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得一直成功才行。她们要不停工作、拓展生意，把私人关系和情感付出都变成生意的一部分，还面临“事业成功，家庭也不能失败”的处境。2008年，安徽合肥一所大学里的一名舞蹈老师在帮学生购买舞蹈服之余，顺手开了一家网店，把存货挂到网上卖。后来有一天，她扭伤了脚，但学校仍然要她上课，她单脚蹦跳上了没有电梯的六楼，忽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作者：钱雨朦，编辑：Felicia

她们得一直成功才行。她们要不停工作、拓展生意，把私人关系和情感付出都变成生意的一部分，还面临“事业成功，家庭也不能失败”的处境。

2008年，安徽合肥一所大学里的一名舞蹈老师在帮学生购买舞蹈服之余，顺手开了一家网店，把存货挂到网上卖。后来有一天，她扭伤了脚，但学校仍然要她上课，她单脚蹦跳上了没有电梯的六楼，忽然意识到，她给网店客服开的工资已经和自己当老师领的工资差不多。第二天，她辞职了。2016年，她所创办的公司年营业额已达到2500万元。

2017年前后，一批80后、90后女性商业领袖聚集于深圳南山，一些人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回来，一些人已经拥有了美国、加拿大或中国香港身份。她们常常聚会，聊在当年还很新的商业话题：虚拟恋人、女性编程、性教育、新消费品牌……这些生意都离不开电商和女性社群。

2022年8月13日，北京。“北京女子陆地冲浪社群”的发起人朵兰在做绕桩示范。（图/曲俊燕/《中国青年报》）

这些故事都被记录在一本名为《倦怠市场女性主义：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城市女企业家》（Burnout Market Feminism:Urban China Businesswomen in the Internet Age）的专著中，作者是墨尔本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唐凌，她长期研究中国数字经济、性别与女性主义。

2017年，还在牛津大学读博的唐凌，在深圳和合肥两地开启了这项关于“中国女老板”的田野调查。将近三年里，她接触了40多名女企业家，走进她们的公司和酒局，观察她们的日常生活和亲密关系。

这些女老板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成长于独生女家庭，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她们赶上改革开放、城市化和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在电商浪潮里抓住机会创业和挣钱。10年前，“中女”还不是一个流行词，但今天回头看，唐凌记录下来的，正是一批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步入中年的女企业家。

唐凌真正的疑问也由此而来：赚到钱的女老板们，活得更好了吗？

答案首先有肯定的部分。钱确实改变了很多事情，从稳定但收入有限的工作中离开，有人在创业里获得过去没有的、极大的自主权和自信心，足够的资产也意味着拥有在亲密关系里的自主权，以及和原生家庭谈判的底气。

但唐凌很快意识到，这种自由有着苛刻的前提：她们得一直成功才行。她们要不停工作、拓展生意，把私人关系和情感付出都变成生意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她们还面临“事业成功，家庭也不能失败”的处境。

在男性主导的商业场合里，一些女企业家依然扮演着“我成功的秘诀就是听我老公的话”的贤惠妻子角色。女性温柔、体贴、容易共情的特质既受到赞扬，也在很多场合被视为“太感情用事”，她们需要持续用新的商业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女性身份并没有妨碍领导力的施展。这些额外的“劳作”，都会让女企业家走向某种“倦怠”。

开始这项研究时，唐凌只是一名年轻学生，她把一些女老板叫作“姐姐”，跟着她们出入觥筹交错的场所。在一些酒局里，她也会被要求给人敬酒、坐到男老板身边，甚至遭遇过性骚扰。唐凌无法置身事外，她在观察这些已经获得财富和成功的姐姐如何选择职业、婚姻和生活，也在问自己：未来要走向怎样的人生？

学者唐凌。（图/由被访者提供）

在一次网络分享中，一名在美国读自然科学的学生对唐凌说，她看完这些女企业家的故事，会陷入“如果我不继续努力读书、刷分、刷成绩，那我还能做什么”的困惑。唐凌思索片刻，回答：如果我们的目标不必只是“be good”，还可以是“be kind”呢？人不必只有不断证明自己足够优秀这一条路。

以下是《新周刊》和唐凌的对话。

25岁，走进女老板的世界

《新周刊》：你为什么会对女老板感兴趣？

唐凌：我博士阶段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女性主义的理论化，女老板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对话群体。

我先简单梳理中国女性主义发展的两条脉络。一条强调女性权利和社会行动，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比如何殷震、梁启超等人讨论女性的受教育权。距离我们更近一些的，如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国内涌现出一批关注女性权益的民间组织。另一条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脉络，很多海外学者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推动的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实践，最有名的口号便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改革开放后，一些研究参照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工资差距扩大等数据，认为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出现了倒退。

对于前者，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一些民间组织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对于后者，我是一个出生在湖南、成长在广东深圳的90后，我的家庭和我自己的实际经验，与那些“市场化让女性处境倒退”的研究结论并不相符。我在想，有没有另外一种视角可以解释中国女性主义近年来的发展？

一部分的启发依然来自我的个人经验。我的父母虽不经商，但生活在商业发达的深圳，我从小会跟着他们出去应酬。后来我到香港读书，去英国留学，现在在澳大利亚工作，某种程度上，我也是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受惠者。

去年去世的性别研究学者李小江也给了我很大启发。她有一套四卷本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以口述史的方式记录中国不同阶层女性自20世纪中期以来的生命经验。美国历史学者汤尼·白露后来把李小江在改革开放后的女性主义实践概括为“市场女性主义”。我想顺着这条路继续往下走，去看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女性的具体实践。

至于研究，既然要做，我就想做到极致。我想接触别人眼中的那些“人生赢家”——赚到了钱，事业成功，同时似乎也能把家庭和各种关系经营得很好、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女企业家。学术之外，刚开始做博士论文时我才25岁，我在受访者身上寄托了自己对成长和未来的想象。

《新周刊》：成功的企业家似乎不太好靠近，你是如何接近她们的？据说，突破口是你的小学同学？

唐凌：我选择深圳和合肥作为田野调查地点，其实都和认识的人有关。深圳最初的受访者上过一家比较出名的杂志，讲述自己在天使轮融资时遭遇性骚扰的经历。有学术圈的朋友把报道转给我，我一看，突然发现：这不是我的小学同学吗？我把万年没登录的QQ翻出来，没想到她居然还在用，就这样，我们重新联系上了。

合肥的一名关键受访者是我在求学过程中认识的。我们最早在一个学术场合碰到，聊得很投缘。我想多了解她一点，她开玩笑说：“你可以‘百度’我。”我一搜才发现，原来她不只做学术，还是当地很有名的女企业家，后来我们慢慢成为朋友。她们都很慷慨，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和圈子打开，这也让我有机会研究那些社会地位比我高、社会资源比我多的人。

我做田野调查那几年，正好是“互联网+”的时代，也正处于AI热潮之前的一轮创业潮中。很多大学生和年轻人都在做电商、微商，聊平台经济，马云也是当时最有曝光度的企业家之一。整个社会都有一种相信互联网创业可以改变人生的氛围，我接触到的这些女老板，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新周刊》：你的研究对象和当下人们说的“中女”的概念很相近，你如何看待“中女”这个词语的火爆？

唐凌：我之前没有专门研究过“中女”这个概念。后来看了一下，我发现它和我的研究对象确实很接近：年龄符合，也往往拥有一定的教育和经济背景。这个词现在会火，和小红书这样以女性用户为主的平台的火爆，以及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比如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和电影《好东西》等）把30岁、40岁女性甚至更年长的女性的生活推到大众视野里都有关。

社交媒体上“中女”一词十分出圈。（图/小红书截图）

更重要的是，这一代中女也有很特殊的成长背景。她们很多人出生在独生子女政策施行之后，同时赶上了改革开放、经济增长、教育扩张和全球化浪潮。她们比上一代拥有更多教育和经济资源，也更容易对工作和生活有不同的想象。我的女企业家受访者们当然是其中相对成功的一群，但在她们身上，我们也确实能看到这一代城市女性共同经历的变化。

赚到钱的女老板们，也力竭了

《新周刊》：你的研究里有一部分内容读来非常振奋人心，市场带给女性创业者自由，对她们来说，赚钱具体改变了什么？

唐凌：2015年5月，阿里巴巴举办首届全球女性创业者大会，大会主题是“她时代”。它和我们通常说的“她经济”还不太一样，不只是把女性当成消费者，也强调女性作为创业者和商业主体的崛起。2016年，阿里研究院的报告指出，淘宝卖家中大约一半是女性，线上创业女性的平均年龄也明显低于线下创业女性的。报告还把“善于沟通、细致、友善”等传统上被认为属于女性的特质重新描述成互联网时代的商业优势。互联网确实降低了创业门槛，我访谈的不少女性都觉得，它真切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不太愿意把这些经验简单理解成一种被资本制造出来的幻觉。

这种改变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经济独立带来的个人自由。有一名受访者上大学时和农村出身的男友恋爱，她的企业家父亲强烈反对，还告诉她，没有家里的经济支持，她什么都做不了。她和男友就去广州皮具批发市场，拍商品照片放上网，有客户下单才进货，几乎没有启动资金，结果三年赚到100多万元，在深圳买了房。她父亲依然看不上电商，但经济控制这个最重要的筹码已经失效了。另一个受访者也告诉我，自己靠网店实现经济独立后，“我妈就没有办法控制我了”。在传统家庭里，父权不只是男人对女人的控制，也包括父母对年轻人的代际控制，经济依赖是很重要的基础。

除个体层面外，这些女企业家也开展了一些公共行动。比如有受访者把在纽约上学时做的女性性高潮教育项目发展成公司，通过评测情趣用品、开设女性性高潮课程盈利，还同时运营几十个微信群；还有人发现女性创业者很难获得风险投资，便发展了一家专门投资女性创业者的VC机构。她们都把女性主义变成了具体的商业行动和社群基础。

它们也会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末李小江在香港一场学术会议上说过的话：不能只看到中国女性在哭，也要问她们为什么会笑。市场化和发展主义当然有很多问题，但它们给一部分女性带来的自由和可能性，也要被书写下来。

《新周刊》：你后来用“倦怠”来理解这些成功的女老板。这里的“倦怠”具体指什么？

唐凌：2019年，我在国内一家书店等待朋友的时候，第一次读到韩炳哲的《倦怠社会》。他的文字不像传统的学术论文，更像小品文，会结合不同维度讨论什么会让你倦怠，写到了我的心坎里。比如，他延展了情感资本主义的观点，提出我们把人类所有的美好品德，包括友情、爱情，都做了绩效化处理。生活里的美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嵌在商业表达里的美。它需要成为爆款，被其他人看到，才能被称为美。

这让我想到一名做微商的受访者，她开始创业是为了摆脱前男友的经济控制。她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卖日本酵素，于是转做微商，会去商场、咖啡馆用微信“附近的人”功能添加陌生人为好友。她后来真的赚到了钱，在美国买了房。经济独立以后，微商生意促使她不断经营自己。她有三个微信号，一个做生意，一个留给朋友，一个用来相亲。商业号朋友圈每天至少更新五条，大多不卖产品，就是晒旅行、豪车和自拍。她不会在相亲号发这些，担心会吓跑相亲对象。她还花了20多万元整形，她说：“我要让客户想成为我。”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网红经济的人设。我觉得“倦怠”对于我的研究，包括理解所谓的企业家思维，是一个很好的切口。它背后其实就是把很多原本不需要被计算的东西，变成可经营、可衡量和产生回报的东西。

与此同时，我觉得中国商业文化很多时候是在一种“沉默”里构建的，比如我们常说“和气生财”。市场女性主义也有类似逻辑，它不一定直接挑战父权结构，而是希望通过个人的成功绕过去。我访谈过一名做轻工业的女企业家，她很拼，创业后手下已经有上百名员工，还收购了工作过的第一家公司。她花高薪请过一名男性设计师，为项目前后投入了100多万元，但效果并不好。她在会议上批评设计方案，对方直接说她作为女人不懂设计。她没有去争论，而是回了一句：“市场会告诉我们设计好不好。”她觉得没有必要和谁对抗，只要把生意做好，大家都会认可。

后来她真的把市场铺大了，但问题是，这种证明是没有尽头的——别人质疑你，你就要用下一次成功证明自己。她甚至生完孩子两天就回公司，说自己“无法忍受不工作”。这也是女性身上多出来的一层倦怠，她不只要成功，还得不断证明，一个女人也可以成功。

《新周刊》：这种性别压力，在你写到的商业酒局里是不是表现得尤其明显？你自己后来也被卷了进去？

唐凌：是。女老板们在酒桌上其实一直在判断边界。你不能完全不喝，不然别人会觉得你不给面子；但你也不能喝太多，因为喝多以后很容易被性化。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喝，跟谁喝，哪一次敬酒最重要。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通常只有在两种情况下能进入酒局的核心位置：她本身已有足够高的商业地位，或者她作为某个有权势的男性的妻子、伴侣甚至情人出现。

有一次饭局，我的受访者当时在外地，她就让她丈夫照顾一下我，介绍其他企业家给我认识，也带我了解当地的商业文化。我后来跟他们一起去过很多酒局，也单独跟她丈夫去过。但在这个过程中，我遭遇了性骚扰。这件事我一直没敢告诉她。后来有一次，我们参加完一个活动，我和她同住一间房，我问她怎么看自己丈夫及其可能存在的婚外关系，她没有直接回答，只引用了《圣经》里的一句话：“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也是我说的“倦怠市场女性主义”。市场确实给女性打开了一些空间，但你一旦进入这里，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仍然要靠自己不断判断和维持，也可能被剥削乃至耗尽心力。

倦怠了，然后呢？

《新周刊》：那我们要如何面对这种倦怠？

唐凌：我整个研究的最后一次访谈，对象是合肥一个很成功的女企业家。那时候我刚经历了很不愉快的酒桌性骚扰，自己也有很多东西没有消化。我去她公司楼下等她，她下来以后跟我讲她公司的事情，讲着讲着就聊到了女儿。

她离过婚，前夫和秘书有比较亲密的关系。对一个做生意的人来说，走到离婚这一步并不容易，很多人可能还是会选择“和气生财”。但她是家里主要赚钱的人，在这段关系里有比较强的话语权。离婚以后，她仍会督促前夫承担父亲的责任，她女儿在上海读书，公公婆婆希望孩子再“卷”一点，考前几名。但她更希望女儿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希望女儿诚实、勇敢，去体验不同的生活。女儿可以爱学习、爱知识，但没有必要把自己绑在成绩和竞争里。我听她讲女儿时，一边听一边哭。她对自己一直非常严格，却希望女儿不用复制她的人生，去过她想过却没有过的生活。

当然，女儿的自由本身也建立在她已经获得的经济基础之上，所以它并没有完全离开成功逻辑。我也不确定，我访谈的一些当母亲的企业家，有可能是因为孩子还小，或者她们生的是女儿，才能保护这种自由；如果换成儿子，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新周刊》：你后来还有跟这些受访者保持联系吗？当下，她们还在不断证明自己的成功吗？

唐凌：哈哈，应该是没有了。我没有很系统地长期跟踪每一个人，但后来再见到一些受访者时，我们已经更像朋友了。有人的企业在新冠疫情后受到很大冲击，转做私域电商，她联系我也是希望我能够多关注她的品牌。我能明显感觉到她比以前累，经济状况可能也没有过去那么好。

也有人出现一些变化，她们当然还是会聊创业，现在可能是做出海电商，比如去中东找新的市场机会，但她们对个人生活的想象没有以前那么单一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现在她们很多人会谈起心理健康，也会用一些流行心理学的方法重新理解自己的处境。以前她们可能觉得伴侣最好能帮助自己的事业；现在她们会觉得，赚钱没那么重要了，对方能提供情绪价值也很好。看到一些人不再那么功利地处理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把身心状态、关系和快乐本身看得更重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