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十年来，随着逆全球化、大国科技竞争、疫情、俄乌战争和中东局势的恶化，跨国流动不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松动下的自然结果，而是出现了大规模驱逐移民和无法回归的“准流亡”等新现象。对跨国流动的人而言，回还是不回，是个人现实利益考量，更与世界局势、地缘政治和历史记忆等相关联。在“附近”之后，项飙就动荡世界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读书杂志 ，作者：项飙，原文标题：《《读书》首发 | 项飙：“深回”：跨国流动者的“家”在何方？》

编者按

近十年来，随着逆全球化、大国科技竞争、疫情、俄乌战争和中东局势的恶化，跨国流动不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松动下的自然结果，而是出现了大规模驱逐移民和无法回归的“准流亡”等新现象。对跨国流动的人而言，回还是不回，是个人现实利益考量，更与世界局势、地缘政治和历史记忆等相关联。在“附近”之后，项飙就动荡世界中的跨国流动新现象，提出“深回”概念，即不是回到具体的归属地，而是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经验、场景、思考方式甚至母语的思维和表达中，更深刻地思考世界与自身的联结，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归属。

跨国流动者的“家”在何方？

（《读书》2026年11期新刊）

当世界变得风云莫测，跨国流动者该怎么应对，是回家还是继续远行？当国际关系矛盾激化，“回”也变得空前复杂和艰难：有人有家不能回，有人有家不愿意回，还有人渴望回归又害怕回归。“回，还是不回”这个问题，把地缘政治、现实选择、生命历程、道德考量及情绪波动，都搅在了一起。

究竟什么是“回”？如果我们把回归仅仅看作空间上的一种流动，那么它就不具有任何特殊性。一个人的出发和回家，作为流动过程没有本质区别。然而，回归不只是一个流动行为，而是一种定义。现有通行的定义往往把“回”和“归”联系在一起。回是行动，从A点到B点的流动；归是对人的归属甚至属性（哪里人和什么样的人）的判断。把回和归合在一起，也就是把一个行为问题变成归属问题的体现，它形成一个想象：人总是要回到他们归属的地方，人有义务回到归属的地方，回去的地方就是人们归属的地方，把“回”和“归”做绝对的绑定，则是当下欧美右翼势力所鼓吹的“重返迁移”（Remigration）计划的理论基础之一。而近年来由于世界格局变化而出现的“准流亡”流动，又在实践中挑战了“回”和“归”之间的稳定关系。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回”和“归”的定义。

一、“重返迁移”计划

截至二〇二五年四月，特朗普政府声称已经把十四万人驱逐出境（但其他统计认为实际数字大约为一半）。在欧洲，德国、奥地利、丹麦、法国、捷克和波兰的内政部长在二〇二五年发表联合声明：“要树立对平衡的欧洲移民政策的信心，实行有效的遣返是必要的先决条件。”德国在二〇二五年上半年遣返了一万一千八百多人，明显多于二〇二四年同期（九千五百人）。在日本，人气急剧上升的政治黑马“参政党”模仿特朗普，高呼“日本第一”，强调外国人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危害。

“重返迁移”在本质上不再是移民政策，而是一项种族政策。特朗普在驱赶不符合“美国标准”的外国人的同时，宣称要大量地接纳来自南非的白人，说他们是真正的难民，受到黑人的压迫。在欧洲，右翼鼓吹要靠重返迁移来抵制所谓的“迁移大替换”（great replacement）。“大替换”来自一种恐惧：欧洲之外的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群体，会把欧洲的白人人口给替换掉。德国的重返迁移主张要保护所谓的“生物德国人”（Biodeutscher）。欧洲认同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马丁·塞尔纳（Martin Sellner）著书建议：德国要遣返三百五十万寻求庇护者和难民、三百万至四百万外国人以及二百六十万至四百三十万的德国公民。这些德国公民虽然有德国护照，甚至出生在德国，但是他们在文化上不“归属”于德国，这一建议意味着他们要被取消德国国籍而遣送回原籍。

在二〇二四年德国图林根州的选举中，德国选择党在各地张贴了“夏天、阳光、重返移民”的海报。在德国，“夏天、阳光……”是一个经常出现在流行歌曲、广告和日常用语中的组合，以表达快乐和兴奋。比如，《夏天、阳光、生命》《夏天、阳光、无忧无虑》等歌曲，“夏天、阳光、清爽”的广告。这个看起来语调轻松的口号的背后，是病态的快感：通过对人群进行区分、威胁、打击而得到情绪上的宣泄。他们要以这样的宣泄方式，来重新定义什么是国家、什么是归属、什么是合理的族群关系等。

面对这样的情形，如果流动者也强调文化身份的天然性甚至神圣性，以文化为基础要求别人的认可（比如，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要求别人首先把我看作中国人，如果被误认为是日本人或者印度人，会感到被冒犯），这和宣扬重返迁移的认同主义就可能不经意地走到了一起。少数群体不能以一种身份政治来抵制另一种身份政治。如果流动者把“回”和“归”继续绑定，期待哪天靠回归而彻底摆脱困境，是不明智也不负责任的。这等于把现在的自己放到了一个悬浮的位置上，等待那个一劳永逸式的回归，而当下的存在都在为日后的回归服务。流动者可以考虑“归在当下”，即认为自己属于此时此地，直面当下的矛盾。即便在文化上、心理上、身份上还不属于现在的所在地，也可以在行动上属于当下。

二、“准流亡式”流动

当北美、欧洲、澳大利亚要减少移民数量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人口流动没有减少，反而因为动荡引发了更多的流动。在不少国家，经济停滞、贸易冲突增加、地缘政治摩擦以及国内政治的变化使很多人产生了能走就走的念头。这些流动是一种“退出”，即流动的动力主要是来自流出地的推力，而不是来自目的地的拉力。很多人“先出来再说”，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有人从一个“问题地区”流到另外一个“问题地区”，比如有学者和艺术家因为担心右翼政治从欧洲流到北美，也有学者和艺术家由于同样的原因从北美流到欧洲；有人从泰国流到日本，有人从日本跑到泰国，前途未卜。我们姑且称这些人的流动为“准流亡”。他们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流亡，因为他们没有受到直接迫害，也没有失去返回祖国的权利；但是他们强烈地希望离开，没有回归的意愿，也没有在新的地方定居的计划，所以是“准流亡”。

“准流亡”的兴起是和一系列国际政治事件紧密相关的。在俄罗斯，移出人口数量从二〇一三年的不足二十万增至二〇二〇年的四十八万八千。二〇二二年二月底俄乌战争爆发后，到二〇二二年三月底，就有五万到七万名IT专业人员离开了俄罗斯。土耳其是当下准流亡的另一个主要源发地。二〇一六年土耳其政变之后，在海外寻求庇护的土耳其人在二〇一六到二〇二二年间增长了五倍。其中在德国申请庇护的土耳其人数从一千五百人增长到了一万零七百八十四人。在印度，当莫迪执政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矛盾加剧，少数民族感到不安全，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感到性别关系的恶化，人口外流也明显增加。

准流亡不限于所谓的全球南方。在英国脱欧之后，不少英国人觉得自己成了自己家乡的陌生人，希望离开。在欧洲其他国家，右翼和种族主义的上升、社会的分裂，使得部分国民希望另找一个自己可以归属的家。在二〇一六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不少美国中产阶级心生去意，很多人考虑移居加拿大，也有不少人重启他们从祖辈继承的欧洲国籍（比如因为纳粹离开的德国犹太人可以获得德国国籍）而移居欧洲。二〇二三年我访问纽约的时候，一位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直接参加了中美“乒乓外交”的资深政策咨询者斩钉截铁地和我说：“如果我不是已经快九十岁了，我马上拿行李就走！”准流亡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和价值观，具有高度的精神性。强烈的精神性可以给人带来力量和滋养，但是也会带来情绪和心理上的耗损。回、留、归，在每一刻都是他们艰难的抉择。流动者如何面对？

三、“就事式”回归

著名学者萨义德的一生强烈地体现了流亡的精神性，他区分了“流亡者”和“难民”。难民是一个集体现象，其起因（战争或者灾害）是相对明显的，最后需要政治方案来解决；流亡是个体性的和精神性的，作为一种状态，不一定是可以“解决”的。而准流亡者的处境比典型的流亡者可能更复杂。准流亡者选择离开故土，往往是因为他们对故土非常投入，那里的事情深深伤害到他们，他们无法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搁置那些重大问题，才不得不离开。这样的投入，很难被移情到一个陌生的社会，把新国家当成是全身心的家。在法律程序上，准流亡者一般被当作“经济移民”对待，生计上完全靠自己。所以他们不得不时时在精神上拷问自己：这一切是值得的吗？自己会在生计的压力下放弃流亡而回归吗？既然已经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离开，是不是任何的妥协都是对自己的背叛？

少年时期的爱德华·萨义德（站立者）与其姊妹（来源：wikipedia.org）

人们如何处理这一两难处境呢？我在德国通过和来自各国的准流亡者的有限交谈，看到一种可以姑且称为“就事式”回归的策略：低调的、根据具体事务的需要（比如父母的照料需求或者同学朋友的婚姻大事）做时不时的短期回归。“就事式”回归让他们和祖国保持联系，从祖国和母文化中汲取能量。他们都不断提醒自己：不能断了回去的路。他们在考虑申请政治庇护时，都非常谨慎，因为启动庇护申请会使他们失去返回祖国的权利。与祖国保持联系，使他们能够时刻注意到故土的变化，看到在浓雾下长出的绿芽。如果流动者不跟进这些变化，把母文化“冷冻”，认为总体性变化是唯一的出路，这是一种激进，也是一种放弃，即放弃了对留在故土的芸芸众生的期望。社会的改变和进步，最后还是要靠那些留守的人。

“就事式”回归也可能会使流动者在目前的居住地更加自洽。萨义德就特别指出，流亡者在他国往往陷入两种境地。一种是，他们觉得自己处处和别人不一样，无人可以理解他们，甚至身边都是敌人。另外一种可能是，他们放弃对所在社会的反思，觉得这里一切都好，或者觉得自己寄人篱下而放弃批评。萨义德认为阿多诺是一个流亡者的典范，因为阿多诺代表了“自己培养的非常审慎的主体性，而不是自我陶醉或者怀恨在心的那种自我主体”。作为流亡者，阿多诺完全没有放弃对德国社会危机的分析，同时还把对德国的分析延展到对美国的批判，将德国纳粹的兴起和美国的工业文化联系在一起，扩展了分析视域，提出了新的议题，比如自由经济中“文化产业”和民主体制下“威权人格”的问题等。阿多诺因此达到了“世界公民思想家”的境界，他把整个世界变成了需要批判反思的“他乡”。对于多数人来说，这种境界可能难以企及；大多数人还是需要一个家乡。对他们来说，当有家不能回，能去的地方又不是家的时候，“就事式”回归可能是保持相对扎根又相对超脱的一个具体方法。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海德堡》，Jeremy J.Shapiro摄，1964年4月。作品中马克斯·霍克海默与西奥多·阿多诺在海德堡举行的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会议期间交谈握手，后方还可见于尔根·哈贝马斯。1938年，阿多诺移居美国后，与同属流亡者的霍克海默密切合作，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及极权主义的形成。1944年，二人共同完成《启蒙辩证法》，批判现代启蒙理性如何演变成控制与压迫的工具（来源：wikimedia.org）

事务性回归的目的不是确认自我的认同，而是为了不断地跟进变化、保持具体的关系。在这里，回和归是分开的，流动者也因此有了更大的自由：可以回而不归，可以归（归属到自己认可的地方、场景、制度）而不回（到自己本来的属地），还可以通过不断地“回”来发展出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更深的“归”——“深回”。

四、深回：回到自己和世界联结的深处

二〇二〇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向我表达了他们的归属焦虑：“我究竟属于哪里？应该在哪里安身？”年轻人的问题，并不是要在地图上找一个地方来安家，而是在问：要在自己和世界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要探索这个关系，“回”可以是一个重要的姿态或者方法。之所以称之为姿态和方法，因为它不是一个行动，而是在意识上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经验、场景和思考方式，把这些经验和眼下的困难联系起来，用自己熟悉的、对自己来说是最真实的，从而是自己最能够把握的方式，来理解当下的情况，由此达到主动地把握现实。这个回的具体方式，可以包括回家定居、回访旧地，包括回忆、回顾，也包括回到母语的思维和表达。但它不仅仅是一个流动行为，我称之为“深回”。

在某种意义上，流动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践着深回。当我们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往往要通过回到自己的所知所感，来认知新的情况。二〇二四年，我和我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同事，与德国的非政府组织DaMigra合作，组织了“提醒附近”的摄影展览。DaMigra组织一群女性移民用她们自己的手机相机记录她们在哈勒的“附近”，比如买菜的地方、经常路过的街角、印象深刻的一棵树等等。对于新移民，特别对女性来讲，她们和附近的关系几乎决定了她们和哈勒的关系。她们在认识新的附近的时候，往往是要通过对“过去的附近”的回忆。我们把展览起名为“提醒附近”（Re-mind the Nearby），一方面是指新的附近提醒（remind）了她们过去的附近；另一方面也指，因为对以前的提醒，她们重新关注（re-mind）现在的附近。

刚刚从乌克兰来的亚历克斯·斯特拉克（Alex Struk）提供了两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展示了提醒附近的含义。其中一张照片是市中心教堂上空，飞机在晚霞中划过的痕迹。斯特拉克在配文里写道：

《集市广场上空的飞机》（The aeroplane above the market square），Alex Struk摄，2023年（来源：dienaeheneudenken.eth.mpg.de）

刚到哈勒的时候，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飞机（的声音）。我来自哈尔科夫，那里有一个大型国际机场。我所在的城市距离俄罗斯边境四十公里。俄罗斯飞机在我们头顶飞得很低，噪声很大。这总是意味着更多的破坏和死亡。我的（同样来自乌克兰的）女朋友在（德国）西尔伯赫厄住了一年，她在家里听到莱比锡机场的声音，现在仍然戴着耳塞睡觉。照片里的飞机是民用飞机。这太棒了。

另一张照片是离我们研究所不远的公园喷泉，喷泉旁边有一只孩子的鞋：

《城市公园里乌克兰女孩的鞋子》（The shoes of the Ukrainian girl in the city park），Alex Struk摄，2023年（来源：dienaeheneudenken.eth.mpg.de）

这个女孩正在城市公园的喷泉边玩耍。自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以来，我看到了许多来自乌克兰的没有孩子的小鞋子的照片。每当看到一个孩子在玩耍，我总会想起那些不能玩耍的孩子。这是我融入社会的最大问题：让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城市。这张照片是关于那些再也穿不上鞋的孩子们的。这个女孩正在城市公园里玩耍。我为她感到高兴。

我们把照片放在当地的一个商场展出，商场经理指着教堂上空的照片，连连摇头，“很震撼”。一位参观者告诉我：“照片看上去那么的平常，可一看下面的话，眼泪就出来了。”为什么感动？因为参观者看到，斯特拉克对家乡附近的记忆使她和现在的附近发生了切身的关系。参观者看到她安抚创伤的努力，看到她艰难地触摸陌生的附近的努力。哈勒本地的观看者在非常熟悉的景象里面看到了其他人的生命深处。不同的人受感动的原因可能不一样，但是所有的感动都意味着一种“深”：感动，来自经验和情绪的深处联结。

深回因此帮助我们重新思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人们可能因为眼前的一个事物而回到自己的记忆和经验中，看到过去无意识的内容；因为对于身边此刻的敏感，回到了自己的无意识的深处，看见了自己的新的一层。同时，人们也可能是因为一直在心内涌动某种意识和记忆，眼前的一个景象使之喷涌而出；以前经验的涌动、潜意识中的记忆，把现在身边的事物推到眼前。在这一刻，人们因为自己的记忆而对周边变得敏感——看到蕴藏在周边的悸动，看到其他人可能看不到的内容，从而看到了世界的新一层。这两个方向的提醒往往是相辅相成的，让自我和世界都在意识里变得更丰富。

《小城办公室》（Office in a Small City），爱德华·霍普，1953年。作品中，一名男子独坐在现代办公建筑的大窗前，城市与天空近在眼前，而人物却被建筑结构孤立其中，呈现出现代人身处于城市中却与其遥遥相望的矛盾状态（来源：metmuseum.org）

“附近”的提醒也可能是负面的。流动者把他乡比家乡，往往感觉到不便和挫折，难免自我怀疑：我的决定真的是对的吗？一位来柏林不久的朋友饱受房子漏雨、没有网络信号之苦，他有时候也后悔他的决定，“但是另外一想，来这里不就是想让节奏慢一些，没那些压力，关系简单一点吗？”负面的“附近”提醒是任何附近的题中之意，附近中那些小刺儿一般的不便，让我们去审视自己究竟为什么来这里，这里和那里是什么关系，此刻的自己和现在的这里、现在的那里是什么关系。这些审视是新的主体性呈现的过程。

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的《回归故里》，体现了深回的纠结和力量。通过回访和回忆，埃里蓬意识到自己在年轻时逃离家乡，不仅是在逃避当地社会对他的性取向的控制，也是在逃避他的工人阶级出身。他现在意识到，他是通过否认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通过进入了巴黎的中产阶级圈子，他才获得了为性少数群体的权益斗争的可能。回访和回忆使他更好地看到，他的命运和他的父母的、村里其他人的命运是如何联系在一起。他看到了为什么他父亲——一个带有朴素而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的劳工，最后和很多工人阶级一样，转向了民粹主义甚至带有种族主义的右翼政党。他看到，左派政党失去了代表工人阶级陈说他们的生活状态和诉求的能力，而右翼政党则通过排外、保守主义，让他们有自尊和自己做主的感觉。他问自己：他作为“左倾”的但是又离去了的知识分子，究竟在这个历史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深回引发了这些让人难以回答甚至难以面对的问题。但正是这些“难”，提醒我们和历史、现实的关联，以及我们在这里的责任。

《兰斯——新桥处眺望维勒河》（Reims–Vue de la Vesle au Pont-Neuf），20世纪初。埃里蓬出生并成长于兰斯的工人阶级家庭，埃里蓬在《回归故里》对家庭与阶级出身的重新追溯，正是从返回这座城市开始的（来源：VisitReims.fr）

要深回到自己的经验，要和世界产生切身关联，就离不开对自己的语言的深回。阿伦特对语言的态度，是这种深回的突出代表。阿伦特深切怀念故土，但故土不是德国，而是德语。她对德语诗歌的热爱广为人知，自己不断用德语写诗。一九六四年，汉娜·阿伦特在德国电视台接受了君特·高斯（Günther Gaus）的采访。高斯问阿伦特，对她来说战后的德国还保留着什么？阿伦特说她并不留恋战前的欧洲，但是：

什么还在？语言还在……对我自己来说，那就再简单不过：我用德语背诵大量的德国诗歌；这些诗歌总是以某种方式萦绕在我的脑海深处。我再也无法重新学会（这样的深度关系）。我用德语做的事情，我不允许自己用英语去做。我现在有时也用英语去做，是因为我变得大胆了，但总的来说，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德语是保留下来的有本质意义的东西，也是我始终有意识地要守护的东西。

尽管德语曾成为纳粹的宣传工具，她依然要呵护德语。她几次强调，是德语给了她的生命的“连贯性”，特别是当她在逃离德国的时候。连贯性可以被理解为可以持续的深回。在我看来，阿伦特正是在她语言的深处筑起了自己思想的家，才使她的思想以独特的风格获得了强烈的普世性。我们的汉语，能不能变成阿伦特心中那样的德语？

深回不是沉溺于自我，更不是闭关。深，是指把更多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联结的内容越多、联系的方式越具体，这种联结让人觉得更切身，也就越深。深回，是不断回到历史的深处（各种现象、人物、问题如何在历史上联结）和世界的深处（各种现象在此刻如何联结）。

《自助咖啡馆》（Automat），爱德华·霍普，1927年，描绘了一名女子独自在纽约的自助咖啡馆中喝咖啡，对面的座位空着，窗外则是一片无法辨认的黑暗；作品将现代都市提供的便利、匿名性与个体孤独并置在一起（来源：Des Moines Art Center）

深回为什么会让我们更有能力联结？首先，深回让我们看到人类处境中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如果阿多诺和他的同事们不回到自己在德国的经验，他们可能看不出在美国社会里面的集权性人格、文化产业的问题，也提不出那些普遍的警世之言。这就像井一样，一口井和另外一口井隔得很远，但是在深处彼此是相通的；一口井对另外一口井的井盖的陌生，并不妨碍它对下面水流波动的把握。其次，联结意识往往通过深回才得以强化。当一个东西让你想起自己的童年，这个东西就和你有了深一层的关系；当你和一个人开始说起自己的家庭，那你和他的感情就在深化。这样，深回不仅让你意识到已经存在的联结，而且让你有意愿和能量去发现、创造潜在的联结。就像来自乌克兰的斯特拉克的照片所呈现的那样，在哈勒公园里喷泉边上的孩子的鞋，和乌克兰孩子的鞋，本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她通过自己的记忆，感受到了本来不存在的联结，这个联结其实是她和哈勒的潜在的联结。

面对动荡，我们往往本能地渴望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把乱象隔在外面。但是那可能只会增加我们的无力。更重要的是去直面动荡，看到动荡有它的历史脉络，从而可以解释、处理各种不确定；看到不同的人群在动荡中拉起手行动，也许我们也可以加入其中。深回是要往外走、往前走。深回不能直接把你带到一个具体的归属地，但深回将让我们不断地沉淀、丰富、联结，看到生活的整体性，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归属。所归之处，不在那扇关上了的门的背后，而是在门把上、在门槛上、在联结处。如果有一天，我可以用我的母语，跟随自己最直接真切的感觉，来描述世界上不同人的感受，把不同的经验和想法带到一起，那么，在那一天，我就有了最强大的归属。

（《回与归：亚洲跨国人口流动的国家化》，项飙、杨淑爱、丰田三佳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