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学画最好以造化为师，故画马必以马为师，画鸡即以鸡为师。”1947年，刘勃舒还是南昌实验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听学校美术老师说，中国有位大画家叫徐悲鸿，刘勃舒决定给他写信，把自己画的马寄给他。就在信件投递的前一年，徐悲鸿受到蔡元培先生推荐，前往北平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任职后，他提出革新主张，倡导要创造有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生活月刊 ，作者：生活月刊，原文标题：《过年好 | 马的目光再次看向希望和光明的未来》

01.“学画最好以造化为师，故画马必以马为师，画鸡即以鸡为师。”

1947年，刘勃舒还是南昌实验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听学校美术老师说，中国有位大画家叫徐悲鸿，刘勃舒决定给他写信，把自己画的马寄给他。

就在信件投递的前一年，徐悲鸿受到蔡元培先生推荐，前往北平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任职后，他提出革新主张，倡导要创造有真实感、有生气的中国画，并要找来画家齐白石当教授。许多年后，记者探访刘勃舒用“天真”形容彼时的自己：“写给人家这么一个大画家，我一个江西的小穷娃娃，画得也不怎样，人家会不会睬我。”没想到，他真的收到了大画家的回信。

徐悲鸿给小学生的回信

《徐悲鸿书信集》里有两封徐悲鸿给刘勃舒的回信。第一封信里，徐悲鸿称呼他“勃舒小弟”，相隔数月，第二封信的署名则为“勃舒仁弟”。

徐悲鸿在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你的来信及作品使我感动。我的学生很多，乃又在数千里之外，得一颖异之小学生，真是喜出望外。学画最好以造化为师，故画马必以马为师，画鸡即以鸡为师。”他告诉刘勃舒，可以用铅笔或者炭条“对镜字写”，并寄去几张他自己的马画。但他信里强调，并不一定要照着他的画来，而是让他去写生，去画真马。

02“我看了你们的意愿，为什么没一个人填写，我要做一个中国的大画家，一个鼎鼎了不起的大画家？”

徐悲鸿强调写生，不得不提及岭南画派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二高一陈”的影响。二十世纪初，“二高一陈”在上海以《真相画报》和审美书馆为阵地，推广写生，宣扬“新国画”。1912年，《真相画报》第11期就曾提出“折衷中西，融会古今”的艺术主张。

高剑父曾在演讲《我的现代绘画观》中宣扬：“要忠实写生，取材于大自然。”1915年徐悲鸿来到上海时，受到高剑父的鼓舞。徐悲鸿在回忆中提及：“而以小作在其处出版，实少年人之快意之举。”当时走投无路之下，以一幅《骏马图》寄给审美书馆，最终收到高剑父回信与一笔稿酬。高剑父称赞他：“虽古之韩干，无以过也”。并允诺《骏马图》将在审美馆出版销售，同时请他再画四幅仕女图。

1922年徐悲鸿素描《自画像》

有趣的是，徐悲鸿在给刘勃舒的另一封信里，也提及唐代画马名家韩干。在画作和书信往来里，徐悲鸿不断指导刘勃舒：“来函收悉，画已渐见进步。惟须注意骨节，否则必入干、维画肉不画骨，任使骅骝气凋丧之感，目前最切要之工作仍未多对真马做速写或素描，注意骨骼、骨节之记号。”

不仅教授技法，徐悲鸿更承诺眼前的小学生：“你好好读完初中，即可应考艺专，那时，我必极愿亲自指点你。”对时任高校院长的徐悲鸿来说，他看见美育的紧迫，相信艺术振兴，必将推动民族的复兴与启蒙。在给刘勃舒信件的末尾，徐悲鸿曾劝告他：“须立志一定要成为世界第一流美术家，毋沾沾自喜渺小成就。”这封信写就不久，北平艺专业的开业典礼上，徐悲鸿也向新生发出类似的叩问：“我看了你们的意愿，为什么没一个人填写，我要做一个中国的大画家，一个鼎鼎了不起的大画家？”

03.“一切学术有一共同目的，曰：追寻造物之真理而已。”

学生宗瀛回忆老师徐悲鸿画马的场景：“当时大家就让出一个大画桌，铺好一大堆毛边纸，很厚的，大家围在一起聚精会神地看徐先生表演。徐先生画的时候气势非常足，像大战鼓一样的，那个水墨恰到好处泼下来，水墨的韵味就保留下来了。而且速度非常快，因为徐先生对解剖学太熟悉了。画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画也不过是一二十分钟就画成一匹马了。”

学生冯法祀在《我的老师徐悲鸿》一文里，则从另一角度提及徐悲鸿教学的态度：“他在教学中要我们眯着眼睛看对象，首先要看整体，看主要的东西。作画时要突出主题，次要的东西依次减弱，以至消失。”

生长于宜兴乡间，徐悲鸿从小喜欢描写自己看到的动物与人物。在巴黎留学期间，徐悲鸿常去马场画马，留恋于动物园：“日速写之，积稿殆千百纸，而以猛兽为特多。”他师从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院长阿尔伯特·贝纳尔（Paul Albert Baudouin），书房里有一幅贝纳尔赠予他的画。贝纳尔画中常出现马，尚达·比瓦洛（Chantal Beauvalot）认为：“年轻的艺术家（徐悲鸿）更多地受到贝纳尔的启发……自幼接受书法和国画影响的画家，如何能够欣赏贝纳尔？毫无疑问是贝纳尔对‘灵动的曲线和富有旋律感的线条’的痴迷。”

随着法国学习经验的增加，徐悲鸿的马也出现了变化。资深艺术品评论员牟建平曾分析这样徐悲鸿画马的阶段：“1919年画的《三马图》，虽然有西画的影子，但毕竟还未受过西画的正规训练，尚显幼稚。在赴欧留学后，通过在法国马场的大量写生，徐悲鸿苦心钻研马的解剖骨骼，对马的结构有了深刻认识，从此画马发生巨变。他在20世纪30年代画的马，如《独立》已经初具写意画风，但光影表现还不太突出，马鬃和马尾的用笔还不洒脱。在1938年以后，他的大写意画马才真正成功，如1938年的《无题》，笔势飞动。”到了1939年，徐悲鸿前往印度，这是他真正长时间与马相处驰骋的时光。同年新加坡期间画的《霜叶识秋高》，马呈“嘶鸣之相。”

04.“慰藉吾人之灵魂，发挥吾人之怀抱，展开吾人之想象，覃精吾人之思虑也。”

1940年春，徐悲鸿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在回忆里，徐悲鸿记录与泰戈尔相见的情形：“参见举世尊为圣人之泰戈尔诗翁，翁年七十九须发一白，惟不健步，而工作终日不倦，谈笑往往亘数小时。饮食简单，而量不减恒人，其亲爱慈祥之容，能泯来见者一切贪鄙之念。”

游历印度期间，他也在先后在圣地尼克坦和加尔各答两地举行画展，泰戈尔先生为画展写序：“美的语言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而其音调毕竟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艺术大师徐悲鸿在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彩中，为我们提供一个在记忆中已消失的远古景象，而无损于他自己经验里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

“他画的不是一匹简单的马，画的是他本人，画的是那个时代。”徐悲鸿的儿子徐庆平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道。1935年，杨晋濠在《徐悲鸿绘画印象记》形容：“他的马是天神与豪侠，是超绝尘寰的英灵般的向往。”

徐悲鸿所绘之马，是西方透视技法勾勒出的东方马，更带出一个奔腾涌动的时代透视。

1939年，徐悲鸿画展在印度维多利亚纪念堂开幕。记者拍下一张徐悲鸿与《九方皋》的合影，登在报纸上。当时汤姆森先生也在场，他表示更喜欢徐悲鸿的《奔马图》。而徐悲鸿却对记者说，他最喜欢《九方皋》。因为千里马不常有，而伯乐更不常有。

徐悲鸿曾说：“我画马多年，画的都是野马……”这些不羁之马，或奔驰于秋草遍山的大野，或伫立怅惘于春风柳岸，或渴饮于长河，或留恋于芳草……唯有这幅《九方皋》里，九方皋带来的黑马被套上了缰辔。

据《列子》记载，春秋时期，伯乐请相马能人九方皋为秦穆公相马。九方皋说求得黄色牝马，取回的却是黑色的牡马。秦穆公大怒，指责伯乐，说九方皋连马色都辨别不出。伯乐回答，九方皋是“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不所见。”这幅《九方皋》创作时间为1931年，中国正处于内战时期，人才郁郁不得志。有人问徐悲鸿为何此马有缰绳，徐悲鸿答：“马和人一样，愿为知己者用，不愿为昏庸者制。”

他为《奔马图》题词：“只需此世非常夜，漠漠穷荒有尽头。”这幅作品绘制于1941年，正是第二次中日长沙会战期间。1951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徐悲鸿画《奔马》书写：“百载沉疴终日起，首之瞻处出即光明。”

他笔下奔马似乎冲破画框，那种向前的步伐与勇气，指引着悲鸿生命的走向。引用他在一件战马图的题词：“历经百年羸弱，中国重拾力量，马的目光再次看向希望和光明的未来。”

未来续写：

让徐悲鸿美术馆“天马行空”

撰文：王泽婷

人们常说徐悲鸿先生的马画得好，但究竟何为“好”？近百年过去，他依然屹立于这一艺术领域的巅峰。技法固然可通过训练习得，但精神却能超越技法本身，历久弥新。

徐悲鸿笔下的马，最动人心魄的，是一种果敢——果断而勇敢的生命力。无论是他的画作、书法，还是他本人，皆无半分拧巴与拖沓。落笔即落笔，提笔即提笔，真正做到了“见字如见人”。那种果断、勇敢、潇洒的气度，正是当代年轻人所亟需的精神养分。马，本就该奔跑，而非踟蹰不前。

抗战时期，他在国家危难之际创作的奔马，常配有激昂的题跋，意在振奋人心、凝聚力量。今日的年轻人常陷于焦虑与患得患失之中，而徐悲鸿先生身处战乱饥荒的年代，却能挥毫泼墨，留下如此充满力量的作品。我们更应从他的字画中汲取前行的勇气，挣脱精神的枷锁。

近年来，徐悲鸿美术馆尝试了诸多IP合作与形象二创，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始终是那份勇往直前、策马奔腾的精神。这也深深贯彻于美术馆的运营理念之中。

美术馆不应仅是线下固定的物理空间，而应成为一个不受空间拘束的“内容出品方”——与品牌、媒体、自由创作者及年轻观众共同创作新内容。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等待观众前来参观的场所，而是主动输出内容、传递精神的开放平台。若用徐悲鸿先生亲笔写下的四个字来形容，便是“天马行空”。我们要打开思路，去想象徐悲鸿精神与中国文化在未来的一切可能。线下空间只是一个点位，真正的发光发热，是在每一个合作、每一次创意之中。

徐悲鸿美术馆应当是“布道”的场所，而非被几百、几千平方米的空间所局限。未来的学校、咖啡店、合作空间……都可以在某一天、某一个下午，成为徐悲鸿美术馆的化身。我们可以在那里传播美学、诉说美好。门牌号不是界限，任何能传递精神的空间，都可以是美术馆的延伸。

对我而言，徐悲鸿不仅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个超越时代的精神品牌。近百年前，他便懂得如何为自己构建影响力——赴欧洲、东南亚巡展，精心策划，主动传播。如今，我们亦通过各种创意方式去“布道”，让更多人感受这份精神力量。我始终坚信，传递的态度远比形式重要。就像可可·香奈儿，她的态度超越了其设计本身；徐悲鸿的态度，也应超越他的“马”——那是一种可以穿戴、可以感受、可以活出来的精神。

如同卡尔·拉格斐之于香奈儿，我也希望自己有能力成为徐悲鸿品牌的“创意总监”。迎接丙午马年，我们在新春这一波品牌合作中，努力做到了心中所想。若有不足，那或许是能力所限，但我已无遗憾。只要精神得以传承，空间、形式、合作皆可无限创新——这正是徐悲鸿美术馆的未来。

倘若徐悲鸿先生仍在世，我相信他会为我所做的每一个项目点赞。他本就是一位超越时代的人，若活在今天，只会更加天马行空。我们所做的，或许尚在他想象的疆域之内，但我们已竭尽全力，并将继续把这种精神交予下一代。

至于未来最“天马行空”的合作？我觉得与马斯克合作发射火箭——在火箭上贴上徐悲鸿的奔马，让“天马”真正行于苍穹。做事情本就如此：敢想，然后寻找路径。只空想而不行动，或只埋头苦干而不仰望星空，皆不可行。

希望悲鸿先生的笔墨，能超越时空的维度，在每一次跨界与共创中化作振翅的天马，以果敢为翼，以精神为炬，在苍穹之上续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奔腾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