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作者：关禾，编辑：胡心雅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中国家庭挂地图的现象承载了教育启蒙、家国情怀与时代变迁。地图曾是探索世界的钥匙，在缺乏互联网的年代提供地理知识、激发爱国热情。农民借地图致富，抗美援朝时地图用于宣传，改革开放后地图助力经济。地图不仅是工具，更是国家蜕变、民众观念更新的见证。

• 🗺️ 教育与启蒙：地图是家庭地理课堂，培养空间思维和世界观。

• 🇨🇳 家国象征：中国地图标注争议区域，强化领土意识与民族自豪。

• 🌾 农民致富：东黑河村农民靠地图走出乡村，带动经济转型。

• 📢 宣传工具：抗美援朝时期用地图普及战事，打破民众思想局限。

• 📰 媒介演变：从报纸、玻璃影到数字地图，反映信息传播变迁。

• 🌍 时代印记：地图记录国家发展，成为几代人探索世界的共同记忆。

还记得小时候家里挂着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吗？

可能在许多中国人的记忆中，家中墙上的地图不仅是装饰，更是一种时代的烙印。在没有智能手机、互联网的年代，地图便是打开世界的钥匙，是每个家庭最直接的“百科全书”。如今，当我们回望那段岁月，会发现地图承载了太多——它不仅是一条条纸上的经纬线，更是一代人探索世界的起点，是孩童指点江山的遐想，是父母言传身教的课堂，也是长辈围坐谈论世事变迁的见证。

人类鸟瞰世界的历史，远早于人类学习飞翔。地图挂在家里的墙上，我们仿佛就能触摸到世界的肌理，地图的边界线勾勒出世界的轮廓，也勾勒出我们对远方的向往。

世界面貌，在纸上流淌

20世纪50、60年代，地图无处不在——无论在报纸、公共场所，还是在家中墙上，地图见证着历史的脉动。家里墙上挂着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仿佛是一扇神奇的窗户，拉近了我们与远方山川、城市与国界的距离。报刊媒体率先用地图丰富新闻报道，激发民众对世界和国家的关注，也让许多人在无形中接受地理的启蒙。

1956年，《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希望多登些新闻地图”：

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地图还嫌少些。如最近通车到玉门并陆续向前修筑的兰新铁路和最近动工修建的内昆铁路等，经过哪些地方，假若都附有地图，就很好了。它能够加深读者对新闻的了解，也可以增加读者的地理知识，并且还能使版面活泼。（出处：《人民日报》1956年10月6日第8版）

这简短而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当时读者对地图在新闻报道中作用的期待。由于当时地图在普通百姓家中尚未普及，报纸便成为人们“读图”的重要渠道。有读者向报纸提出建议：

地图在报纸上是很重要的，有许多消息、文章，一定要用地图。因为通讯社跟报社的编辑人要准备有很详细的地图，却不能假定一般读者有很详细的地图。我们常常看到介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文章，我听见好些人说这些国家都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实在的话。市上出售的外国地图，既古旧，又简单。因此，在登载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消息的时候，应该多插图。如果不附地图，有些地名非加注解不可。如果不知道那个地方在那儿，光知道一个名儿有什么用？（出处：《人民日报》1950年3月29日第5版）

这样的呼吁不仅反映了人们对地理知识普及的迫切需求，也展示了国家对提高民众识图能力的重视。各地公共场所纷纷响应，在文化改造中融入地图元素，如北京市第四民众教育馆是在琉璃厂东街的敕建火神庙原址上建起来的，随着现代化建设，火神庙里也挂上了地图：

北京九区琉璃厂的火神庙，去年十月以前还高坐着全身积满灰尘的神像……正殿一个不能拆去的高大的神龛上，群众自己写了一斗大字的横幅标语：“学习，学习，再学习”。神龛的前面挂着两幅帮助学习用的地图。（出处：《人民日报》1950年3月4日《火神庙变成了文化园——介绍北京第四民教馆》）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1993年，河南上蔡县新华书店售出17500幅地图，而购买者大多是当地农民。上蔡县有一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名叫东黑河，在县级以上的地图上，东黑河从来不见踪影。但在当地人觉得最神圣的房屋中堂位置，农户家却取掉神像挂上了各色各样的地图。这一举动的背后，是农民李满仓靠地图致富而掀起的潮流。

李满仓连县城都鲜少踏足，但他凭着一幅从当地民办教师那里借来的河南省地图，走出东黑河，到了郑州，学会了修理钟表与家电的全套技艺，在三年内成为东黑河首个“10万元户”，也第一个用地图取代了自己敬奉了几十年的神像。几日之后，村里纷纷挂起地图。从此，广州、大连、北京……各地陆续出现了三五结伴的东黑河人。

地图把东黑河与外面的世界拉得越来越近，东黑河人的腿也越来越长。每到农闲季节，80％以上的青壮劳力都会拿着一张地图走出去，做木工，搞建筑。他们用勤劳的双手盖起了一座座钢筋水泥或红砖青瓦的楼房，挣来了儿女的学费，养育了自己的老人。（出处：《中国青年报》1994年4月26日《取下神像挂地图》）

家家户户挂地图，为的是走南闯北购原料，推销产品。它说明，改革开放给农村经济带来了历史性变化，从田头炕头的“土里刨食”，转向联络海内外的多层次劳动经济发展。这些变化给农民带来观念上的更新，从心里只有炕头、田头、村头，到放眼全国、世界，胸有五湖四海。在那个年代，地图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书，记录着国家的蜕变。

家国情怀，在纸上流淌

地图在家庭中的普及，不仅仅是为了传递知识或规划出行，更深刻反映出中国人浓厚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倡导爱国主义，地图被赋予了宣示领土完整与民族精神的象征意义。家中挂着的中国地图，总是特别标注出某些争议区域，体现了对祖国山河的坚守和无限热爱。

抗美援朝期间，地图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宣传员们不仅依靠文字，更借助图画和地图，将抗美援朝的消息、战争的态势直观呈现给群众。

抗美援朝刚开始时，吉林省蛟河县靠山屯有一位姓田的老乡说：“朝鲜打仗打它的，管咱什么闲事。”宣传员邢宝升听见了，在黑板上仿画了一张朝鲜地图，讲解给那位姓田的老乡和其他农民听，打破了老田的麻痹思想说：“原来咱中国跟朝鲜只隔一条江，可不能让美国鬼子窜过来！”（出处：《人民日报》1951年4月20日第3版）

许多农民看到宣传员带去的朝鲜战事地图才知道美国侵略军打到了我国边境，惊讶地说：“只隔这么远？非跟他干一场不可！”他们知道有个“高丽国”，可不知道“高丽国”距离中国有多远。（出处：《人民日报》1951年1月19日第3版）

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地图出版尚未完全商业化，印刷的纸质地图仍较为稀缺，人们便制作出一种名为“玻璃影”的工具。用一块一块手掌大小的玻璃片涂上浓墨，然后用洋钉在上面刻出地图，装进一个大小相当的木匣的前端，用一支电棒从后面照过去，布幕前即现出放大五十倍的图画。这种播放工具在城市虽然不会有多大作用，但在农村极受欢迎。据报道，20世纪50年代初，黑龙江肇源县有3500多块用于幻灯片的玻璃，观众最多的一场达约1200人，相当于城市放映一场电影。

这些生动的记载，不仅展示了地图在宣传教育中的实效，也体现了那时宣传工作的接地气和直击人心的力量。地图不再是冷冰冰的纸张，而是变成了让人们“眼见为实”、耳闻而动的生动教材，是让普通百姓了解国防、理解世界形势的重要工具。

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们来说，当时地图上的每一个角落，都蕴含着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珍惜和热爱。有读者表示：

因为长期受国民党的反动教育，造成了很多人的自卑心理，只听说美国的什么大煤矿、大铁矿、森林、油田、棉花，而对祖国的资源富藏却不大清楚。为了帮助人民了解我们国家的富饶与可爱，我希望我们的文化机关能够印制一幅我国资源、物产分布地图（包括农、畜、矿产、森林等），以供人民学习之用。（出处：《人民日报》1951年1月17日第6版）

这段原文真实反映出那个年代人们对祖国资源、地理面貌认识的迫切愿望。地图是了解祖国和世界的窗口，更是激发民族自豪感的象征。每当家中墙上那张标注着国家山川河流的宏大地图映入眼帘，我们便能感受到浓烈的家国情怀，仿佛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自己的辉煌历史与未来希望。

地理启蒙，在纸上开启

在纸质媒介还占据家庭主要位置的年代，地图往往承担着教育功能。父母为我们讲解省市、河流和山脉的位置，指点地图上的国界，告诉我们远方神秘而又壮阔的地方。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家中的地图便是最生动的地理课堂。

父辈们借助地图，不仅满足了我们对知识的好奇，更在无形中开蒙了我们的世界观。作家张骅在散文集《明月乡心》中自述童年和家人“玩地图”的回忆：

那时当然没有什么电视节目，大哥与我下班后，用毕晚餐，两个小侄儿做完了功课，都坐在厅堂中，大哥手执一根长藤教鞭，指着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叫我们姑侄三人回答他的地理问答题，诸如：阿根廷的首都在哪里、巴格达、巴索拉、底格里斯河在哪个国家、约翰内斯堡是在哪一洲等问题，大侄儿今穆，二侄儿今铎，就聚精会神地在地图上寻找答案抢答。有时大哥讲中外历史故事，无形中启发了我们对历史、地理钻研的兴趣，而捉迷藏更是调剂寂寞生活的法宝了。（出处：张骅《明月乡心》）

改革开放初期，地图更以“告示牌”的形式走进每一个家庭的生活和工作。《人民日报》记载，北京市无轨电车公司售票员王淑清专门购置两张北京市地图，通过不断练习，熟悉地理环境，从而在为乘客服务时能清楚流利地报告站名和地理信息：

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她走街串巷熟悉地理环境，还买了两张北京市地图，抽空就看。经过一番练习，她在报告站名或回答乘客问题时，像在学校里朗诵语文似的清楚流利，使乘客听清、听懂，避免发生误会。（出处：《人民日报》1961年7月21日第2版）

这一报道，既是对个人努力与服务精神的肯定，也隐含了地图对日常生活实际帮助的功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每张地图都是知识的宝库和生活的指南针。上海市工人范东科有一幅从不离身的世界地图：

最初，他只是把它作为学习地理的工具，后来，世界地图就成为他的革命教材了。每一个解放了的国家，他都画上一个记号。他经常翻阅地图，提醒自己：“我们是解放了，可是，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没有解放，那里还有许多工人在受苦。天下工人是一家，我们忘不了他们……”（出处：《人民日报》1963年5月1日第2版）

正是这些鲜活的事例，彰显了地图在连接个体、家庭与国家、世界的独特作用。地图不仅帮助人们规划出行、记录家族记忆，更成为激励人们向外看、走向世界的精神图腾。时至今日，虽然纸质地图已渐行渐远，但那份凝固在纸张上的家国情怀与温情回忆，依然历历在目，成为我们心中永不磨灭的时代印记。

我国幅员辽阔、家庭众多。地图以其直观、形象的符号系统，不仅为日常生活提供准确的空间定位，更成为孩子们培养空间想象和思维能力的第一课。当地图走进家庭，便像一扇窗，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同时也激发对科学知识的热情。地图在家庭中的应用，既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媒介，也是文化传承和科普教育的重要途径。

与此同时，出版领域对地图的探索也为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1981年，由地图出版社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是当时开本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地图集之一，在全国新华书店广泛发行，不仅提高了公众的地理素养，也为国家的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承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家中悬挂的纸质地图，到今日手机屏幕上灵动的数字地图，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变化万千。那些曾经印在墙面上的地图，记录的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历史的脉络、国家的情怀以及几代人对知识与未来的无限渴望。它们曾在报纸上、在公共场所，在宣传阵地上、在家庭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让每一个平凡的中国家庭都在不经意间体会到“家国天下”的情怀。

地图是一部无声的史书、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无论科技如何变迁，我们对知识的热忱、对家国的深爱，都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卷之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敢追梦、热爱生活。

参考文献：

[1] 张骅：《明月乡心》，九州出版社，2014年.

[2] 《希望多登些新闻地图》，《人民日报》1956年10月6日.

[3] 《新闻应附地图说明》，《人民日报》1950年3月29日.

[4] 《火神庙变成了文化园——介绍北京第四民教馆》，《人民日报》1950年3月4日.

[5] 《豫南庄户纷纷举行交接仪式 取下神像挂地图》，《中国青年报》1994年4月26日.

[6] 《吉林省蛟河县仁和村的宣传员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4月20日.

[7] 《宣传员需要怎样的武器？》，《人民日报》1951年1月19日.

[8] 《读者来信：希望印制祖国资源地图》，《人民日报》1951年1月17日.

[9] 《热爱自己行业的年轻人》，《人民日报》1961年7月21日.

[10]《一代风尚——记上海几个工业先进生产者》，《人民日报》1963年5月1日.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出版发行 建国以来开本最大、内容丰富准确》，《人民日报》1981年11月13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作者：关禾，编辑：胡心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