业逻辑，发展模式失去了原有的制度支撑。在复杂的新环境中，它既无法完整呈现自身的结构性优势，也难以建立等效的制度条件。结果便是，形式得以复制，而支撑形式运转的整体机制却无从再现。

▍讨论与结论：“转译”不是修辞，而是治理能力

综合覆盖欧亚非的三个案例，可以看到中国经验在“走出去”过程中，并非简单遭遇失败或外部阻力，而是在不同制度语境中被重新解释、重新分类，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难以避免的变形。反复出现的根本问题并不只在项目是否盈利或技术是否可行，而在于中国经验如何被理解，以及它在何种框架下被允许存在。当经验被简化、被规训，当国家能力被遮蔽、被视为风险，中国经验“走出去”的真正损失才逐渐显现，正如这些项目所呈现的不仅仅是商业层面的挫折，更是解释能力与想象空间的退缩。

在比雷埃夫斯港，争议集中在劳工制度与管理方式上。冲突并非单纯源于利益对立，也与历史记忆和语言含义有关。企业在财务与法律层面准备充分，却对当地劳工政治的敏感性估计不足。在希腊，港口工人长期处于国家-社会关系的关键位置，私有化改革已高度政治化，管理改革因此很容易被纳入紧缩政策延续的叙事之中。如果在项目初期就引入更系统的社会风险评估，识别哪些议题具有象征性意义，哪些词汇可能触发集体焦虑，并建立更早期的沟通渠道，部分冲突或许可以避免。在科伦坡港城，问题不在排斥，而在接纳方式。项目通过大量合规措施获得合法性，却在标准化过程中逐渐贴近既有国际金融中心模式。企业投入大量资源应对国际舆论与评级体系，环境评估与社会责任报告不断扩充，公众沟通文件层层递进。与此同时，关于发展路径本身的讨论空间却相对有限，批评与回应围绕同一套标准展开，项目很少跳出这一框架去思考是否存在其他城市发展方向。这里的关键不只是合规，而是合规如何塑造了发展想象。在穆西纳-马哈多经济特区，制度条件的差异更加明显。项目规划沿用了中国工业园区的发展逻辑，却缺乏相应的国家协调机制与财政支持体系。能源、水资源与市场问题并非单一技术难题，而是涉及跨部门与跨国协作。企业在海外以商业主体身份推进高度依赖国家能力的战略构想时，制度错位便会显现，并且，这种错位并不会自动通过市场机制修复。这三个案例分别指向不同层面的转化机制：经验被拆解为可识别要素，标准体系塑造表达方式，制度条件难以同步迁移。这些机制并非抽象存在，而是嵌入项目决策、执行与调整的全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验在现有国际规则体系中确实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国际评级体系、全球金融秩序与学术话语长期由发达经济体主导，发展路径的评价标准亦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单个项目不可能撼动这一整体结构，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既有规则。然而，结构性的弱势并不意味着实践层面毫无空间。项目能否稳定推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在具体语境中的“转译”能力；经验能否在多样制度环境中获得表达空间，也依赖这种能力。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走出去”本身就是一个在差异中持续协商、在摩擦中不断调整的过程。因此，项目的成败不应仅以吞吐量、GDP贡献或国际认证数量来衡量。对于比雷埃夫斯港的工人而言，稳定就业与劳动尊严具有现实意义；对科伦坡的渔民来说，生计保障与社区延续同样重要；对林波波的社区居民而言，生态安全与自主发展权则是核心关切。如果忽视这些维度，即便财务报表表现良好，项目也难以获得长期的社会支持。这些案例提醒我们，当“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能够从当地社会的视角出发，理解自身行动如何嵌入既有历史与政治语境之中时，“转译”便不再只是被动的风险应对，而可能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制度实践。真正有效的“转译”，不仅是让当地社会理解中国的发展逻辑，更是让中国企业理解，不同社会如何界定“好的生活”与“好的发展”。

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重要合作理念，这种理念如何转化为具体实践，最终取决于“走出去”的企业是否理解不同社会对“发展”的定义差异，并据此调整自身实践路径。因此，“转译”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在复杂环境中维持弹性与协商能力的治理实践。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冲突加剧，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更多分歧与争议。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能否在不同制度环境中识别风险、建立协商机制、维护自身核心逻辑，同时避免将经验过度简化，将成为决定中国企业“走出去”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本文系浙江大学重点国家与地区研究项目“绿色‘一带一路’欧美叙事研究”资助成果之一，在此谨致谢忱。

[1]参见相关报道：“Greek Port Workers Protest Against Chinese-Run Piraeus,”BBC News,August 15,2016；“Piraeus Port Workers Strike Over Chinese Owner’s Plans,”Financial Times,September 26,2016；“Greek Port Workers Take on China’s Cosco,”Financial Times,October 6,2016。

[2]LEED（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是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开发的绿色建筑认证体系，在全球范围内被视为建筑可持续性的金标准。

[3]A.Radicati,“The Unstable Coastline:Navigating Dispossession and Belonging in Colombo,”Antipode,Vol.52,2020,pp.542~561.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6年8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