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号称登山“梦之队”的十人队伍在雪山长眠。7月30日清晨，曾用189天登完全球14座8000米高峰、被称为“地表最强男人”的尼马尔·普尔贾（Nirmal Purja）带领着九名队友，走进了巴基斯坦布洛阿特峰的晨光里。上午9点，普尔贾与另一位登山者的追踪器坐标显示，他们正位于布洛阿特峰海拔6660米一处冰川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作者：Fleming，编辑：腾宇

一支号称登山“梦之队”的十人队伍在雪山长眠。

7月30日清晨，曾用189天登完全球14座8000米高峰、被称为“地表最强男人”的尼马尔·普尔贾（Nirmal Purja）带领着九名队友，走进了巴基斯坦布洛阿特峰的晨光里。

上午9点，普尔贾与另一位登山者的追踪器坐标显示，他们正位于布洛阿特峰海拔6660米一处冰川斜坡上。短短几分钟内，GPS信号轨迹出现剧烈垂直位移。下坠超过600米后，信号最终停止在一片乱石与积雪交错的盆地中。

此次雪崩发生在布洛阿特峰西壁区域，该处悬冰川稳定性差是已知风险因素。事故发生后，巴基斯坦阿尔卑斯山俱乐部（Alpine Club of Pakistan）证实了伤亡情况，并协调了搜救工作，但两名遇难者被找到时已无生命迹象。

到8月1日，全队均确认遇难。这是喀喇昆仑山脉近年来最惨烈的一次山难，也是继2014年珠峰雪崩之后全球登山界最令人震惊的一场悲剧。

一场雪崩，同时覆盖了十个人和十种完全不相同的人生。在这支号称“梦之队”的登山队里，有人第一次尝试攀登8000米级山峰，有人本该是最后一次。有人十一年没在朋友圈说过一句话，有人的名字被写进了国家的荣耀史。

他们以不同的姿态走进山中，却再也没有出来。

神话落幕

人们早已习惯，将极限运动参与者等同于无所不能的“神”。

尼马尔·普尔贾便是最好的例子之一。登山界更习惯称他为“尼姆斯代”（Nimsdai）——“Nims”是尼马尔的简写，而“dai”在尼泊尔语里是“兄长”的意思。

他的传奇故事，始于一次近乎不可能的赌注。2019年他发起“可能性计划”（Project Possible），目标是在7个月内攀登完全球14座8000米高峰。在此之前，人类完成这一壮举的最快纪录是近八年。

普尔贾比计划中爬得更快，只用了短短189天就将纪录压缩到原先的零头，随后又创下人类首次冬季登顶世界第二高峰K2（乔戈里峰）的壮举。

这场攀登并不是普尔贾独自进行，而是一次直播与展示：全程GoPro跟拍、社交媒体实时更新，最终被拍成纪录片《征服14座高峰：凡事皆可能》，观众们跟随普尔贾的脚步领略海拔8000米的风景，感叹这段旅程的壮美，但对其危险性知之甚少。仿佛只要技术足够先进、意志足够坚定，征服大自然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海报。（图/《征服14座高峰：凡事皆可能》）

纪录的另一面，是它带来的压力。2023年，挪威登山家克里斯汀·哈里拉（Kristin Harila）以92天打破普尔贾保持的189天的纪录。相比哈里拉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迅速登顶的做法，普尔贾以常人之躯征服雪山更有勇气和难度。2024年，他再次刷新纪录，成为首位无氧攀登完14座8000米高峰的人。

速度与可传播性开始渐渐取代对山峰最原始的敬畏，也让世人误以为雪山已被彻底“驯服”。

这次的布洛阿特峰之行正是这种逻辑的延续。7月21日，普尔贾刚刚完成了无氧登顶迦舒布鲁姆II峰（G2）。算起来，这已经是他第29次无氧登顶8000米高峰。

这一高度大气含氧量仅有海平面的六成左右，是登山生理学定义的“极高海拔”（6000—8000米），也是人体认知功能开始显著恶化的临界点。在这个高度，大脑在缺氧中变得迟钝，短期记忆消退，计算能力下降，俗称“高海拔痴呆症”。

出发时，状态极佳的普尔贾临时决定增加行程，转战布洛阿特峰。他试图战胜山峰和身体的极限。顺利的话，他距离“史上首位无氧两次完成全部14座8000米高峰”的纪录，就只剩最后一座卓奥友峰。

出发前，他在社交平台上写道：“布洛阿特峰，我只求安全往返。”

如果没有这个临时起意，他本该已经启程回家。但上午9点的追踪器上显示的直线坠落，残忍地终止了他的冒险。

极高海拔被流量包装得越平民化、越充满英雄主义，自然本身残酷与不可预测的一面就越容易被遮蔽。

在他做出冒险的决定之前，山早已给出警告。7月18日夜里，布洛阿特峰经历了一场猛烈的风暴，大量积雪被风卷起。已经在山上的匈牙利登山者大卫·克莱因（David Klein）注意到，三号营地到二号营地之间的雪面极其不稳定，落石和碎冰随处可见。7月25日，他们放弃冲顶撤回大本营，绝大多数队伍也已陆续撤离。据报道，普尔贾的团队是当时极少数仍准备继续冲顶的队伍之一。

虽然常被称为“K2旁比较容易的邻居”，但布洛阿特峰山区气候诡谲多变，雪崩率居高不下，每年仅有两个多月短暂的窗口期适合攀登。如果错过，极速破纪录的计划便要延后。

上午9点左右，山脚的后勤团队突然与队伍失去联系。起初工作人员还以为是高海拔信号波动，直到当晚雪崩灾情传出，所有人才意识到事态严重。

这不是一场可以简单归咎于“鲁莽”的事故。

普尔贾是全球最有经验的登山者之一，他清楚风险，也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极限运动的悖论在于，越是被反复验证过的强大，就越容易让大众和自己误判概率本身的代价。当“打破纪录”本身成为一种被持续验证、被包括他在内的无数人期待看见的商业景观，人对自身能力和现实情况的把握就容易出现偏差。

这种心态一如年初徒手登顶台北101大厦的亚历克斯·霍诺德（Alex Honnold）所具有的，面对镜头时他坦言：“每个攀岩者都曾越界，也包括我自己。”只是比普尔贾幸运的是，霍诺德安全登顶，并安全地回到了地上。

“我今天不会死，也许明天，但绝不是今天。”这是尼姆斯代印在极地服上，也印在全球拥趸心中的座右铭。但喀喇昆仑山脉并没有提前阅读这份关于“无所不能”的剧本。

另外九个人，与各自的山

当“尼姆斯代”的光环吸引了全世界的聚光灯时，他身后的另外九个人，正沿着各自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走向同一片冰川。

报道最初提到这支“梦之队”时，其他人惯常的写法是一串国籍与数字，直到搜救与身份确认工作逐步推进，这些才被一点点还原成具体的人。

这支“梦之队”无关国家荣誉，也没有私人关系，而是一支由普尔贾创立的“精英探险”公司组织的高端商业团。每位客户为此支付的费用在2万至4万美元不等，涵盖路线修绳、高营帐篷、氧气补给及夏尔巴向导的一对一服务。

普尔贾既是队内核心最耀眼的明星，也是此次探险的组织者。商业登山项目通常涉及高昂的前期投入和复杂的后勤安排，冲顶往往需要综合天气、体能、团队状态和财务成本等多重因素。尽管外界普遍猜测经济利益可能影响决策，但截至目前团队内部的事前风险评估记录并未公开，无法断言商业考量在最终决定中的权重。

最沉默的一端，是52岁的王钟，也是这支队伍里唯一的中国面孔。这位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来又拿下四川大学硕士学位的程序员，是国内网络安全领域的早期创业者，却在社交媒体时代活成了一个透明人——不仅没有公开的社交媒体账号，甚至整整十一年没有发过朋友圈。在人人急于在雪山之巅晒出定位的时代，王钟的登顶消息，通常只能在探险公司代发的简讯里找到一个名字。

登山家王钟（左一）。（图/社交媒体截图）

2006年，他创立网络安全企业山石网科。2019年，这家公司作为国内首批网络安全企业上市，同年他离开了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据之前同事向媒体透露，他猜测王钟离开的原因，一部分是为了实现登山的心愿，一部分是想给这段职业生涯翻过新的篇章。

王钟在事业上的隐退被视作对世俗成功的背弃。他果断转身，开启了另一种更沉重、更具挑战性的攀登。

2016年，王钟和后来完成七大洲最高峰攀登的中国登山者杨险峰，一同登顶了两人人生中的第一座8000米高峰——卓奥友峰。2022年元旦，两人在旧金山重逢，王钟告诉杨险峰，他想“登上全球所有14座8000米山峰”。在杨险峰眼里，他是个“纯粹的攀登者”。

7月4日前后，王钟花了短短三天登顶南迦帕尔巴特峰；7月22日前后，又拿下加舒尔布鲁木II峰。此前，他已经登上了12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布洛阿特峰，本该是他冲向终点前的倒数第二块拼图。

雪崩发生后，搜救报告显示，王钟的遗体与尼马尔·普尔贾一同被发现在布洛阿特峰一号营地下方的区域。一个试图消融在山里的人和一个试图被全世界看见的人，最终在同一片雪坡下获得了某种残酷的平等。

在“神”与普通人的之间，是阿曼教育部的公务员纳迪拉·阿尔·哈尔西（Nadhira Al-Harthy）。她是阿曼首位登顶珠峰的女性。在阿曼，她象征着中东女性打破世俗桎梏，是勇气与进步的代名词。

纳迪拉·阿尔·哈尔西（Nadhira Al Harthy）。（图/社交媒体截图）

她曾是一名地理老师，2015年带阿曼学生去爬乞力马扎罗山时，自己却因高原反应没能登顶。正是这次未竟的攀登，成为了她登高的起点，也改变了她此后的人生轨迹。她后来顺利登上了珠峰、乔戈里峰、马纳斯鲁峰、南迦帕尔巴特峰等多座高峰，也走上追逐“十四座高峰”的路。

“我在教育部工作。”这是她与人初次见面时的标准自我介绍。她从未主动提起自己是阿曼首位登顶珠峰的女性。朋友回忆，第一次见到她时，她也是这样简单带过，只字未提珠峰，直到尼泊尔驻当地大使在公开场合向她致谢，朋友才意识到眼前这个人是谁，曾有什么壮举。

她说过，山教给她的不是征服，而是谦卑。但在那个清晨，这种谦卑并没能令她躲开雪崩。

这支“梦之队”里，有人正准备推开人生的一扇门。

“如果问我，我觉得它们配什么都好看。”6月18日，39岁的玛洛里·盖斯（Mallory Geis）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视频，画面里是一双崭新的重型高山靴。此前不久，她刚关掉了自己经营多年的普拉提工作室，正满怀期待地开启人生中第一次8000米级的高山攀登之旅。

玛洛里的父亲后来回忆，她只想去徒步，去看看更高的地方。但她甚至还没来得及真正理解高山的残酷，就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也有人正准备告别高山。

几千公里外，巴基斯坦洪扎山谷里，高山向导索海尔·萨基（Sohail Sakhi）正在收拾图纸和相机。他是洪扎人，父亲也是当地一位有名的向导，但父亲早逝，母亲靠打工把家撑起来。

对索海尔而言，登山是一门生计，也是一种宿命。后来他子承父业，从旅游业一路做到高山向导，成为了一名地理学者和摄影师，也带过不少年轻的巴基斯坦登山者入门。他答应了妻子，结束这次“告别之攀”后就彻底收山，专心留在山脚下从事地理教育，用相机记录家乡的平静。

索海尔·萨基（Sohail Sakhi）和马洛里·盖斯（Mallory Geis）。（图/社交媒体截图）

最容易被新闻简化为一个死亡数字的，是真正支撑起这个庞大登山产业的向导们。

比如这次队伍里的五位尼泊尔向导——基利·彭巴·夏尔巴（Kili Pemba Sherpa）、尼玛·夏尔巴（Nima Sherpa）、纳旺·廷杜·夏尔巴（Nawang Thindu Sherpa）、加卢·夏尔巴（Gyalu Sherpa），以及此前刚爬完三座8000米峰的普尔·巴哈杜尔·古隆（Pur Bahadur Gurung）。其中基利是队伍里经验最丰富的向导之一，他曾是2021年人类首次冬季登顶K2的十名夏尔巴人之一。尼泊尔本地媒体感叹，这次雪崩直接折损了尼泊尔高山登山精英的一整代力量。

向导。（图/ExplorersWeb）

这是登山界的损失，更是他们家族的悲剧。以基利·彭巴·夏尔巴为例，这位2021年人类首次冬季登顶K2的精英向导，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同时也是整个家族的经济支柱。他们的离去是一次难以估量的损失。

自1953年埃德蒙·希拉里与丹增·诺尔盖登顶珠峰之后，夏尔巴人就开始成为高海拔探险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份职业带来的收入远超当地传统劳作，但这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统计显示，职业夏尔巴向导的死亡率高达1.2%，是普通工种的10倍以上，甚至远超伊拉克战争中步兵的阵亡率。

商业登山中最隐秘的真相莫过于此：向导们承担的风险比客户更高，而他们的死亡也往往比客户更快地从公共讨论中淡出。

这些背景迥异的人，最终在“尼姆斯代”的旗帜下汇聚。无论此前的名气人生际遇如何，无所不能的神话也好，民族光环也好，或者只是养家糊口的指望，面对雪山，他们共享了一种攀登必胜的信心。

但在雪崩的一瞬间，所有人被毫无差别地留在了这座山上。

一场“并不意外的意外”

布洛阿特峰紧贴K2和戈德温-奥斯汀冰川。这座山向来不安分，早在2013年，一次冰塔崩塌就曾卷走三名攀登者。

事发前一周，喀喇昆仑山区连续遭遇暴风雪，气温忽高忽低。据多家登山媒体分析，这令山体积累了大量不稳定的风载雪层，剧烈的温差破坏了积雪层之间的黏合，最终在7月30日形成了一次大规模板状雪崩。

布洛阿特峰山难发生的雪崩区。（图/澎湃新闻）

让这场悲剧显得更加沉重的，是事故发生后消失的13个小时。

7月30日上午9点30分，雪崩导致队伍与山下彻底失联。但巴基斯坦高山俱乐部成员事后证实，大本营直到当天晚上10点才反应过来“出事了”。整整一个白天，本可以用作直升机侦察和现场搜救黄金窗口期，就这样错过了。

按照常规商业登山队的通讯规范，高风险移动队伍通常建议每隔一到两小时与大本营保持联系，但是事发当日信号中断长达13小时，究竟是设备问题、操作疏漏还是极端气象条件导致，目前尚未有公开调查结论。这一细节暴露了高海拔通讯保障的脆弱性。

喀喇昆仑地区没有稳定的手机信号或网络，登山者常用的定位设备虽然能实时传输位置，但大本营团队往往缺乏稳定的网络接入，无法实时读取数据，只能依赖传统无线电保持联系。

事故发生后，巴基斯坦阿尔卑斯山俱乐部确认了伤亡情况，并协调搜救。由于夜间环境限制，直升机搜救工作被迫暂停，救援队伍于次日白天重启行动。截至公开报道时，遇难者遗体已被找到，但均已无生命体征。

今天，8000米高峰已不再遥不可及，在无数登山客的前赴后继中，登山逐渐发展成高利润的垂直服务业。以普尔贾的“精英探险”（Elite Exped）为代表的公司，安排一次8000米级别的攀登，背后是数十万美元的合同和复杂的后勤调度。他们提供的服务不仅包括提前铺设好的固定绳索、瓶装氧气，还有由向导提前搭建好的“拎包入住”式高海拔营地。

发生这样的悲剧，最不可忽视的是那种在现代商业攀登的繁荣与效率优先中，被反复下注，也反复低估的风险。

商业登山项目中，撤退决定不仅涉及安全评估，也受制于团队士气、客户预期和财务成本。普尔贾本人拥有极高的声誉和水平，但即便由他带领，依然要平衡攀登团队的挑战欲望、信心与无处不在的风险，这始终是极限攀登要面对的难题。

与尼泊尔一侧的珠峰攀登相比，喀喇昆仑地区的空中救援能力和通讯基础设施仍存在明显差距。例如该区域缺乏可执行6000米以上高空吊挂作业的直升机机型，应急响应程序也没有形成统一标准。

需求不减的同时，喀喇昆仑山脉一侧的安全基础设施却远未跟上珠峰一侧的水平，既没有成熟的长绳直升机救援体系，也没有像尼泊尔那样相对完善的应急响应链条。当越来越拥挤的商业登山，持续向那些基础设施尚未成熟的山峰延伸，风险的分布，也就随之变得更加不均。

这次悲剧，足以让人们再次严肃审视高海拔商业登山的安全管理问题，并做出相应调整。登山界呼吁对商业探险团队的安全规范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同时提醒各队伍密切关注冰川稳定性及天气变化，以避免类似惨剧重演。

“我们会带你们回家”

灾难发生后，救援非常困难。

无人机和地面搜救队很快锁定了遇难者散落的位置，但要把遗体从陡峭复杂的冰川上接应下来，几乎完全依赖人工徒步拉拽。

由于巴基斯坦缺乏能飞越6000米以上并进行长绳吊挂的高空救援直升机，搜救工作一度陷入了停滞。

在这一片绝望中，人性的微光开始闪烁。

曾与尼姆斯代并肩无氧登顶K2的尼泊尔登山家明玛·G（Mingma G），在事故发生后选择了逆行。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二次雪崩，他带着一小支队伍徒步穿过雪崩多发区，试图将同胞和朋友的遗体带回。

明玛与普尔贾是多年至交，他在社交媒体上写下：“我们会带你们回家，去见你们的家人。”（We will take you back home to see families.）

这一刻，所有的英雄叙事、所有关于征服的宏大叙事，在这句最朴素的话语前黯然失色。

明玛信守了这一承诺。8月3日，他带队将普尔贾、王钟在内的四人遗体从海拔5000米的险境，一路运回大本营。

可惜不是所有人都能回家。8月8日，巴基斯坦阿尔卑斯山俱乐部宣布搜救工作暂告一段落。这意味着纳旺·廷杜·夏尔巴的遗体仍留在海拔约6000米的高处，而索海尔·萨基与玛洛里·盖斯至今不知身在何方。

布洛阿特峰的暴风雪逐渐平息，社交媒体上对这一事件的好奇和喧嚣也归于沉寂。布洛阿特峰在巴尔蒂语中常被称为“Falchan Kangri”，意为“陡峭的雪峰”，而不是英语中的“宽广的山峰”。山并不在乎人类叫它什么，它只是在那里，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布洛阿特峰（Broad Peak）。（图/登山数据网站“8000ers”）

亚历克斯·霍诺德攀爬台北101时，Netflix特意设置了10秒延时，一旦悲剧发生，直播信号能及时切断。这何尝不是一种对死亡风险的行为消费？

在一些人眼中，登山看起来像是一场可以被精准把控的直播，他们却忘记了在8000米的高度，人类的控制力其实无限接近于零。真正的攀登从来就不是一场必须获胜的征战，极限运动也不是古罗马斗兽场般的死亡表演。它本该是一种自然的、对自我与自然都保持虔诚的朝圣，却变成以高度危险性和纪律性为卖点的表演。大众通常只能看到勇者征服自然的光鲜一面，但对它的危险仍然认识不足。

在自然面前，没有人是永远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