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野有枯荣，作者：青野Tsingyeh，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政府借鉴“抓生产”思路提振消费面临困难。生产依赖中心化调控要素（土地、金融等），而消费具去中心化、碎片化特征，个性化体验难统一规划。补贴等传统手段短期提振数据，但透支需求、缺乏长效性。提振消费应避免KPI导向，需营造宽松多元环境，赋权个体作为慢变量建设。

• ⚖️ 本质差异：生产依赖政府调控中心化要素，消费呈去中心化特征，难用行政手段统一干预。

• 📍 抓手困境：刺激措施易侧重供给侧（如规模补贴），难以匹配碎片化、高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 ⏳ 短期效应陷阱：耐用品补贴易透支未来消费，服务消费补贴呈脉冲式，缺乏可持续性粘性。

• 🌱 慢变量属性：消费提振依赖社会环境建设（如分配优化、包容氛围），无法像投资般逆周期速效。

• 🔄 思路转型关键：从“投资于人”的惯性思维转向“赋权于人”，允许个体多样化表达与利益诉求。

• 💡 环境建设核心：构建宽松、多元、包容的社会土壤，才能真正释放消费的社会活力与创新动能。

今天读到金观平的《要像抓生产一样抓消费》一文，文中提到，“生产和消费同处经济循环之中，抓消费完全可以借鉴抓生产的思路和经验”。以经济日报的地位，这番表述在经济工作上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

今年的宏观政策基调已经明牌：“促消费”和“投资于人”，这两点在开年至今的消费、财政数据上已经有了充分的体现。而也有预期表明，“十五五”规划中可能会更加明确地提及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占比，作为指挥棒，这可能预示着：在顶层设计的维度上，从“抓生产”到“抓消费”的思路迁移已经展开。

从大的认知上讲，将二者的重要性拉到齐平是100%的好事情，也是“国内大循环、统一大市场”跑得通的关键前提。不过，二者之间究竟有多少的共通性，又有多少措施可以借鉴，多少成果可以匹配呢？我觉得，其中可能有展开讨论的空间：传统“抓生产”的思路和措施，或许不宜直接照搬、改头换面就用来“抓消费”。

首先明确一点，为什么历史经验显示“抓生产”所以能？因为生产要素多数是政府有能力直接供应或调节的：土地、电力、金融资源、环保成本、甚至是劳动报酬和福利水平，所以有“招商引资”和“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奇迹，都建立在这些要素“逐底竞争”的背景下。

那么同样的办法，为什么用来抓消费就未必可行呢？我想，这首先取决于二者最关键的形态差异：生产活动是高度中心化的，尤其是工业时代的制造业生产，就是科层制组织的重要起源，所以“抓生产”可以做到立竿见影和令行禁止，而在决策思路中，我们也容易将需求侧当作一个外生变量；但消费活动是去中心化的，很难说消费还能消费出科层和领导出来——如果有的话，那大概就是“团长”了。那么，如果要“抓”消费，抓手在哪里，谁来落实执行？

更进一步地明确问题：抓消费的抓手，究竟是作为供给侧的企业，还是作为需求侧的消费者？我们发现，确实在很多时候，消费遵循的是“供给创造需求”，但这未必意味着把牢“供给侧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就全然可行。

一方面，规模导向地鼓励供给侧始终会面临过剩和内卷，这和人为定义的“质量高低”没有关系，是“逐底竞争”的必然结果，迁移到消费领域也是类似。比如清一色的古镇旅游区，让人感觉“在中国旅行似乎一个样”。

当然，你可以说众口难调，中国有10亿左右人没有坐过飞机，中位数的口味就是喜欢“轰炸大鱿鱼”，这意味着相对做精细化高附加值，铺规模的策略仍然有效。但说“新三样”的内卷事实可以借鉴：在铺规模阶段大量的资本开支中，只有早期龙头能够实现正的财务回报，而本身是追高扩产、技术能力有限的尾部，回报率远远低于预期。

而另一方面，消费的去中心化，体现在“可选消费”结构的零碎，“供给和需求的匹配”更难以被规划。“可选消费”变得越来越倾向身份和体验，比如服务消费领域，冰雪经济、演唱会经济、赛事经济……这些大型活动还算是能够“有所作为”的范畴；但比如谷子、ACG、饭圈、喜剧、乐队、播客……这些新兴但更零散的领域，从供给端入手，是否还能找到抓手？

高附加值的消费必然是细致而微、因人而异，而这和行政的整齐划一、有重心有抓手有提倡的思路是存在错配的。所以，促进消费和投资于人，总是个慢变量，它不像促进投资那样立竿见影，更多是“集腋成裘”的过程，也不应该预期它能像投资那样可以“逆周期”。

但事实是，“抓消费”必然意味着KPI、考核，也必然意味着要侧重规模导向、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一种强大的制度惯性。比如迄今为止最主要的消费补贴措施，覆盖了地产、汽车、耐用品等占比巨大的链条，也覆盖了消费贷等金融工具。

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补贴打下去，我们发现：对耐用品的补贴是对未来需求的透支，而对服务消费的补贴也呈现脉冲性，尽管即期的数据亮眼，但一旦补贴断档、消费的动量也自然消弭，这是我们在三季度数据里看到的故事，这些举措更多是“空间换时间”、是“政府消费”替代了“私人消费”。而政府补贴似乎并不同于平台“外卖大战”一类的补贴，后者的目标是形成消费者的粘性和习惯，或者至少在商业模型上是自洽的，但前者似乎没有这种长期性的功能。

所以，如果真的要把提振消费作为一种长期性的工作，那就需要承认：目前我们见到的提振消费政策组合，仍然是有一定短板的，一方面，它惯常的抓手是成规模的供给侧，而不易覆盖去中心化消费的广大领域；另一方面，考虑对需求侧的支持，它仍然是即期、脉冲性的，而缺乏长期效应。

那么，怎么办呢？我想，抓消费更多的，应该是扬长避短，避免考核视角下的短期主义，而更可以“甘当气氛组”。从经验上讲，消费比生产更依赖市场和宏观环境。生产者在利润存在的情形下，可以容忍营商环境的问题。只要经济工作的指挥棒还在，“逐底竞争”的分配机制就会存在，生产者就始终能和管理者达成共谋；而哪怕面临宏观高度不确定的环境，生产者更倾向于循序渐进地收缩，谨慎地基于确定性进行投资，而不是一关了之。

但消费不一样，宏观和商业环境的变化可能明显影响消费的行为。这也是我们在前两年看到的局面，居民储蓄大幅增加，而同期企业的CAPEX明显增长。追求在消费领域的“有为”，不如“垂拱而治”。在这里，我想引用我们在今年6月《为下单辩护：消费主义和提振内需的进化史》一文中的结语：

需要承认，“重视消费”的态度是一件好事，但将“鼓励消费”落在实处是一件难事。从本质上说，“鼓励消费”和“鼓励投资”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思路：前者的要义是内在的“赋权于人”，而不是仅仅是沿着既有的“投资思路”惯性、谈论“投资于人”。

固然，消费能力的形成需要有形的条件：比如大家呼吁的“反内卷”、“改分配”、“重保障”、“多假期”等等，但在此之外，同样重要的条件是引导一个宽松、多元、包容的社会环境，允许个人用更丰富的方式表达个性、更直接的方式表达利益。

正如我们在消费崛起的历史中看到的那样：消费是社会活力和张力的体现结果，在个体边界那紧张而动态的弹性中，现代社会反而广泛而稳固地建立起来。从这个角度理解一个经济体从“投资导向”到“消费导向”的转变，不仅仅是一场经济革命，更是一场社会革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野有枯荣，作者：青野Tsingy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