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作者：Dania Thafer and Dalia Ghanem，编译：慧诺，原文来自：来源：Middle East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题图来自：AI生成

海湾国家在IMEC、IDRC和“一带一路”三大经济走廊中扮演核心枢纽，以主动中立策略平衡中美竞争，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多元化，应对资金短缺、地缘风险及数字转型挑战，提升全球影响力。

• 🌍 全球枢纽定位：利用优越地理位置和资本成为多极世界关键力量。

• 🚂 经济走廊作用：在IMEC、IDRC和一带一路中推动贸易连接与区域发展。

• ⚖️ 地缘平衡策略：奉行主动中立，避免大国阵营选择以降低冲突风险。

• 💼 经济多元化机遇：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减少石油依赖并创造本土增长。

• ⚠️ 系统性挑战：面临资金问题、政治不稳和安全威胁等执行障碍。

• 💻 数字化前景：整合AI和智能技术提升走廊效率和跨境支付系统。

据外媒10月2日报道，以色列拦截了一支前往加沙运送援助物资的船队，该船队由40多艘民用船只组成，载有约500名议员、律师和活动人士。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对物资运输通道的直接影响，也让“走廊”的安全性、政治属性与经济价值成为焦点。

在全球向多极秩序转型的背景下，经济走廊早已成为融合贸易、地缘战略与区域发展的核心载体。中东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的一篇研讨会报告，详细分析了与中东通道安全、地缘博弈密切相关的三大经济走廊：“印度-中东-欧洲走廊”（IMEC）、土耳其支持的“伊拉克发展之路走廊”（IDRC）和“一带一路”倡议。

报告指出，IMEC作为美欧支持的跨洲走廊，虽旨在连接印度制造业、中东能源与欧洲市场，却因将以色列纳入经济整合、忽视巴勒斯坦诉求，面临海湾及阿拉伯世界的舆论阻力；IDRC计划打造从伊拉克巴士拉至土耳其边境的陆上通道，却因未纳入占伊拉克GDP15%的库尔德斯坦，面临伊朗支持势力与PKK武装的潜在干扰；“一带一路”虽为海湾带来港口、铁路等基建投资，却也因中美博弈等问题，海湾国家不得不谨慎权衡。

海湾国家试图利用其多个重要走廊的核心枢纽地位，将自身打造为国际领域的关键力量，该篇报告有助于了解海湾国家如何借经济走廊实现经济多元化、提升区域与全球影响力，应对地缘政治挑战。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此文，供读者参考。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打造全球互联新范式：海湾国家在三大经济走廊中的战略雄心

一、海湾国家跻身全球枢纽 

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推翻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贸易秩序，促使全球商业转向相互竞争的区域集团。在这种新秩序下，经济走廊成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工具，提供可规避对手的替代贸易路线。

海湾国家正处于这一转变的核心。它们利用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雄厚的资本储备和战略独立性，将自己定位为多极世界中的关键参与者。海湾国家奉行“积极中立”原则，与各方接触但不与任何一方结盟。随着美中竞争加剧，海湾国家保持与华盛顿、北京、莫斯科和新德里之间畅通的沟通渠道，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海湾国家还选择建立小型联盟，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强地缘政治影响力，同时避免卷入纷争。这种“小多边主义”策略灵活、务实，有助于在贸易、技术、能源和安全方面进行有选择的合作。

海湾国家正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来加强区域互联互通。沙特阿拉伯投资17亿美元用于吉达港建设。阿联酋正在建设900公里长的“阿联酋铁路”网络。阿曼的苏哈尔港和自由区已吸引超过27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于2025年完工的2177公里长的海合会铁路旨在大幅降低贸易成本，连接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阿联酋和阿曼的主要港口和城市。海湾国家还在推进区内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海合会“互联互通管理局”正在实现跨境电力共享。

海湾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在投资和经济多元化战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阿联酋和科威特的主权财富基金都超过1万亿美元。海湾国家正积极寻求将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等尖端行业本土化。2025年2月，沙特阿拉伯吸引了149亿美元的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去年，阿联酋获得了30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投资。尽管存在挑战，但海湾国家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驾驭这些微妙动态的能力，将取决于战略决策、监管改革和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

同时，海湾国家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正在逐步减少。阿联酋和印度最近达成了用迪拉姆和卢比进行交易的协议。海合会国家已开始探索用人民币结算能源贸易的方式。

二、全球三大经济走廊概述

（一）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

IMEC于2023年在新德里举行的G20峰会上启动。该项目由欧美推动，旨在创建一个能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竞争的贸易和投资网络。该项目的原始签署方占据了全球GDP的一半以上和约40%的人口，如果成功，能将非西方国家纳入美国的科技和经济领域，以抗衡崛起的中国。

印度显然从IMEC中获益最多。其积极采取措施来推进该项目，与阿联酋签署了政府间框架协议，并与政策制定者、外交官和智库进行了高级别讨论。印度还通过《2025-2029年联合战略行动计划》与IMEC的欧洲支柱意大利就海运和陆路连接展开合作。新德里希望“IMEC”能促进产业内贸易，从而在汽车、制药、珠宝和能源等关键领域实现专业化、竞争和创新。所有这些都将通过交换丰富的能源资源、共享先进的制造能力、开发主要港口和扩大物流网络来促进无缝贸易的高阶目标来实现。除了经济利益，IMEC还通过促进传统上互不相干的国家之间的接触和加强区域互联互通来支持数字扩张、能源和粮食安全、供应链多样化以及地缘政治稳定。

IMEC被包装成一个重新定义世界如何连接和贸易的全球框架，而不是一个区域项目。它始于地方和国家利益，这些利益逐渐交叉。其优先考虑供应链弹性而非简单的贸易流，以阿布朱拜勒、阿布扎比和杜格姆等关键港口为支柱，在交通运输的未来和正在进行的能源转型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

IMEC试图将印度的高生产能力与欧洲庞大的消费基础连接起来，形成连接“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标杆案例。其最终愿景与一个更非极化的世界秩序相一致，其中海湾国家凭借其非零和方法扮演着务实的力量掮客角色。对美国来说，投资IMEC基础设施标志着一个战略支点：从一个狭隘的安全伙伴转变为一个可靠的发展伙伴，这有助于纠正过去的失误，并带来直接和长期的地缘政治利益。

然而，IMEC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该项目途径的贸易路线将面临高昂的安全成本。此外，该框架优先考虑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可能会在海湾国家和阿拉伯世界引起政治阻力。由于地区紧张局势，一些潜在的替代路线正在形成，例如通过叙利亚的基础设施。如果加沙战争之后，将以色列设施纳入地区贸易走廊对约旦和沙特来说在政治上变得困难，这一选择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5月15日，阿联酋的迪拜环球港务集团（DP World）签署了一项8亿美元的协议，用于开发和运营塔尔图斯港的一个多功能码头，其中包含建立工业和自由贸易区的条款。仅仅两周前，即2025年5月1日，法国达飞海运集团（CMA CGM）获得了30年的特许经营权，以扩建拉塔基亚港，其中包括建造一个新泊位并额外投资2.6亿美元的计划。

未被纳入IMEC的区域大国，如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也构成了挑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坚称，没有土耳其的参与，该地区就不应该有这样的走廊。埃及、阿曼和卡塔尔等一些最重要的区域利益攸关方也未被纳入最初的谅解备忘录。最后，IMEC还可能威胁到海湾国家与中国的关系。IMEC试图将海合会成员国全部拉入己方阵营，但它们不会为这个尚未实现的构想冒险。毕竟，中国与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贸易关系蓬勃发展，2022年贸易额超过5000亿美元，其中3000亿美元来自海合会。虽然海湾国家普遍IMEC倡议，但它们几乎肯定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危及其与北京关系的行动。

（二）伊拉克发展之路走廊（IDRC）

IDRC由土耳其和伊拉克政府牵头，并得到卡塔尔和阿联酋的支持。该项目旨在建立连接伊拉克巴士拉附近的法奥大港与土耳其-伊拉克边境的费什卡布尔之间的陆地桥梁。如果完工，IDRC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陆地桥梁之一。伊拉克总理穆罕默德·希亚·苏达尼将其视为伊拉克发展的核心内容。

重要的是，该项目并非凭空存在；它将利用预先存在的物流中心、工业园区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一体化。例如，该项目将利用土耳其现有的铁路基础设施，帮助安卡拉巩固其作为欧洲和亚洲之间重要交通枢纽的地位。IDRC也是阿联酋和卡塔尔之间取得巨大外交进展的标志，两国都将提供可观的财政支持，以期确保项目成功。尽管如此，项目的执行责任将完全由巴格达和安卡拉承担。后者将该项目视为连接海湾市场的不可或缺的纽带，也是促进南北贸易的关键。

IDRC的成功也面临挑战。项目估计耗资170亿美元，尽管阿布扎比和多哈将提供资金支持，但具体金额和贡献方式尚未确定。如果没有这些海湾合作伙伴的资金，IDRC大概率会失败。

此外，在伊拉克拥有强大势力的伊朗代理人可能会从该走廊中受益，这增加了地区局势升级和西方政治干预的前景。同时，像库尔德地区的库尔德工人党这样的敌对团体可能会利用他们对安卡拉的敌意来破坏项目的成功。引人注目的是，IDRC并没有包括伊朗，也没有包括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后者约占伊拉克国内生产总值的15%。要将该国这个关键部分纳入其中，安卡拉和埃尔比勒之间需要进行重大的冲突解决。

无论成功与否，该项目不仅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伊拉克未来政治稳定和土耳其更多地融入中东和北非集团的关键。

（三）“一带一路”

海湾国家凭借其战略位置和过剩资本，在“一带一路”规划中占据重要地位。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等国与中国建立了牢固的经济伙伴关系，并担任物流和技术中心。尽管范围广泛，但“一带一路”也会面临一些挑战。

“一带一路”与IMEC反映了不同的战略方法。中国以集中式愿景运作，而IMEC的参与国则各有不同的利益和治理结构，导致实施方式存在差异。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不希望在中、印、美之间选边站。他们寻求与强大的国家和潜在的投资来源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而不在乎这些国家的立场。

三、“经济走廊”的地缘政治影响

（一）海湾平衡术

对海湾国家而言，参与各种经济走廊必须是审慎的，因为该地区没有任何国家希望在中美之间的代理人战争中选边站队。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奉行不结盟政策，它选择与金砖国家接触，但避开正式成员身份，以防疏远华盛顿。随着贸易路线向东方转移，海合会（GCC）成员国可能会深化与印度的商业和金融联系。

通过平衡参与“一带一路”、“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和“伊拉克发展之路”（IDRC），海湾国家已从被动的投资接受者转变为区域互联互通议程的积极塑造者。这种新获得的主导权反映了该地区从依赖走向积极参与一个更加多极化的国际秩序。

这些经济走廊究竟是互补还是互相冲突呢？总的来看，虽然它们为互联互通和一体化提供了机遇，但重叠的举措可能会导致冗余和低效。例如，阿联酋选择了务实、不结盟的走廊战略，它在避免卷入地缘政治竞争的同时，参与了尽可能多的走廊。跨走廊的协同效应日益成为全球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讨论的焦点，无论如何，合作与竞争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发展这些走廊，这使得协作变得至关重要。

虽然竞争确实存在，但除非它扰乱了走廊的运营，否则其本质还是稳定的。中国对“印度-中东-欧洲走廊”（IMC）的回应保持了谨慎而非公开敌对的态度，这反映出北京对“一带一路”长期有效性的战略自信。

这些走廊有潜力将以前被排除在全球贸易网络之外的生产者连接起来，从而创造新的经济机会并促进区域增长。一个例子是中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些国家由于内陆地理位置和后苏联时代的孤立而曾被排除在全球贸易之外，但现在已利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间走廊”和“南北交通走廊”等新兴贸易路线获得了市场准入。这些陆路走廊加强了与欧洲、中国和南亚的连通性，从而能够更有效地融入全球供应链并重振其经济前景。

（二）系统性挑战

资金问题同样是走廊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到目前为止，欧洲已将财政负担转嫁给了海湾国家，这引发了人们对项目长期可行性的担忧。地缘政治风险也很突出，所有三个走廊都经过政治不稳定的地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加沙地区的冲突以及更广泛的中美紧张关系都有可能扰乱贸易流。此外，弱势的制度能力、有限的透明度、监管不匹配和潜在的腐败等挑战，继续阻碍着与经济走廊相关的项目的有效实施。

过剩的基础设施能力和被高估的需求同样威胁着走廊项目的可持续性，并可能导致代价高昂的低效。事实上，世界银行估计，近三分之一的建设工作都付诸东流，这进一步阻碍了任何区域走廊关键物理要素成功的可能性。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行业监管的不匹配可能会阻碍与印度或土耳其的交通网络一体化。例如，科威特国际机场的长期延期扩建引发了人们对“伊拉克发展之路”可行性的广泛担忧，特别是考虑到土耳其在该机场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尽管该项目是土耳其利马克控股公司在该地区的旗舰建设项目之一，但在其14年的发展历程中，它面临着一再的挫折，包括无法解释的合同暂停、撤回的招标和官僚主义的复杂性。

尽管“伊拉克发展之路”具有战略和后勤优势，但其狭窄的地理范围既显示了其政治效用，也揭示了其潜在的脆弱性。例如，“伊拉克发展之路”因其有限的范围而受益，因为它只穿越伊拉克，这减少了巴格达与其邻国进行耗时谈判的需要。由于伊拉克对该项目的成功有很大的控制权，巴格达一直愿意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承担政治风险。伊拉克宣布库尔德工人党（PKK）为非法组织的决定反映了其讨好安卡拉的愿望。与此同时，如果没有外部行动者来确保项目得到透明执行，腐败官员或政治功能失调可能会阻碍进展。伊朗影响伊拉克决策者的能力也对“伊拉克发展之路”构成了严重风险，因为德黑兰可能会失去其向代理部队分发资源的贸易路线。

与“伊拉克发展之路”的有限框架相反，“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则面临相反的问题：其广阔且定义松散的制度结构引发了人们对其连贯性、协调性和政治可持续性的严重质疑。由于其分散的结构，任何一个参与国的反对都可能威胁到整个项目。中国的优势在于，它通常以集中的方式处理其基础设施项目，与合作伙伴国进行双边合作，将“一带一路”整合到现有的制度框架中，而不是实施新的制度方法。由于中国承包商可以获得国家融资，他们更有能力承担更大、风险更高的项目。

四、经济走廊的隐忧 

“经济走廊”正在帮助海湾国家实现经济多元化，从政府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向由本土私营部门推动的经济。在海湾地区，公有制行业（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仍然占GDP的20%以上。在主要经济走廊出现前，海湾国家的“愿景”计划通过建立经济区和国际监管框架等方式，推动了基础设施、贸易和区域一体化的投资。

然而，海湾地区以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发展结构，使得人们对经济走廊是否能带来更具韧性和平衡的增长模式，从而惠及更广泛的社会和当地社区提出了疑问。例如，像科威特的“丝路城”和“苏比亚大桥”等与“一带一路”相关的超大型项目，其资金仍依赖于政府储备，而这些储备又依赖于能源利润。

此外，项目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准备程度。海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面临持续的技能短缺，需要大量投资于教育、职业培训和技术适应。尽管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平均将年度预算的13%用于教育，但多年来的改革尚未取得预期效果。根据世界银行的人力资本指数，一个今天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出生的儿童，预计只能达到其生产力潜力的62%。

经济走廊项目还带来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青年失业问题。尽管海湾地区的青年失业率低于整个中东地区，但仍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挑战。基础设施项目要求优先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但本地人口技能的缺乏仍然需要招聘外国工人来填补关键职位，也在本地工人中滋生不满情绪。此外，对工人保护的担忧也日益增加，海湾地区气温上升对低工资工人影响尤为严重，这引发了外界对劳动者权利和工作场所保护的质疑。

在海湾国家，经济正向服务和技术驱动型模式转型，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力提升可以带来劳动力发展的重大进步。麦肯锡公司估计，到2030年，中东地区近45%的现有工作岗位可能会被自动化取代，其中外籍工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尤其脆弱。为了缓解这些影响，各国政府和企业也在投资于再培训项目，重点关注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和数字技能。

五、未来前景：数字化+经济走廊

整合了数字技术的经济走廊正在彻底改变贸易效率和基础设施管理。海湾国家正在利用人工智能和智能物流来改善贸易路线并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从而将自己定位为数字领域的先驱。

阿联酋的杰贝阿里港等智能港口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交通管理系统、自动化海关清关和区块链驱动的供应链管理，以降低交易成本并增强贸易安全性。人工智能辅助基础设施的快速处理时间降低了运营成本和碳排放，使这些智能港口更具可持续性和竞争力。沙特港务局（Mawani）正在主导更多基于该模式的智能港口基础设施开发，其中包括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和中国的成都港。

在特朗普出访海湾国家后，新一波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正在海湾国家兴起。这些设施有望成为走廊连接的供应链中的关键节点，并充当关键的连接枢纽。与此同时，中国仍在积极推动其项目中的技术连接，“一带一路”包括协调标准化工作，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智能标准——技术通常源于中国，但中国并非“强加”其数字能力于该地区；相反，中东国家正在积极寻求这些数字投资，以与其自身战略目标保持一致。

海湾国家正在从数字支付革命中大大受益，因为它能简化跨境交易并减少对传统银行中介机构的依赖。为了补充其智能基础设施，海湾国家采用了更先进的数字支付规则，例如巴林中央银行的2019年区块链监管框架，这使得海湾经济体成为创新的贸易中心。

尽管海湾国家在数字治理方面取得了进展，但确保与全球标准的互操作性仍然是一个持续的挑战。像沙特严格的数据本地化法律这样的法规可能会对加强现代贸易走廊的技术要素构成障碍。然而，如果利用得当，它们也可能是有益的。利雅得的技术监管实力，加上其资本流动性，迫使其他国家与其针对这些新技术的开发战略保持一致。这种战略可以延伸到国际走廊，海湾国家本身可以在其中设定标准和实践，从而以其自己的方式影响实际运营。

*文章编译自卡塔尔中东事务全球理事会2025年2月份发布的报告，原题为“Toward a New Discourse of Global Connectivity: The Gulf’s Ambitions in Strategic Corridors and Partnerships”， 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译者自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作者：Dania Thafer（华盛顿海湾国际论坛执行主任，乔治城大学当代阿拉伯研究中心的专业讲师） 、Dalia Ghanem（中东全球事务理事会冲突与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兼主任），编译：慧诺，原文来自：来源：Middle East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