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投中网 （ID：China-Venture），作者：蒲凡，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提到996，打工人总会眉头一皱。

尤其是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996”是无可争议的职场糟粕。人们普遍相信，996是内卷文化的直观体现，既不尊重员工的个人生活，也没办法给公司的发展带来实质上的改观。如果一家公司采用996工作制，人们就会下意识地认为这家公司管理无能、战略模糊、没有核心竞争力、把员工当成“螺丝钉”。

为了批评得更加具体，硅谷科技公司们在工作制上的“反卷创举”被反复提及。比如在传说中，谷歌、Meta没有打卡制度，下午3点就能下班，会免费提供五星级别的一日三餐，每周三还可以选择在家工作；比如著名的影视大厂Netflix，传说他们总是按照市场最高价格付工资，在此基础上还愿意提供无限期的年假制度。

最新的例子是金融科技公司Bolt。从2022年开始，Bolt带头执行“4天工作制”，额外的一天休息日“不用在线待命、不用临时开会、不用额外加班，也不影响法定假期”，有84%的员工表示这样的工作节奏大大改善了他们的“Work life balance”。Bolt也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一路融资到了E轮，估值冲上了140亿美元，成为了硅谷最大的独角兽之一。

但正所谓“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回旋镖”，人只要活得够久，就什么都见得着。大概就连“996”自己都没想到，作为早就被“批倒批臭、踏上一万只脚”的时代悲歌，居然能够2025年完成了“逆天改命”，并且还发生在硅谷创投圈：越来越多的知名投资人旗帜鲜明地提出，“996”是一种值得被提倡的“美德”，甚至会非常直接地表示，他们会优先投资那些执行“996”的初创公司。

“996很好，孔子也这么说”

严格来说，硅谷创投圈并不是最近才认真地讨论起“996”好处。早在2018年，传奇硅谷投资人、红杉资本掌门人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就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硅谷应该明智地效仿中国的做法》专栏文章，把中国互联网大厂里的“996现象”已经介绍了七七八八，并指出“996现象”虽然不健康、很残酷，但往深挖能够看到一种对“集体的进步渴望”，进而得出结论——从纯粹的商业角度出发，“在很多方面，在中国做生意比在加州做生意更方便”。

那为什么硅谷会在7年后，重新讨论起“996”呢？这件事得从今年3月，Revolut创始人尼克·斯托伦斯基(Nik Storonsky)参与的一场播客访谈说起。

Revolut是目前最炙手可热的金融科技公司之一，年营收在2023年就突破了22亿美元，全球客户数量超过5000万，背后投资方是赫赫有名的蔻图、老虎基金、D1 Capital Partners。2024年7月拿到英国银行牌照后，其估值更是直接飙升到了4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225亿元），一举超过了巴克莱银行、劳埃德银行，成为欧洲金融圈里仅次于汇丰银行的存在。

然后正是这样一位“欧洲小骄傲”，在播客访谈中给他的同胞们泼了一盆冷水。当主持人问到“你如何看待与美国和中国相比，欧洲的创业者们这几年似乎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斯托伦斯基毫不客气地说，“这就是文化差异，欧洲的创业者们总是在强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这当然会没有取得像样的成果，说白了就是“工作不够努力”。

更让欧洲老铁们扎心的是，另一位“欧洲小骄傲”，投资圈知名网红、20VC的创始人哈里·斯特宾斯（Harry Stebbings）跳出来明确支持了斯托伦斯基的观点。他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说：“欧洲的创业者们应该警醒一点，硅谷已经提升了他们的工作强度，每周工作7天已经是必要的策略，没有任何取巧的空间……因为你们不是仅仅在和德国、英国的创业者竞争，现在的创业者需要随时与世界上最优秀公司竞争。”

来自小骄傲们的两连击，破防了整个欧洲创投圈，大家开始疯狂回击斯托伦斯基和哈里·斯特宾斯。Insight Partners投资人阿米莉亚·米勒（Amelia Miller）说：“只有最垃圾的创业者才会一周工作7天，这是一种时间管理无能的体现，只能让人更快地倦怠”。Balderton Capital合伙人钱德拉蒂莱克（Suranga Chandratillake）说：“假如你是一名创业者，就千万别听一位总是穿着连帽衫、从来没接触过你的实际工作、自命不凡的金融男给你的建议。”

一些行动派的投资人，甚至开始了“六子到底吃了几碗粉”式的自证。例如欧洲风投机构Antler就公布了一项针对被投企业的大调查，表示他们被投的128位创始人，其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有接近五分之一的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80小时。

进一步调查，这些创始人里有70%的人表示创业是自己人生当中“最难的事情”，有四分之三的创始人认为“到自己的奉献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Antler合伙人艾伦·庞斯根(Alan Poensgen)由此非常针对性地表示，“在欧洲，你成为奥运奖牌得主的可能性比成为独角兽公司的创始人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虽然两者都需要类似的雄心、韧性和耐力，但创始人获得的认可程度却不一样。”

然而，正所谓“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开火”。欧洲创投圈一反驳，讨论的热度反而更大了。然后一直到6月，重磅选手来了，Index Ventures合伙人马丁·米格诺特(Martin Mignot)决定亲自下场。

Index Ventures是硅谷最活跃的风投机构之一，成立到今天一共28年，投资了300多家公司。Scale AI、Figma、Wiz，还有上面提到的Revolut，这些硅谷最顶级的独角兽，都在他们的射程里。可以说从结果来看，他们的观点相当有说服力，而马丁·米格诺特在领英上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千字长文，一开头就直接宣称“996工作制”应该成为当代创业公司的标配，因为现在人类正在进入AI时代的关键阶段——如同蒸汽机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内燃机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AI的涌现是一个“一代人一遇”的机遇。而机遇之巨、变化之快，意味着“任何不投入产品研发的时间，代价都极其高昂”。

其次，机遇是全球性的，竞争也是全球性的，硅谷公司已经没有太多的“信息差优势”。再加上顶尖的技术人才永远都是稀缺资源，因此一家合格的创业公司必须想办法“最大化每个团队成员的生产力”。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他还列举了三个身边的案例：

• 一位创业者为了让员工专注工作、不被吃喝玩乐等各种因素打扰，决定把公司搬到湾区“最僻静的区域”。面试的时候，他会直截了当地告诉求职者：“我们实行996工作制。如果你有与这种工作制相冲突的爱好，那你不适合这里。”

• 一位创业者尝试在公司推行“统一休假制”，公司每年会统一放假两周，全体员工一起休息、一起复工，不允许有例外。因为“公司业务发展太快，经不起效率的忽高忽低”——据说这项制度推行的还很顺利，他团队里甚至有一半的员工会在周末主动加班。

• 一位朋友在思考很久后决定放弃数百万美元的并购对赌收入（earnout），毅然创办了一家新的AI公司，开始了无限“加班模式”，因为“眼前的机会太大了，趁年轻还没家庭拖累，必须抓住，错过就没了。”

这一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人工智能初创公司Sotiro的联合创始人阿姆里塔·巴辛（Amrita Bhasin）就在评论区现身说法，表示：“周末不上班意味着你的竞争对手发展速度比你快……我认为创始人至少应该在头一到两年内遵循这种工作文化。我们的团队也遵循这种文化，经常周末两天都加班。”

还有支持者在评论区里贴出了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去年的一段播客访谈。当时奥特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工作太努力会导致一个人倦怠……但至少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我发现倦怠实际上源于失败和事情不顺利。我发现，我有无限的精力去做那些我感兴趣并且有效的事情，而几乎没有精力去做那些我既不感兴趣又无效的事情。”

大家还从发源地中国找到了一句警世恒言来为“996”背书，叫“Choose a job you love，and you will never have to work a day in your life”——国外老铁们纷纷指出这是孔夫子说的话，我用Deepseek思考了一下，最有可能来源自这两句话：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反卷文化，失灵了吗？

当然了，哈里·斯特宾斯和马丁·米格诺特，都属于在这场讨论中比较极端的。大多数人的观点是“996”有可取之处，但归根结底是一种“生存策略”，需要分阶段来看待。

例如AI+Saas公司Kintsugi创始人普俊·巴特纳加尔（Pujun Bhatnagar）就说：“如果你想要在当今的市场打造出一款有影响力的产品，那采取996算不上什么新闻，甚至可以说是规定动作，完善工作流程什么的以后再说……因为创业初期，一切都以交付和活下来为准。”

Scale AI前CTO、工业机器人初创公司Cobot的创始人布拉德·波特（Brad Porter）则表示，自己之所以呼吁理性看待“996”，是因为想要平衡硅谷日益严重的“舒适文化”。

他在领英上写了一篇长文详细解释了自己的观察：“在90年代，公司之所以打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是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也就有了‘咖啡因越多、代码越多’的观念……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公司需要标配免费餐食、现场洗衣，工作场所允许携带宠物、允许遛狗、要提供按摩服务、最好还要有午睡舱。再到后来，又延伸到了心理层面，需要心理健康日、心理健康补贴、无限的个人休假。”

布拉德·波特忍不住发问：“现在的硅谷公司管理层需要100%包容所有人，并对所有社会问题做出响应……可如果舒适的环境开始破坏正常的工作氛围，打破了勤奋工作的基本原则，我们又到底是在追求什么呢？”

包括开头提到的那家带头反卷的金融科技独角兽Bolt，也开始反悔了。

在2022年宣布“4天工作制”之后，为了稳定公司的生产力，Bolt曾经扩大了员工规模，增员了20%。但到了今年5月，Bolt的一位发言人对外确认，公司已经正式取消了“4天工作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Bolt的创始人瑞安·布雷斯洛（Ryan Breslow）通过内部信宣布，“公司将进行一轮裁员，开除所有‘二流员工’，在此之前所有员工有60天的时间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与此同时，员工们所有“奢侈的待遇都将被暂停，例如团队郊游、公司内的平权组织Conscious Culture”，直到公司完成收入增长“2亿至3亿美元”。

从这些案例来看，“反卷文化”作为上行周期的产物，确实显得已经不合时宜，需要告一段落了。而其中唯一可能需要考虑的是，当年推崇996的那帮创业者们，和如今的创业者们，也已经不是同一批人了。

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生活概念、不同的技术理解，决定了这批创业者必然会对工作压力有别样的感受。“996工作制”当年在中国互联网崛起之路上的关键性作用，是否能够在多年以后同样奏效，一切充满着未知数。

最起码从现在已有的调查数据来看，情况似乎不太乐观。第三方数据机构Startup Snapshot曾经针对400多名创业者发起一项调查，发现其中有超过70%的人表示，创业的辛苦工作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而这其中只有10%的创业者有机会敢和投资人们谈论他们的心理压力。

类似的议题也出现在TechCrunch Disrupt2024大会上。一位叫做安迪·邓恩（Andy Dunn）做了一场题为“你愿意投资一位有心理疾病的人吗？”的主题演讲。

邓恩是一位连续创业者，他最辉煌的创业经历，是他成功地将自己创办的男装电商网站Bonobos，以3.1亿美元卖给了沃尔玛，顺利实现了财富自由。如今他已经开启了新一段创业旅程，正在做一款名为Pie的面对面社交产品。

但可这些成功并没有带给他足够的快乐，甚至他已经严重到患上了躁郁症。他在2016年确诊，在此之后几乎每年都有两三个月时间“狂躁与抑郁卷土重来”。他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躁郁的状态里，自己根本无法胜任一个“好老板”“好同事”的角色。于是他也做出了一个有些“不太道德”的决定——在融资的时候，要求所有联创向投资方隐瞒自己的病史，直到交易结束之后再找个机会坦诚。

安迪·邓恩认为这其中不仅仅是“社会压力”的结果，“神经多样性与人的创造力之间一定也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意味着处理心理健康问题，是创业者们通向成功道路上，几乎无法回避的事情。所以他申请了这次演讲机会，希望更多人来探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们的心理健康问题”。

巧合地是，英国风投机构Balderton Capital在2024年也做了一场关于初创企业心理健康问题的大调研。他们发现有近三分之二的创业者正在经历严重“倦怠”，这一比例远远高于2023年。Balderton Capital还直指，有些投资人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元凶之一，因为他们潜意识里就认为，优秀的创业者就应该“在办公室里睡睡袋，饿了就吃方便面，把公司发展看做是自己人生的唯一路径”。

不过他也提出了一个有些出乎意料的观点，那就是“轻度躁郁”可能还有助于创业。因为轻度躁郁的典型症状是“说话迅速、想法增多、自大、睡眠需求减少、创造力更强”，他认为“这些或多或少都是企业家意气风发时的核心特征”。

所以在反卷的这个话题上，或许套用网络游戏写在开屏中的“防沉迷”提示语来总结，最合适不过了：

抵制无脑内卷，拒绝无效内卷。注意身体健康，谨防受骗上当。适度卷卷益脑，沉迷内卷伤身。合理安排时间，享受健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