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到的“时代”2010年1月14日，带着两箱行李，我从北京飞抵纽约肯尼迪机场，又打车来到曼哈顿中城，开始了个人在美生活经历的第二个段落。此番赴美前的五个多月，是我有生以来最长一段既不用上学、也不用上班的空闲期。摊上这个假期，是史称“大衰退”的2007~2009年经济下行的直接后果。2009年夏，我从位于美国南……

当“大衰退”成为宏观经济学的术语，它意味着曲线下行、机构破产与政策博弈；但当它落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却是延迟的聘书、焦虑的传闻、填不满的计费时数，以及夜深时对意义的追问。

本文从2008年前后的华尔街写起，却并不止于金融风暴。作者以亲历者的冷静与克制，记录了自己在纽约、香港与东非之间的辗转：在“Carpe Diem”的计费系统中学会如何证明自己“活过”；在香港资本市场的“糙快猛”里体会速度即正义；在坦桑尼亚与卢旺达之间，看见全球资本、国际正义与中国身影交错的现实纹理。

这不是一篇成功学回忆录，也不是对华尔街的控诉。它更像一次对“当下”的反思：当职业成为黄金手铐，当专业主义既是信仰也是遮蔽，一个人如何在时代浪潮中既不夸大自己，也不粉饰时代？在仓促收尾之前，留下些什么值得记住的体温？这是一代人触到“时代”的方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文化纵横 ，作者：戴昕（北京大学法学院），原文标题：《一位美国海归的自白：“我离开律师行业，不是因为累，而是看得太透”》，头图来自：AI生成

触到的“时代”

2010年1月14日，带着两箱行李，我从北京飞抵纽约肯尼迪机场，又打车来到曼哈顿中城，开始了个人在美生活经历的第二个段落。此番赴美前的五个多月，是我有生以来最长一段既不用上学、也不用上班的空闲期。摊上这个假期，是史称“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的2007~2009年经济下行的直接后果。

2009年夏，我从位于美国南部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法学院如期毕业，也通过了纽约州的律师资格考试，按往年惯例，稍作休整，就应在秋天揣上一年前收到的聘书，到曼哈顿中城写字楼里的那间国际律师事务所报到。

但2008年夏末，起自美国房市、根在全球金融、崩坍于华尔街的危机汹涌袭来，迅速吞没了美欧多国民众的血汗积蓄和中产愿景，也让平日里自命不凡的巨贾、精英在慌乱逃生的过程中洋相尽出。大型金融机构遭受重创，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要倒下。而包括我的老东家在内，总部设在纽约的上百家大型律师事务所，虽不像金融机构那样首当其冲，但因业务与华尔街深度绑定，也承受极大的自保压力。

为压缩员工薪酬开支，此前连年涨薪、扩容的大型律所，纷纷推迟已录用应届生的入职时间。不少律所还提出，可付给本要赴约任职的应届生几万刀大洋，名为鼓励其先用一年时间探索其他人生可能，实际上就是待业生活费，甚至变相遣散费。少数律所因经营状况恶化，直接撤回此前发出的聘书，甚至自己先行倒闭。

对于法学院——尤其是精英法学院——毕业生而言，若没丢掉本已到手的工作，少领几个月甚至一年工资，本身不是大事。但美国法学教育此前持续以收取高额学费、承诺高收入就业的“高举高打”模式红火运营，高额负债的学生满怀“毕业必当金领，否则全都白瞎”的自我期许，突遭时代迎面暴击，情绪很难稳定。我的老东家直到毕业前一个月，才将延迟入职的安排正式通知了应届生，使我们在各类小道消息中焦虑的时日还更多了一些。

2009年8月中我返回北京时，“大衰退”在技术意义上据说已结束，但实际经济影响持续延宕。那时美国其实有另一件大事，就是猪流感（H1N1）大流行。据WHO统计，那次全球有约50万人感染、2万人因感染死亡。

不过，除了我这样回国后遵循建议自觉“居家14天”的人，有多少中国人当时感受到了那次大流行？而中国经济彼时看去仍有望不到头的增长空间，再有“四万亿”加持，“大衰退”在此岸更多是时事谈资，并非多数人的切身感受。

但恰好在那时身处中美联结的微妙地带，使我亲身触碰到了那波时代浪潮中的一丁点水花。十多年后，“时代”再次从普通人生活的背景里走出，跃向前台。在新的冲击彻底抹去旧的体验之前，或许值得先记下几笔。

“有什么区别？”

我在美国的第一段生活经历始自2006年的明媚夏末。大学毕业后，匆忙上完起早贪黑的驾照速成班，就登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到了北卡小城杜兰姆，放下行李，生怕随身带着的现金不安全，立刻跑去瓦考维亚（Wachovia）银行开户。接待的黑人营业员热情、礼貌、友善——后来才知道，这叫南方范儿。接过他给新开户客户赠送的洗衣袋，我翻到包装背面，忍不住念出声来：“Made in China!”营业员听到了，平静但又认真地说：“是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

我这批本世纪初的留学生，来美国时仍觉得新鲜好奇，但不大会再有乡下人进城的感觉，主要因为汇率，生活上需要比国内节俭。中美关系在经历世纪之初的摩擦后，重归热络，海归的光明就业前景在当时已非常清晰。特别是美国名校经管、法律专业的文科留学生，在跨国金融机构及律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机构加速铺开中国业务的背景下，尚属供不应求。

年轻毕业生要权衡的，无非是被大机构选中后，马上回到设在中国的代表处，还是先在机构的美国总部待些年，镀层金，再顶着总部外派的光环衣锦还乡。后者听着更有逼格，但已被一些人认为机会成本太高。2007年夏天，一位美国老师笑着向我转述了某个应届中国毕业生的临别感言：“得快回去，不然就赶不上趟儿了！”

同年秋天，我结束法学院一年级的暑假，回学校参加求职面试。杜兰姆小城里同样是这种如火如荼的氛围。美国法学院法律博士（JD）项目学制三年。每到秋季学期开学前，法学院都会邀请以大型律所为主的雇主单位到校，对二年级学生进行为期两天的面试。表现被认可的学生，会被雇主邀请到单位所在地二面，决定其能否在二年级暑假参与为期十二周的暑期实习项目。

二年级获得暑期实习机会，是法学院学生求职流程的核心环节，一旦上车，只要实习期间不做骚扰女同事、团建裸奔一类蠢事，完成实习后就会获邀在毕业后正式入职，拿到十几万美元一年的起薪。因此，每到夏末秋初，法学院学生之间的话题，就只剩下“市场”二字。对于精英法学院的学生来说，2008年前的几年里，不管你说的是资本市场、就业市场、美国市场还是新兴市场，无非是繁荣、持续繁荣、更加繁荣。

那个初秋的周末，法学院租用的一家附近老旧酒店里，涌入了超过200家用人单位。和同年级约200名同学中的大部分一样，我在两天内参加了约二十场面试，收到其中十来家上门再谈的邀请，借机去游玩了当时还没去过的西海岸和华盛顿。

但就真实的求职意愿而言，我的方向非常明确，就是进一家有较大中国相关业务的纽约律所，入职后最好能尽快回国，领上美国律所给“外派律师”额外多开的每年几万块“生活补贴”，速速解决经济问题。这是中国学生当时已探出来的路，难度系数不高，随大流也不用费脑子，适合对律师职业并无长期理想的我。

如预想中一样，那年的求职只觉新鲜，并无难度。我选定要去的是家一百三十多年历史的纽约老字号。转过年，所里按惯例邀请实习生先到纽约搞周末团建。人头聚齐时，大家才发现，这个鼎盛时在全球范围内律师规模不到1000人的律所，当年一口气接收了130多个暑期实习生。但没人觉得自己是被扩招了，大家都相信这只是市场“火热”背景下律所确保人才供给的必然策略。

晚宴上，一个穿着三件套的老派合伙人，用纽约人标志性的自嘲语式对围在身边的几个学生说：“咱也没想到，本所居然还会这么受欢迎。”言下之意，人力部门要约发多了，没想到你们都会接受啊！当时没听出老同志云淡风轻中话里有话；歌舞升平之下涌动暗流，谁都不愿正眼去看，但总有人会有些难以言明的感知。

其实，在2007年秋到各家律所上门面试时，为硬拗财经大事门儿清的造型，我特意准备的一个防冷场问题，就是“您对次贷危机的影响有什么看法，前景如何判断？”。当时，“大衰退”还只有“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这个小名，这个词如此“专业”、拗口，人们误以为它说到底无非那个主要归华尔街认知、承受和应对的事情，又叫“周期”（cycle）。被我问到的华尔街律师，都很有信心地表示，最多是特定业务临时受点影响。

吃了专业大佬的定心丸，年轻学子回到法学院，继续情绪饱满地研习金融创新的法律架构。那学期我刚好选了一门“结构性融资”（Structured Finance），讲授的就是MBS、CDO之类金融衍生品相关法律问题，课程基调则是展示精妙的法律和财务安排如何具有将垃圾资产点石成金的魔力。

一次，教授请来著名评级机构的高管讲解衍生品评级。一位从不发言的中年日本留学生罕见举手，用僵硬的语调一字一顿发问：“能解释下，衍生品和赌博，有什么区别吗？”台上专家和台下美国学生发出欢快，但听来并非完全善意的笑声：这日本人什么脑子，讲了半天，都没听懂吗？

大而不倒

二年级春季学期一结束，我马上就到纽约开始暑期实习。律所的安排照样周到、丰富，每月上万的实习工资也一分不少，但实习生明显人浮于事。“夏天本就是休假季节，再说实习，不就是体验下嘛！”所里的律师这样安慰，实习生们也乐得做个领高薪的游园者。一个夏天过来，虽没干什么正经工作，但对所里内部情况见识了不少。

更重要的是，实习结束没两周，正式工作聘书就来了。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我再次返回杜兰姆，选了些感兴趣而没什么用的课程（比如法理学和法律经济学），并计划要锻炼身体。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正式宣告申请破产保护。新闻爆出那天，还有同学在课间聊得兴高采烈，争论小布什政府不出手解决，到底真是为避免道德风险，还是想把锅甩给下届政府。但超大型金融机构很快一个接一个告急，萧条虽还未出现在南方小城的街面，紧张空气却已弥散在小城里的知名法学院之中了。

律界八卦网站不断刷新头条：今天哪个所缩减来年暑期实习项目规模了，明天哪个所裁员了，后天哪个所直接倒闭了。而这些耸人听闻的消息，有时居然能与身边同学的境遇对号入座。2008年底，北卡起家、全美规模第四大的瓦考维亚银行被来自西海岸的富国（Wells Fargo）银行收购，躲过破产。那位当年帮我开户的黑人营业员，在并购后保住这份体面、从容的工作了吗？

自2008年秋天起，我每天花在读报和看电视新闻上的时间，比之前增加了许多，甚至养成了每天看股指的恶习。那段日子的时事报道还是精彩的，白宫、国会和商界围绕救市的博弈，本是政治经济学在冷战后的一个高光时刻。若不是后来出了特朗普，鲍尔森单膝跪地求佩洛西在国会领衔配合救市的桥段，或许就是21世纪美国政治的戏剧画面巅峰了。只是，经历了特朗普时代，还有多少人记得鲍尔森和盖特纳这样的角色？若没有索金的生动报告文学《大而不倒》，当年的大人物也要享受“被遗忘权”了。

《大而不倒》中让中国读者最有亲切感的，应是描写中投公司险些出手接盘摩根士丹利的章节。2008年冬，时任中投总经理高西庆先生赴美谈判期间，曾转道杜兰姆，以杜克大学校董和法学院校友身份，在法学院发表讲演。

其时，包括黑石、大摩、瓦考维亚等一众美国金融机构一把手齐聚现场，如此众星捧月，既印证了美国当时危机的深重程度，也揭示了中美相对地位的微妙变化。那次讲座后，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觉得自己的工作不至于丢掉。雷曼垮掉后，华尔街一时并不自信自己“大而不能倒”，更有理由紧抱住中国的“大而不会倒”。

“活在当下”

2010年正式入职之初，纽约办公室还没恢复元气。一年级律师入职后，填充日程主要靠各类业务培训活动，此外被安排参与一些不向客户收费的研究、宣传类文件的撰写工作。新律师从中当然能学到不少东西，但这毕竟不是计费业务。大律所那些年通用的一款管理软件系统叫“Carpe Diem”，每名律师需要具体录入自己每天在不同工作事项上花了多少时间，具体干了些什么，所里借此系统汇总信息，形成发给客户的律师费账单。每名律师一年下来的业绩，主要也体现在贡献了多少能够放到账单上的有效工作时数。

看过电影《死亡诗社》的人都有印象，“Carpe Diem”的意思是“活在当下”。身为一个日薪起码五六百美元的大所律师，你要是在办公室从早到晚待上一天，收工时填不出几小时能计费的业务，这一天还算是“活过”吗？入职头一个月，午餐和下午茶时间，新律师扎堆聊天，普遍羡慕被分到诉讼业务组的新人，因为他们一来就参加实际业务工作了，要做海量的文档审阅，读包括电子邮件在内的涉案文书材料，从中查找诉讼中可用的蛛丝马迹——没错，这当然是中学毕业就应该能做的工作，未来则会全由机器承担。

我入职后分在公司并购组。并购业务技术含量很高，组里每周的午餐培训会和法学院一些商法课堂非常相似，都是满头银发的白人男性品评特拉华公司法判例的微言大义。因为打定主意要在新单位兢兢业业随大流，因此无事可做的头一个月中，我没按照一些“经验贴”里建议的那样，主动去向资深律师“找活儿”；每日一早打卡，端坐在办公室读组里发的业务学习材料，把律所的班儿上出了机关范儿。

和我共用一间办公室的黑人姑娘就要豁达得多，眼见没正经活儿干，上午恨不得十点才翩然而至，晚上六点没到拎包就走，迟到早退碰到合伙人，还热情打招呼。不过，有天她突然关上房门，告诉我，人力的大姐私下找她谈话了：新人态度“不端正”，老板们看破不说破，但年度考评时打分不会手软。

到三月，并购组的业务随天气回暖，一年级律师都开始被安排到交易项目上，一些人甚至上了不止一个，传说中的加班甚至熬夜加班终于出现了。隔三岔五，我也会有披星戴月踏出莱克星顿大道办公室、夜阑人静返回罗斯福岛住处的时候，画风真是有点精英。

但实际上，新律师加班的内容，无非是在会议室待命，随时给上级和客户打印资料、整理交易文件、订晚餐披萨外卖。十六万美元一年聘来的年轻律师搬这种砖，乍看荒唐，但其实是律师职业学徒制传统在公司化时代顽强延续的写照。法学院如今常被业界乃至社会公众批评，认为提供的教育不实用，但许多真正的实践技能是没法在学校传授和学习的。

比如说，在法学院时，因为经常参加午餐讲座，我吃过太多免费的快餐披萨，但从没有修过“如何订披萨”的课程。一次被安排晚上临时给项目上开会的律师和客户订披萨作晚餐，高年级律师随口吩咐，客户要多加“basil leaves”（罗勒叶），就回头忙活去了，而我既没听明白“basil leaves”是什么，更没听说过披萨馅料里还能放什么“叶子”。幸亏碰到同事临时回办公室取东西，赶紧请教，才解了窘迫。

2010年入夏后，律所业务总体有了好转，我在纽约的工作和生活也已经自如。不加班的周末，我有时会绕着罗斯福岛独自散步，看看眼前的东河水，觉得先这样顺流漂吧。但8月突然接到人力部门电话，说中国资本市场业务极为火爆，合伙人点名叫我和另一位说中文的新加坡老哥调到香港办公室充实人手。我没犹豫就答应了。

10月一落地香港，作为所里唯一的代表直接被派去参加了某教培机构赴美上市的招股书起草会，而我基本上不知道这都是在干什么，讪讪地边听边记笔记。合伙人事后笑着说，没事，那天所有人都没法分身，你一个活人去看住场子，就算帮大忙了。

这在讲究年轻律师按部就班成长的纽约，至少是很不常见的。但也正是在亚太市场这种放手让年轻律师独当一面的执业环境中，自2010年末到2013年夏，我感到自己确实从手足无措吃干饭的学徒，迅速成长为对律所有价值的壮劳力。离开纽约前，一位对我很关照的合伙人曾劝我留下，在纽约扎实受训，日后才能成为“一流并购律师”。

言下之意，去了香港，只顾糙快猛做项目，纽约这套绣花功夫不可能有人细细教你。“大衰退”刚过那两年的亚太资本市场，总体上高歌猛进，欧债危机隔段时间冒头，制造点恐慌情绪，这让企业和机构更要玩命抓住“窗口”，唯快不破，“活在当下”。

多年后，心里还很感谢那些错看我的老板，就像任教最初几年我劝学生做研究不能光顾求快跟风一样，都误会了被规劝者，以为他对这事有长远规划。其实，若只为“活在当下”，那还打什么基础，扔进水里扑腾两下淹不死，就是扎实的速成。

但速成也不轻松。在香港执业的不到三年里，我真切体验了身处中美联结地带的肉身张力：每天从香港股市开盘前，熬到纽约股市休盘后，学会了喝黑咖啡，以确保撑到凌晨三四点，也不至于把交易文件中数十亿美元交易金额的阿拉伯数字写错。虽然更累，但我那时很乐意从纽约调到香港，原因之一是对我这样融入白人社交环境能力较差的人来说，在中国人为主的环境里，更少有那种总怕说错话、会错意的交际压力。

没有这种压力，才能和同事甚至业务上往来的伙伴建立有可能走出办公室的友谊。当然，实话说，香港的“当下”给我打的最大一管鸡血，其实还是比纽约高出近三分之一的收入。到港不出半年，在美国念法学院期间的贷款就全部还清了。记得那天很高兴，请了几个朋友吃饭，真切地体会到了高收入的成就感，甚至恍然间觉得一直这样，也挺好。这或许就是被“黄金手铐”锁在“当下”的感觉吧。

“Pole-Pole”

“黄金手铐”的说法其实很矫情，因为真没人逼你。自打学费贷款还清后，每到夜阑人静，盯着Outlook界面出神，等一个号称今夜必定发来、明早前务必返回意见的交易文件时，我都会想，如此兢兢业业地做一颗保障跨国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飞速运转的螺丝钉，有多大意思？“资本”无非是一种生产要素，应该配置到能创造价值的地方去，金融则是必要的配置机制。但身处其中就会知道，“市场”不是无形无象的客观过程，而是全都承载于有血有肉的活人身上。

经理人、银行家、投资人、律师、会计师等各类所谓专业人士，不是一台台机器。这些行业中，顶级大佬可能真有情怀，但也可能只求满足粗鄙油腻的贪欲。打工者过上了远超普通百姓的“品质生活”，但若还不满足，要追问自身的意义，就有点麻烦：要么真觉得自己也不过一般中产，只是“讨生活”；要么就得建立足够真诚的“专业主义”信仰，觉得做好专业，就证成一切。

商业律所清楚员工内心有意义空洞，它们给出的一个填充方案是投入可观资源，组织律师成建制地参与公益法律服务。在纽约那年的春夏之交，我被安排了一个公益服务的活儿，客户是一个黑人越战老兵，年过五十，身高一米九，但背微驼，走路慢，说话也委顿。

老兵希望请律师帮他填写联邦退伍军人事务部（Veteran Affairs，VA）的表格，申请医疗待遇，申领因战负伤的奖章。初次见面时他告诉我，三十多年前在美军航母上服役，随部队撤离时航母遭炮击，他在舱内被隆隆炮火震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常年耳鸣、头疼、失眠、阳痿，却没能在VA获得充分治疗。

把他送走，我带着疑惑，上网检索有关VA的信息，发现这个美国联邦政府中规模仅次于国防部的机构，长期被抨击为官僚主义深重，办事效率之低超乎想象。这位老兵从越南返回三十年后，其实仍是牙买加国籍，在纽约扎下根，有些亲戚，但没有劳动能力，VA待遇没享受太多，靠着政府基本福利，好歹过到现在。至于奖章，他说此前申请时，无法自行证明曾参与过战斗，直接被拒。

我很快填好了他的医疗待遇和奖章申请表格，又用律所信头的信纸附了几页情况说明，按要求用挂号信寄到了VA。自夏入秋，老兵拖着并不灵便的身体，晃晃悠悠地从布鲁克林家中到曼哈顿中城找过我四五次，说是了解进展，但没有一点着急催促之意。而我并无进展可向他汇报，只是请他喝杯咖啡。

两个月里，我大概给VA打过四五次咨询电话，只有一次接通人工，态度是熟悉的生硬和不耐烦：“我们会按规定流程处理！”要离开纽约时，我把老兵的事转交给同组的韩国老哥。韩国老哥在家服过强制兵役，韩军帮美军，答应一定上心。

大半年后，因为家里介绍了在港工作的年轻韩国姑娘相亲，韩国老哥架不住诱惑，也到了香港。与他聚餐时，我听他说老兵的事仍毫无回音，他曾递进新的书面材料，也是石沉大海，走前再转给另一位同事。这是我听到有关老兵的最后消息。

香港办公室对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的要求不像纽约那样系统，到港头两年，我甚至不记得做过任何服务。2012年夏天，之前请好的年假快到了，盼着千万别再有新项目启动，但墨菲定律从不失灵。接近下班，突然收到合伙人转来一长串邮件，明星企业家掌舵的行业龙头要爆个大雷，能解套吗？怎么跟投资者沟通？怎么依法披露？

这单活儿比常规的发债发股项目更有趣，但我那会儿乏得只想躺平，提不起精神再做额外功课。准备拎包开溜了，突然电话响起，显示来自另一个合伙人，心里一万个不爽，却听见他说：“十月底在联合国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ICTR）检察官办公室的公益服务，你可以去吗？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一个月。”

我到达ICTR那年，距离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已过去快20年。根据联合国决议，特别法庭的所有工作本应在2012年全部结束，而我到时，听说确实只剩下一些尾巴了（虽然法庭最终关张还是拖到了2016年）。

向ICTR派遣律师，是老东家坚持多年的一个公益服务亮点。ICTR最初设立时，联合国无力提供足够数量的专业人员运转国际刑事案件的检控和审理，律所便自费派出精兵强将支持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后来，这种援助机制稳定下来，每个月都有一名律师来到阿鲁沙帮忙。为此，所里专门在当地租下一个面积很大的独栋院落，雇用司机、保安和清洁工，确保“援非”律师的安全和舒适。

作为中国人，我听说过的“援非”当然不是这么个援法。因为检察官办公室当时事情已经不多，我每天到下午三点半就准时下班，叫司机接上我，在阿鲁沙小城打转。乞力马扎罗山下的这座国际都会，只有市中心有点国内小县城的样子。很多地方都有作业中的工地，远看是成群本地工人，离近便总能看到人群里协调指挥的中国员工。

那时刚读了美国学者布劳迪加（Deborah Brautigam）研究中国在非投资的作品，对这个议题很感兴趣，每周至少三四个晚上会去阿鲁沙的几个中餐馆吃饭，和老板与到餐馆吃饭的中国人聊天。碰到过几次的一位山东小伙告诉我，他从二本学校一毕业就应聘了基建央企外派坦桑的岗位，月薪上万，还有补贴，比国内岗位优厚不少。但英语不咋会，斯瓦希里语更是一窍不通，来了就得自己组织本地工人干活，跟官商各界打交道。“摸着黑，多吃点苦，慢慢也就有门道了，再过些年考虑单干。”

跟他们聊过，我更加确认了自己此行的性质，就是假冒西方游客公费旅游。趁本地一个长周末假期，我飞到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想着好歹去看看“案发现场”。但一出机场，基加利看上去几乎不与阿鲁沙同处第三世界：平整崭新的柏油公路，干净、整洁的市容，恍然以为又回到了北卡罗来纳。

第二天凌晨四点，我约的向导开车带我直奔城外的瓦隆嘉火山公园去看野生山地大猩猩。一路穿山而行，朝日渐出，卢旺达圆润翠绿的山林地貌逐渐清晰。但自然景色之外，我再次被卢旺达盘山公路的质量震撼，因为这与在坦桑的出行体验差别太大了。

这个东非小国经历了大屠杀劫难后，如何迅速脱困，成为东非发展最快、治理最好的国家？西方出于负罪感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也把清算追责的政治包袱带到了国际社会，卢旺达政府就此聚精会神谋发展。中国的角色呢？晚上回到酒店上网再查，卢旺达百分之八十的公路，以及其他大量基础设施，都由中资企业建成。

从基加利回到阿鲁沙没几天，收到两则坏消息。第一，一位先前的同事英年早逝。虽然知道他身体出过大问题，但还是感到极为突然。第二，由于欧债危机影响，近期所里业务受冲击很大，有同事说又有了裁员苗头。

我愣怔了一会儿，但还是决定专心体验好自己短暂律师生涯中这最难忘的一个多月。到阿鲁沙后，我跟司机学了点斯瓦希里语单词，除了著名的“hakuna matata”（“别犯愁”），还能记得的另一个“pole pole”，意思也是“不着急，慢慢来”。但这一个多月，感觉过得真快。

仓促收尾

2012年圣诞节前回到香港，感觉办公室里气氛确实有点微妙。但自己很快被安排上几个当时还要赶进度的项目，重新拾起连续加班熬夜的节奏，甚至反复感冒，连登记结婚那天还带着烧。咬牙坚持过又一个春天，六月收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录取通知后不久的一个晚上，给老板们写了正式的辞职邮件。他们觉得我是累得挺不住了，纷纷安慰、劝说。

到大学任教后的这些年，记不得有多少学生问过我，为什么决定不再做律师了？我的回答是，从一开始，就没计划干太久。但当年，直到递交辞呈之后，我才诚实地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所里的领导、同事乃至相熟的客户。

此前不说，并非担心裁员时会因此被排在前面，而是怕大言不惭地说“没有长久兴趣”，会被误解为对职业和同事缺乏尊重。终于能说实话了，周围人只有理解和支持，我则倍感轻松。接下来两个月左右，完成了工作收尾、交接，我告别老东家，告别香港，也告别了自己在“大衰退”时代的短暂律师生涯。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10月刊，原题为《“大衰退”时代的律师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