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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并非中国读者想象中的美国“基础科学研究堡垒”，这在两位作者去年《读书》文章中，已有充分的表述。比如，它在资助美国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经费就非常有限；而能在这方面投入大笔资助的，却是美国国防部。因此，美国国防部《回顾》项目与NSF围绕基础科学就有了近乎“恩仇录”式的竞争关系。这篇文章，……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读书杂志 ，作者：江晓原、穆蕴秋，原文标题：《《读书》首发 | 江晓原、穆蕴秋：技术还是科学：NSF与美国国防部《回顾》项目恩仇录》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并非中国读者想象中的美国“基础科学研究堡垒”，这在两位作者去年《读书》文章中，已有充分的表述。比如，它在资助美国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经费就非常有限；而能在这方面投入大笔资助的，却是美国国防部。因此，美国国防部《回顾》项目与NSF围绕基础科学就有了近乎“恩仇录”式的竞争关系。这篇文章，对两个对立研究项目的案例选择和方法论做了比较，判断明确，或能引发读者对“基础科学是否必然驱动技术”这一命题的再思考。
技术还是科学：
NSF与美国国防部《回顾》项目恩仇录
（《读书》2026年10期新刊）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成立于一九五〇年，它长期被一些中国学者想象为美国的“基础科学堡垒”（参见江晓原、穆蕴秋《美国“基础科学堡垒”如何从内部沦陷》，本刊二〇二五年第八期）。这个“堡垒”在成立的最初一段时间，也确实全力资助过那些任由科学家个人好奇心所驱使的“基础科学”研究项目，这种项目在那时常被称为“非定向科学”。只不过这个“堡垒”根本无法代表美国科学的主流——NSF第一年得到的拨款只有十五万美元，后来则长期稳定在美国全年国家及私营科技研发总经费的1.5%左右。
在资助“非定向科学”方面，NSF起初倒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远比NSF财大气粗的同路人，这个同路人在今天中国读者的认知中，可能是相当难以想象的——它竟是美国国防部（现在已经被特朗普改名为“战争部”了）。
第一届国家科学委员会（NSF）会议合影，1951年。成立之初的NSF规模很小，而美国联邦基础研究的大量经费实际上掌握在具有特定任务的政府部门手中（来源：nsf.gov）
美国国防部《回顾》项目的由来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国防部居然是美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所研究项目的大金主。那时国防部有个“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Navy Research，ONR），成立于一九四六年，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法定权力签订基础科学研究合同的联邦机构。
美国国防部对基础科学的经费支持，很长时间里一直在全美国处于支配地位。据统计，到一九五四年，在科学研究经费方面，来自国防部的资助，在美国全部联邦机构资助中的占比，都超过50%。
这一时期海军研究办公室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完全不受“海军”这一概念的任何约束，几乎无须考虑资金的地理分布，以及科学在公共利益方面的预期。国防部资助涉及的领域，更是难以置信地宽泛，除了和军事相关的项目，还资助地球物理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基础流体力学、生物医学……各种领域的项目。到一九五〇年，海军研究办公室已经为两百所大学提供了总计达一千两百份的独立研究合同。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美国国防部居然为美国大约一半攻读物理科学博士学位的学生提供了资金，还赞助了许多后续的基础科学研究，从高能物理学到X射线天文学，真的是五花八门。
ONR资助的“天钩”（Project Skyhook）高空气球项目。巨型塑料气球将科学仪器送入平流层，用于宇宙射线等基础研究（来源：onr.navy.mil）
既然在资助“非定向科学”方面，有国防部这样财大气粗的同路人，NSF应该乐见其成才对。在最初一段时间，情况似乎也确实如此。
但是从最基本的理念来说，这个局面肯定不是NSF成立的主要推手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所乐见的。按照布什的理念，国家花在科学方面的钱，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主要用来资助非营利性机构的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NSF所资助的“非定向科学”研究，应该是远离政治、不受“立即产生实际结果”压力影响的，亦即任由科学家个人好奇心所驱使的“基础科学”研究。NSF应该是科学家的一方自由净土，一片宁静绿洲。这样的理念，和“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由国防部主导的状况格格不入。
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二战”期间他主持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工作，战后又通过《科学：无尽的前沿》系统阐述了由联邦政府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构想（来源：si.edu）
对NSF来说，更坏的消息是，上述状况在国防部内部也开始面临挑战了。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三年间，国防部大约花费了一百亿美元用于资助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基础科学研究是三个主要资助方向之一。国防部经常面临政府行政部门和国会议员们的追问：国防部花这些钱真有必要吗？这些资助有什么回报吗？有人提出，要对这些年来国防部资助科学研究的投入效果进行清点和评估，于是美国国防部一九六五年启动了《回顾》项目（Project Hindsight）。
《回顾》项目的惊人结论
《回顾》项目的首席专家是国防部的国防研究与工程部副主任舍温（C.Sherwin），项目主管是搞技术规划出身的陆军上校伊森松（R.Isenson），参与项目的工作人员据说多达百余名，不过完整名单从未公布过。一九六七年六月《回顾》项目在Science（《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项目报告的“精简版”，一九六九年十月发布了项目的终期完整报告。
《回顾》项目想要实现的目标，是用数据衡量国防部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投资回报，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好的研究项目管理办法。
国防部《回顾》项目
项目用数据来支撑结论，并且将这一特点发挥到极致。首先选定了二十种构成美军“二战”后攻防体系的武器，作为研究对象，项目报告中详细开列了这二十种武器：
猎犬空对地导弹、小斗犬空对地导弹、北极星A-1潜射弹道导弹、民兵I型洲际弹道导弹、民兵II型洲际弹道导弹、中士战术弹道导弹、长矛战术弹道导弹、MK-46-0反潜鱼雷、MK-46-1反潜鱼雷、105毫米榴弹炮、野战炮数据计算机、AN/SPS-48雷达、Mark 56水雷、Mark 57水雷、夜视镜、C-141A战略运输机、近地轨道导航卫星、M-61核弹、M-63核弹、XM-409反坦克破甲弹。
1960年，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台上的“民兵I”洲际弹道导弹。民兵I及其后继型号民兵II均被《回顾》项目选作研究对象（来源：nps.gov）
从后续影响来看，《回顾》项目的重点之一是它的方法论——项目通过对选定的二十种武器进行剖析，在每种武器上确定若干个RXD事件（Research or Exploratory Development Events）。“RXD事件”，用通俗的话来说，其实就是在武器系统升级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科学和技术事件。项目总共确定了七百一十个RXD事件，它们又被分成三类：技术事件、应用科学事件、非定向科学事件——“非定向科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基础科学”。项目最后的统计结果，这三类RXD事件的比例竟然是这样的：
技术事件91%，应用科学事件8.7%，非定向科学事件0.3%。
这个结论严重背离了人们通常的认知——认为基础科学作为一切应用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必然占据重要地位。让科学界一些人士感到惊愕和无法接受的是，七百一十个RXD事件中居然99.7%都属于技术和应用科学，仅有0.3%属于基础科学。这等于宣告基础科学——也就是“非定向科学”——几乎是完全无用的。这样说来，国防部多年来对基础科学的资助，干脆就是一个错误。
《回顾》项目的负责人舍温和伊森松上校，也知道项目的这个结论太过惊人，所以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出版的Science杂志上，为项目的结论做了阐述和辩解：
如果武器系统的更迭升级必须由许多创新巧妙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那么这一定是来自有目的的计划，而绝不可能是不相关目标随机努力的结果。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绝大多数事件都是技术或应用科学事件。它告诉我们，孤立的发明或随机的科学事实不太可能刚好适合需求，因此也不可能被利用。
这段话显然与布什关于基础科学的理念背道而驰，因为布什认为“我们的防御需要新的知识，而这种重要的新知识只能通过基础科学研究获得”。所谓“孤立的发明或随机的科学事实”，就是指布什所主张的任由科学家个人好奇心驱使而进行的基础科学研究。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1945）报告中表达的主要观念，就是强调技术进步源于基础科学研究的推动。他认为这样的基础研究对国防也同样是绝对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改进已有的武器，并不断研发新的武器。
《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封面（来源：nsf.gov）
当年联邦参议员基尔戈（H.Kilgore）和布什围绕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点类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哈耶克（F.A.Hayek）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争论，布什主张任由科学家个人好奇心驱使的“自由基础科学”或“非定向科学”研究，可以视为哈耶克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观点在科学领域的映象。
NSF不成功的反击
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来说，《回顾》项目的惊人结论带来的最大威胁，是很容易让人引申出“基础科学无用”的想法。现在同路人不仅要分道扬镳，而且还要对世人说，自己先前走错了路，这就要危及NSF的立身之本了。
《回顾》项目报告发布后，首先在科学界和国家政府层面引起了广泛争议。Science杂志时任主编艾贝尔森（P.Abelson）认为这项研究具有“前所未有的性质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范围”，资深科学记者格林伯格（D.S.Greenberg）认为，这份报告可能会带来“相当可怕的影响”，他预言，《回顾》项目不太可能得到那些“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科学可以自由追随科学家的好奇心时就能获得最好的回报”的科学政治家——几乎可以认为他指的就是布什——的支持。
NSF明显感觉到了威胁的临近，它迅速行动起来。在《回顾》项目发布中期报告的当年（一九六七），NSF即连续定向资助两个研究机构——伊利诺斯技术研究所（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esearch）和巴特尔·哥伦布实验室（Battelle Columbus Laboratories），实施两个试图反驳《回顾》的项目。
芝加哥的伊利诺斯技术研究所。1967年NSF委托该机构研究科学研究与重大技术创新之间的历史联系，次年形成TRACES报告（来源：ntrl.ntis.gov）
NSF迅速采取行动，还有另一个原因。上一年“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对NSF立法章程有管辖权）主席达达里奥（E.Daddario）发起了一项针对NSF的改革议案，议案要求在NSF职能中添加有关“应用研究”的内容（翌年该法案90-407号公法通过表决成为法律），一些科学人士将该法案视为危险信号，认为会影响NSF未来在基础科学发展中扮演的传统角色，此时《回顾》项目的结论无异雪上加霜。NSF希望通过它资助的上述两个项目，扭转这种局面。
一九六八年，伊利诺斯技术研究所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NSF的委托项目《追溯技术和科学中的关键事件》（Technology in Retrospect and Critical Events in Science，简称TRACES，合同价格十六点七万美元），而且抢在国防部《回顾》项目结项报告最终版出来之前发布结果。TRACES挑选五项“具有社会和经济意义”的重要创新结果作为研究对象：避孕药、电子显微镜、录像机、磁性铁氧体（用于计算机存储器和类似应用的材料）和基质分离（一种改变某些化学加工工业的技术）。研究采用的方法与《回顾》项目基本相似——主要区别在于向前追溯“事件”的时间延伸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项目的三百四十一个“关键事件”被分为三种类型：开发和应用、任务导向研究、非任务研究。TRACES最终结论显示，三类“关键事件”的比例如下：开发和应用10%，任务导向研究20%，非任务研究70%。
Ampex VRX-1000录像机，TRACES选择的五项技术创新之一（来源：ntrl.ntis.gov）
一九七三年，巴特尔·哥伦布研究所发布NSF委托的项目结项报告：《科学与技术在创新过程中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Innovative Process，耗资二十五万美元）。该项目总共研究八个案例，其中三个来自TRACES：口服避孕药、磁性铁氧体、录像机，另有五个新案例：心脏起搏器、绿色革命（杂交小麦、杂交玉米、杂交稻谷）、电子摄影、投入产出经济分析、有机磷杀虫剂。项目仍然沿用“关键事件”的研究方法，通过分组整理八个案例共得五百三十三个“关键事件”，项目研究获得的比例如下：开发和应用26%，任务导向研究38%，非任务研究34%，非技术事件3%（各项相加超过百分之百是因有事件性质重合）。
NSF自主的TRACES项目，用以反驳国防部《回顾》项目
巴特尔·哥伦布研究所的上述项目，被定位为伊利诺斯技术研究所项目的后续，但是它的结论中有这样的话：“如果要提出建议来促进创新，那就是找到——如果可以的话——技术企业家。”这个意见已经明显从伊利诺斯技术研究所项目的结论后退，反而向国防部《回顾》项目的结论靠拢了。
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巴特尔纪念研究所。NSF后来委托巴特尔·哥伦布实验室进一步研究科学与技术在创新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其报告于1973年发表（来源：digital-collections.columbuslibrary.org）
与《回顾》项目引发的批评和热烈争议不同，对于NSF资助的上述两个明显要和《回顾》项目唱反调的项目，媒体似乎不约而同采取了“冷处理”方式。典型如Science杂志，与热切关注《回顾》项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对NSF资助的两个项目，只分别刊登了介绍文章，就算交代过去了。
如果说《回顾》项目的结论，严重冒犯了那些对基础科学抱有朴素真挚感情的科学界人士，那么NSF资助的两个项目，结论和《回顾》完全不同，却也未能获得科学界人士的普遍支持，这背后的原因，还是耐人寻味的。
NSF如果想有效驳斥《回顾》项目，最有说服力的做法，应该是将《回顾》项目所选定的二十种武器重新研究一遍，并且得出“非定向科学事件”的占比很大的结论——比如说占30%，而不是《回顾》项目的0.3%。不过它显然没有能力让国防部同意它这么做。而另外选择一些民用设备，无论做出什么结论，都无法否定《回顾》项目本身，至多只能从媒体舆论上对冲《回顾》项目的一部分影响而已。
总体判断，《回顾》项目案例选择较NSF资助的那两个项目更为合理，而批评者集中指出的“事件”范围和研究方法存在的局限，其实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释，所以《回顾》项目显然要优于NSF资助的那两个项目。这一判断也可从《回顾》项目在美国本土之外的欧洲国家引发响应获得间接支持——如果它的方法论和具体结论真的一无是处，就不会引起欧洲国家科技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和重视了。
历史究竟支持了谁呢？
平心而论，《回顾》项目并未从理论上敲响基础科学（非定向科学）的丧钟，它只是用具体数据证明：在所选二十种武器装备的研发改进过程中，基础科学几乎没有起作用。这本来只是一个非常有限的结论，但是许多人却从中嗅出了它对基础科学——准确地说是布什所推崇的那种任由科学家个人好奇心驱使的科学研究——颇为危险的气息。
有人会争辩说，二十种武器中，哪一种没有用到万有引力理论？万有引力不是基础科学吗？怎么能说这些武器研发中基础科学没有起到作用？这种看似“雄辩”的论点，其实是因为混淆了“可以解释”和“作为基础”这两者的差别。万有引力“可以解释”这些武器作用的原理或机制，并不等于这些武器的研发是以万有引力“作为基础”的——例如，早在牛顿出生之前，管状火器已经在世界上出现好几百年了，那些火器显然不可能以万有引力“作为基础”研发出来，尽管我们今天用万有引力“可以解释”它们。
许多人想当然地将“基础科学是技术进步的基础”这种观念，想象成天经地义、不证自明的事情，其实这种观念纯粹只是出于思辨，并没有具体数据的证明。也许他们觉得这就好比我们不需要用数据来证明“人不吃饭会饿死”这样的常识，人类也不用等到这个常识获得数据证明之后才开始吃饭。如果沿用这个比喻，那么《回顾》项目就是用数据证明了“人不吃饭也未必会死”——根据今天的科学条件，这个结论当然也能成立。事实上，《回顾》项目既引发了美国国内外的一些同类研究项目，更对美国此后的科技政策走向，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历史影响。
据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七日Science杂志报道，在《回顾》项目发布结项报告后一个月，英国科学政策委员会就成立了研究工作组，由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翰逊（H.Johnson）担任主席，研究工作小组委托曼彻斯特大学、兰开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以及英国科技部和英国原子能管理局的项目分析部门，对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进行研究。研究工作组先前已出版了名为《尝试量化科学研究经济效益》（An Attempt To Quantify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的二十五页的小册子，被称为“招股说明书”。他们提出的基本策略，是通过计算，如果重要的发现被加速或推迟，对贴现净利润的影响，以此来评估基础研究的商业回报。这项研究被认为是受了《回顾》项目的启发。
二〇〇四年，美国国防部又启动了一个《重访回顾》项目（Project Hindsight Revisited），选择了四种陆军武器作为研究对象：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阿帕奇直升机、毒刺防空导弹和标枪反坦克导弹。项目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回顾》基本一致——通过分析四种武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技术事件”，确定创新的来源。项目报告的最终结论认为：在那些因素促进国防科技的发展和成功利用这一根本问题上，项目研究结果基本上和《回顾》一致。看来当年的《回顾》项目还是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影响。
成立NSF的初心与国防部《回顾》项目的结论，最终成了一对冤家。它们之间，究竟是谁赢了呢？从世俗的成败标准来看，似乎是《回顾》项目赢了。
二〇二五年，特朗普下令削减NSF年度经费的55%、裁撤一半工作人员，命令停止所有基金资助项目拨款（包括新批准的和已有的项目），逼得NSF主任潘查坦（S.Panchanathan）辞了职，后来甚至连NSF的办公楼也收走了。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特朗普的“总统人事办公室”又向“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全体成员发出了邮件，宣布他们的职位“立即终止”。这个“国家科学委员会”相当于NSF的元老院，可以视为NSF的最高决策机构，竟被特朗普一纸命令，轻易废除了。
NSF至少最初曾经承载过范内瓦·布什关于“自由基础科学”（非定向科学）的理念，但这个理念并未成为大多数美国人的愿景，从未成为美国的国策，因此也可以说，它从未得到过实践的检验。现在看来，它在美国是很难有机会得到实践检验了。
*文中未注明来源者均由作者提供
